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你还有脸回来干什么！”儿子李涛双眼通红，指着门口的女人嘶吼。
“妈……”女儿晓芳泪流满面，声音颤抖，“二十年了，你为什么……”
我死死地盯着她，那个让我恨了二十年的女人。
她苍老了许多，但那张脸，化成灰我都认得。
面对我们的质问，她脸上没有丝毫愧疚，反而露出了一抹冰冷的笑。
01
二零一八年，秋。
我儿子李涛大婚，在市里最好的酒店，宴开百席。
我叫李卫国，一辈子没这么风光过。我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胸口别着“主婚人”的红花，满面红光地站在门口迎客。
“老李，恭喜恭喜啊！儿子真是一表人才！”
“李总，您这下可放心了，双喜临门啊！”
亲戚、朋友、生意上的伙伴，一张张笑脸在我面前晃悠，一句句恭维话往我耳朵里灌。我笑着，拱手，递烟，像一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二十年了，从一个下岗工人，到今天被人喊一声“李总”，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我自己知道。
今天，看着儿子成家立业，我感觉这二十年的汗水，总算没有白流。
宴会开始了，我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
“谢谢大家来喝我儿子的喜酒，我李卫过没啥文化，嘴笨，都在酒里了，我干了，大家随意！”
一杯杯火辣的白酒下肚，我感觉自己有点飘。酒席的热闹，众人的笑语，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就在我敬到角落里一桌，转身准备去下一桌的时候，眼角的余光，忽然瞥到了宴会厅尽头一个不起眼的大门旁，站着一个身影。
那是一个女人，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旧外套，身形有些佝偻，正侧着脸往我们这边看。
灯光昏暗，我看不清她的脸。
但那个侧影，那个站姿，像一道闪电，猛地劈中了我的心脏。
是她？
张兰？
我的酒意瞬间醒了一半。心脏“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几乎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拨开面前的人群，踉踉跄跄地朝那个方向冲过去。
“老李，你干嘛去？”
“李总，酒还没喝呢！”
我什么都听不见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抓住她，问个清楚！
等我挤出人群，冲到那个门口，那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冰冷的墙壁和半开的门。
我追了出去，走廊里安安静静，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靠在墙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是幻觉吗？
我摇了摇头，自嘲地笑了笑。肯定是喝多了，眼花了。
她怎么可能回来？又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二十年了，她早就该死在外面了。
我扶着墙，慢慢走回宴会厅，重新端起酒杯，将那份突如其来的恍惚，连同一杯辛辣的白酒，一饮而尽。
酒很烈，烧得我喉咙发疼，眼眶发酸。
02
一九九八年，夏天。
那年的天，格外的热，人心，比天还燥。
我在钢厂干了快二十年，从一个毛头小子，干到了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标兵，手上的那把钳子，玩得比绣花针还溜。厂长开大会的时候，总拿我当榜样。
所有人都说，就算厂里的人都走光了，我李卫国也是最后一个。
我也这么觉得。
但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天下午，车间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让我签个字。
那是一张薄薄的，印着油墨香的纸。
上面写着“下岗待业通知单”。
我捏着那张纸，感觉有千斤重。我看着车间主任那张躲闪的脸，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天，就这么塌了。
那年我三十五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当打的年纪。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张兰是钢厂子弟小学的民办老师，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百十来块钱，勉强够她自己花。
儿子李涛十六岁，在市里最好的高中读书，正是叛逆又花钱的时候。
女儿晓芳十岁，乖巧懂事，但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我一个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现在，这根柱子，断了。
我拿着那张纸回到家，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谁也不说话。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爸，没事，铁饭碗没了，咱们自己造金饭碗！”还是儿子李涛先开了口，他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我看着他，心里又酸又暖。
我不能倒下。
为了这个家，为了老婆孩子，我得活下去。
我放下了做了二十年技术工人的所有脸面和尊严。
托关系，借钱，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
从此，钢厂的技术标兵李卫国，变成了蹬三轮车的李师傅。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蹬着车去火车站、菜市场抢活儿。
夏天，太阳像个火球，把柏油马路都晒化了。我光着膀子，后背被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流到嘴里，又咸又涩。蹬上一个大坡，感觉肺都要炸了。
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穿着所有能穿的衣服，还是冻得手脚发麻。有时候为了等一个活儿，能在风里站上几个小时，回来膝盖都疼得打不了弯。
可我不敢停。
我一停下来，我的一家老小，就得饿肚子。
