上帝的仆人与共产党的特工：双重身份的董健吾如何改写中国历史？

1936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一栋西式住宅内，一位身着牧师服的中年男子正对着镜子仔细整理领结。

他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寒冷，而是那本即将随他北上的《圣经》内页间，藏着用特殊药水密写的关系中国命运的绝密信息。

镜中的他温文尔雅，任谁看去都是一位虔诚的神职人员。然而，在十字架与牧师袍的掩护下，他即将踏上一段足以改变中国政局的旅程。

他，就是董健吾——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特工，一个在历史教科书中几乎被遗忘，却在关键时刻架起国共桥梁的关键人物。

董健吾

• 上帝与革命之间的双重人生

董健吾的出身堪称奇特。

1891年，他生于上海青浦一个富裕的基督教世家。前清时，外国牧师到青浦传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响，也先后入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

董健吾少年时代便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

在校期间，他表现优异，深得校长卜舫济赏识，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牧师。

然而，在庄严的牧师袍下，跳动着的是一颗忧国忧民的心。

董健吾精通教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拉丁语，在圣彼德堂布道时，很受教友们的敬爱。后被他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中共党员）请到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部队布道。

冯玉祥

到冯部后，冯玉祥巧定董健吾担任自己的秘书，不久又升为秘书处主任，同时还教冯夫人及孩子学习英语。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在冯玉祥部工作的共产党员颇多，担任冯玉祥部队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刘伯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健吾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选择——经浦化人、刘仲华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他的特工生涯。

他的教会背景和流利英语，使他成为潜伏在上海的绝佳人选。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的安排下，董健吾在上海创办了大同幼稚园，以慈善为名，暗中收养照顾革命者的子女。

这其中，就包括澎湃的儿子、恽代英的女儿、蔡和森的儿子、李立三的女儿等，1931年春节前后，毛泽东的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也被送进了园。

陈赓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一位温文尔雅的牧师，每天在教堂主持礼拜，为信徒解答灵魂的困惑；转身回到幼稚园，却要处理党的机密事务，照顾那些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的革命后代。

这种双重生活需要何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坚定的信仰支撑？

• 幼稚园秘密使命：北上传递绝密信息

1935年，中国政局风云变幻。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长征，到达陕北时已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中共中央深感必须调整策略，考虑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如何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建立联系？

经过长征的红军与党中央失去了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更不用说与国民党高层的沟通渠道了。

关键时刻，董健吾的独特优势显现出来。他与宋子文的同学关系，以及他在上海宗教界和上流社会中的地位，使他成为执行这一绝密任务的不二人选。

1936年1月，宋庆龄找到董健吾，交给他一封密信和一大包云南白药，委托他前往陕北，亲手交给中共中央领导人。这些物资和信件表面上是以“慰问红军伤兵”为名，实则肩负着探索国共再度合作可能性的重大使命。

宋庆龄

这是一次危机四伏的旅程。董健吾以“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身份为掩护，踏上了前往陕北的险途。

那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密信，被他用药水密写在一本《圣经》的内页之间，而那一大包云南白药，则是明面上最好的掩护每一次过关卡，国民党宪兵翻查他的行李时，他都面色如常地与人讨论西北经济，手心却已捏满冷汗。

信仰与使命在这时形成了奇特的张力——他手持《圣经》，心中默念祷词，而祷词的内容已从上帝的教诲变成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 历史性会面：与张学良的意外交集

当董健吾抵达西安时，正值寒冬，通往陕北的道路被大雪封锁。他不得不在西安滞留四十多天，等待天气好转。

这段时间里，他巧妙地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周旋，甚至通过关系见到了张学良本人。

张学良

历史在这里展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董健吾在张学良的公馆里，意外发现张收藏了大量明代瓷器。对古董颇有研究的董健吾与张学良相谈甚欢，从瓷器鉴赏聊到时局政治。

“董先生对青花瓷的见解独到，想不到财政部还有如此人才。”

张学良颇为欣赏地说。

董健吾从容应答：“在下平日喜好研究古物，深知珍品难得。就如当下时局，寻救国之道，亦如觅传世珍品，需慧眼与耐心。”

这次会面意外地为后来张学良与中共的接触埋下了伏笔。

在看似随意的古董鉴赏背后，是两个敏锐的政治头脑在互相试探、评估。

董健吾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和镇定，不仅没有暴露身份，反而赢得了张学良的尊重和帮助。

2月底，冰雪初融，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董健吾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

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林伯渠等。随后，正在前线指挥东征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得知了这一重要消息。

董健吾带来的信息，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新政策的重要参考。

他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笔信返回上海，为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后的首次正式接触铺平了道路。

这一秘密通道的建立，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 温情守护：毛泽东骨肉的“代理父亲”

在完成历史性的密使任务前后，董健吾还承担着另一项绝密使命——照顾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由亲友秘密带到上海，安置在大同幼稚园。

1932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为了保护革命者的后代，党组织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但董健吾仍负责抚养岸英、岸青两兄弟（岸龙于1931年夭折）。

岸英和岸青

在那个白色恐怖弥漫的年代，收养“共匪头子”的儿子，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但董健吾没有犹豫，他将这两个孩子视如己出，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们。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夜晚，董健吾在书房处理完“工作”——可能是译写密电，或是准备下一次情报传递——后来到孩子们床前，为毛岸英和毛岸青盖好被子。

这一刻，革命者的坚定与父性的温柔在这位“牧师特工”身上得到了统一。

1936年，通过早年与张学良建立的关系，董健吾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前往法国，后转赴苏联学习。

临行前，他变卖了妻子的首饰，为两个孩子筹备路费。

这一幕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展现了这位红色特工温情的一面。

当毛岸英、毛岸青登上远洋轮船的那一刻，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位慈祥的“董爸爸”不仅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也为中国革命保护了宝贵的血脉。

• 历史转折点的隐形推手

董健吾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他还曾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前往陕北，促成了《西行漫记》的诞生，让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貌。

他还参与营救过多位被捕的共产党人，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营救行动。

然而，由于隐蔽工作的特殊性，董健吾的功绩长期不为人知。即使在建国后，他也曾因历史复杂而受到不公正对待。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的贡献才逐渐被承认。

1960年，董健吾见到周恩来时，周总理动情地说：“我们后来派去延安的许多人，走的都是你开辟的路。”

• 忠诚的启示：无名英雄的历史回响

1970年，董健吾在上海病逝，追悼会简单而朴素。

许多人至此方知，这位邻家老人，曾有过那样波澜壮阔的过往。历史记住了台前的宣言与枪声，也记住了幕后的信仰与沉默。

董健吾的一生，仿佛是他那件牧师袍的双面：一面朝向光明，传播上帝的福音；一面隐于黑暗，践行革命的理想。

他从未领军打仗，却打通了最关键的秘密通道；他从未站在舞台中央，却成为了连接历史断点的“隐形枢纽”。

在今天，当我们漫步于上海梧桐树下，那些看似寻常的老房子里，或许就曾隐藏着无数个如董健吾般，为了信念而将一生置于“两个世界”的孤勇者。

他们的名字或许湮没于历史，但他们所代表的忠诚、智慧与在至暗时刻的担当，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成为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种。

董健吾的故事告诉我们：

真正的历史不仅是由那些闪耀的明星书写的，更是由无数在暗夜中持火前行的人共同创造的——他们或许不为人知，但他们的光，却照亮了一个时代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