张兰看着我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手上全是新添的伤口和老茧，总是偷偷地抹眼泪。
“卫国，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别的活儿干吧，不能让你一个人这么辛苦。”
“你安安分分教你的书，照顾好孩子就行了，男人的事，你别管。”我把一天的血汗钱，那些被汗水浸得发软的一块、五块的票子，数出来交给她。
日子虽然苦，但看着孩子们有学上，家里有饭吃，我心里是踏实的。
我以为，只要我肯吃苦，这道坎总能迈过去。
可老天爷，好像偏要跟我过不去。
就在我蹬三轮车的第三个月，更大的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外面拉货，张兰哭着跑来找我。
“卫国，不好了，涛涛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车把都没扶稳，差点摔倒。
我们赶到医院，儿子李涛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班主任说，下午上体育课，他跑着跑着，突然就晕倒了。
医生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表情很严肃。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化验单上，写着一个我这辈子都看不懂，却让我浑身冰冷的词。
急性白血病。
医生说，必须马上进行化疗，然后尽快找到匹配的骨髓进行移植。
“医生，那……那得多少钱？”我颤抖着问。
医生看了我们一眼，叹了口气：“做好准备吧，化疗加上骨髓移植，最少也要十几万。”
十几万。
在一九九八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刚刚下岗，靠蹬三轮车糊口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
我感觉我的天，又塌了一次。
03
为了给儿子凑救命钱，我像疯了一样。
我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电视机，缝纫机，还有我那套宝贝了半辈子的进口工具。
我挨家挨户地去求那些曾经的工友，亲戚。
我把头磕在冰冷的地板上，把一个男人的尊严，踩得粉碎。
“求求你，借我点钱吧，救救我儿子！”
可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容易。大家能拿出个百八十块的，已经是天大的人情了。
东拼西凑，连同厂里发的那点可怜的安置费，总共才凑了不到三万块钱。
离十几万的手术费，还差得太远太远。
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了一个人。
王建国。
他原来是钢厂的副厂长，管人事的。这次下岗，就是他一手操办的。听说他在改革里捞了不少好处，现在已经自己开了公司，成了大老板。
我带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了他家门口。
那是一个高档小区，门口有保安站岗。
我被拦在了外面。
我不管不顾，冲着里面大喊：“王厂长！王建国！我是李卫国啊！我求求你，见我一面！”
喊了半天，王建国终于从别墅里走了出来。他穿着丝绸的睡衣，手里端着一杯热茶，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像看一条狗。
我“噗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王厂长，我给你磕头了！求你借我点钱，我儿子得了白血病，等钱救命啊！我给你当牛做马，下辈子还你！”
王建国皱了皱眉，往后退了一步，好像怕我弄脏了他的地毯。
他冷笑一声：“李卫国，你以为现在还是在厂里？你给我当牛做马？你配吗？现在求我了，当初在厂里搞技术革新的时候，那股牛气冲天的劲儿呢？”
说完，他冲保安挥了挥手：“把他给我赶出去，别让他在这儿碍眼。”
两个保安像拖死狗一样，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扔到了马路边上。
我趴在冰冷的地上，看着那扇紧闭的豪华大门，心，彻底死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我拉着空荡荡的三轮车，像个游魂一样在街上晃荡。
直到深夜，我才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回到我们那个破旧的家属院。
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漆漆的。
我摸索着掏出钥匙，打开家门。
屋里没有开灯。
我以为张兰和晓芳已经睡了，就没开灯，怕吵醒她们。
我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想去厨房倒口水喝。
可我刚走两步，就感觉脚下好像踢到了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惊，赶紧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下去。
灯亮了。
眼前的一幕，让我瞬间血液凝固。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衣柜的门大开着，衣服被扔了一地。
床上的被子也被掀开了。
我放在床头柜那个上了锁的木头箱子，锁被砸开了，空荡荡地躺在地上。
那个箱子里，放着我们东拼西凑，准备给儿子救命的三万块钱，还有厂里发的所有安置费。
“张兰？晓芳？”我慌了，大声地喊着。
我冲进女儿的房间，晓芳正抱着被子，缩在墙角里，吓得瑟瑟发抖。
“晓芳，怎么了？妈呢？妈去哪了？”我抱着她，急切地问。
晓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指着门口，断断续续地说：“妈……妈走了……她拿了箱子里的钱……她说……她再也不回来了……”
我感觉一个炸雷在我的头顶响起。
我不相信。
张兰怎么会走？她怎么会拿走儿子的救命钱？
就在这时，住在对门的邻居大婶闻声跑了过来，她看着屋里的一片狼藉，又看了看我，一脸同情又带着点鄙夷的表情。
“卫国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她叹了口气，“下午我看见张兰提着个大包，上了一辆小轿车。开车的是个男的，看着挺有钱的。我还问她去哪，她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张兰卷钱跟人跑了”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家属院。
我李卫国，在一天之内，同时承受了儿子命悬一线和妻子背叛的双重打击。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一个被老婆卷走救命钱，戴了绿帽子的窝囊废。
04
时间，一晃就是二十年。
二零一八年，儿子婚礼的当晚。
送走了所有的宾客，酒店里终于安静下来。
我拖着又兴奋又疲惫的身体，和儿子儿媳，还有女儿晓芳一起回到家。
家里还是那个老房子，我后来挣了钱，想换个大点的，可孩子们都不同意，说这里有他们的回忆。
我知道，他们是怕我触景生情。
新婚的儿媳妇很懂事，忙着给我们倒水。
女儿晓芳在帮着收拾我们从酒店带回来的东西。
儿子李涛坐在我身边，给我捶着背，他喝了不少酒，脸红扑扑的。
“爸，今天高兴吧？看你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点点头，看着眼前的一双儿女，心里暖洋洋的。
儿子李涛的病，后来终于是治好了。那段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再回忆。我只知道，我差点把命都搭进去。
现在，儿子健康长大了，还娶了媳生。女儿也已经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开了个不大不小的机械加工厂，日子也算过得去了。
一切，都好像是苦尽甘来。
就在这时，“咚咚咚”，一阵敲门声突然响起。
这么晚了，会是谁？
“估计是哪个叔叔喝多了，东西落酒店了。”李涛说着就要去开门。
“你坐着，我去。”我摆摆手，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以为是哪个喝醉了的亲戚，心里还在盘算着该怎么把他送回去。
我拉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了风霜的痕迹。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看着她，在看清她脸的一瞬间，整个人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
门口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消失了二十年，让我恨了二十年，以为早已经死在外面的女人。
张兰。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
“谁啊，爸？”屋里的李涛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
当他看到门口的张兰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愤怒。
“你！你还回来干什么！”李涛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冲到门口，指着张兰的鼻子嘶吼。
他的吼声惊动了屋里的所有人。
女儿晓芳和儿媳妇都跑了出来。
当晓芳看到张兰时，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李涛的眼睛红得吓人，“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拿着我的救命钱跑了！现在看我们家日子好了，你想回来摘桃子？我告诉你，没门！你给我滚！”
他激动地要去推张兰。
“哥！”晓芳哭着拉住了他。
她转向张兰，泪流满面地质问：“妈，二十年，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有！你知道爸爸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知道哥哥差点就没命了吗？！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我一言不发。
我只是死死地盯着张兰，盯着这个我曾经爱过，后来又恨之入骨的女人。
我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地嵌进了肉里。
我感觉我的身体里有一座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将眼前的一切都烧成灰烬。
二十年的恨，二十年的痛，二十年的屈辱，在这一刻，全部涌上了心头。
05
面对儿子和女儿声嘶力竭的控诉，张兰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愧疚或者悲伤。
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由那些伤人的话语像刀子一样扎在她身上。
她的目光越过激动的李涛和哭泣的晓芳，落在了我的身上。
然后，她笑了。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的，带着一丝嘲讽和绝望的笑容。
她张开干裂的嘴唇，似乎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猛地划破了小区的宁静。
几秒钟后，几束刺眼的手电筒光晃了进来，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冲上了楼梯，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我们所有人都愣住了。
警察怎么会来？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警察是来抓张兰的。
毕竟，“卷款潜逃”这件事，是当年人尽皆知的事实。
李涛反应最快，他立刻指着张兰，冲为首的一名警察大声喊道：“警察同志，你们来得正好！就是她！她叫张兰，是个人贩子……不是，是个骗子！她二十年前卷走了我家的救命钱，现在又跑回来了！你们快把她抓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会上演一出大快人心的抓捕。
然而，为首的那名中年警官，只是淡淡地瞥了张兰一眼，便打断了李涛的话。
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锐利地扫过我们每一个人，最后，定格在了我的身上。
他从腰间，拿出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他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我彻底懵了。
他要干什么？
“李卫国？”他开口，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他当着我所有家人的面，将那副手铐，举到了我的面前。
“什么？！”我儿子李涛第一个尖叫起来，脸上的愤怒瞬间被惊恐和不解所取代，“警察同志，你们干什么！你们抓我爸干什么？！你们搞错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