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黄冈，成功将“营商环境”升级了“营商火葬场”！

（重获自由的曾元华。图片来源：网易号《法治边角料》）

在一个缺乏独立司法力量制衡的地方，你的“招商英雄”身份，不过是权贵利益链条上的一块“肥肉”。当他们想吃你的时候，总能找到一把“法律”的刀。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一个港商，一个响应“返乡投资”号召，一个为革命老区引进世界五百强沃尔玛，创造了上千就业岗位和上亿税收的“招商引资明星”。他的人生，本该是地方政府宣传册上最醒目的成功案例。

结果呢？

他被地方司法体系“连续追杀”，历经884天超长羁押，最终获判一年有期徒刑——罪名是“扰乱法庭秩序罪”。至于此前公诉机关指控的“挪用资金”、“虚假诉讼”、“诬告陷害”三项重罪，被一审法院大手一挥，“均不成立”。

这剧情，魔幻得让人冷汗直冒。

（关联报道）

在黄冈的土地上，你引进沃尔玛是功，交税过亿是德，可到头来，你发现你做的所有正经生意，都抵不过一个“得罪人”的副作用。

曾元华的港商身份和“扰乱法庭秩序”的判决，像两块刻在黄冈司法史上的黑色幽默碑文：你为我们做了天大的好事，我们最后也总能找到一个由头把你关进去——哪怕只是因为你脾气不好。

重获自由的曾元华本想“息诉服判”，说白了就是“认栽了，别再搞我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受害者心态，经历了两年半的“蒙冤受屈”之后，能爬出那个深渊已是万幸，谁还有兴趣在泥沼里继续滚？然而，地方司法机关，显然对这种“见好就收”毫无兴趣。

1、一个“不成立”的判决，

为何能引来检察院的“抗诉”和法院的“命令”？

蕲春县法院一审判决，无疑是案件中的一道微光。它“打掉”了检察院三项关键指控，认定核心的“挪用资金”事实不清，证据矛盾。这个判决有多可贵？用曾元华的话来说，是“显得尤为可贵”。

“可贵”二字，用得辛辣且到位。它透露的潜台词是：在一个本该公正的司法体系里，一个依法裁判的判决，竟然成了需要被珍惜的稀有物。

可这微光很快就被遮蔽了。

首先是检察院的抗诉，将案件重新投入漩涡。这可以理解，毕竟公诉方被“打脸”了。但随后的发展，就让人觉得这剧本是往《官场现形记》上靠了。

黄冈中院审判监督庭，一个本职工作是审查“已生效判决的申诉”的部门，突然对“尚未终审的二审案件”发出了“必须改判有罪”的“命令”。理由是：“湖北省高院已驳回挪用资金罪申诉”。

这是何等的荒诞与豪横！

一个尚未盖章定论的二审案件，居然被“未审先判”。审判监督庭直接插手二审合议庭，这哪里是“监督”，这分明是“遥控指挥”。

他们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审判独立，但我们例外”。《人民法院组织法》在黄冈中院的审判监督庭面前，变成了一张随时可以撕毁的废纸。

他们的逻辑更是妙不可言：

因为高院驳回了一个“旧案”申诉，所以这个“新案”也必须改判有罪。新证据、一审法院的明确认定、“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在“上级意见”面前，都得立正、站好、让路。

这已经不是司法，这分明是体制内的“路径依赖”。

一旦某个结论被高院批示过，哪怕基于的事实基础已经烂透了，也要坚持到底，直到它彻底腐烂发臭。审判监督庭扮演的，不是法律守护者，而是地方既有结论的“擦屁股专业户”。

他们不是在维护法律，而是在维护“面子”，维护“上级”的“权威”，哪怕是以践踏“法治”为代价。

2、一套精心设计的“共犯失踪术”

案件的另一个核心荒诞点，在于对“共犯”的系统性遗漏。如果曾元华真的构成了“挪用资金罪”，那么那些亲手操作转账、合计转出2800多万元资金的出纳们，理应是“共同犯罪人”。

结果呢？安然无恙，全身而退。

为什么？曾元华的推测很直接：

“或许是他们在关键环节‘帮助’了指控曾元华。”

这简直就是一出黑色喜剧。三个经手超过两千万巨款的出纳，在法庭上被巧妙地定位成了“工具人”，是“曾元华安排的财务人员”。但正是这些“工具人”的证言，却充满了“前后矛盾”与“反复横跳”。

一会儿说“只听曾元华指令”，一会儿又被其他证人推翻，说“必须双重审批”。一会儿录音承认“付款必须两个人同意”，一会儿在公安补侦时又“否认认识李胜华”。

更离谱的是，张雅丽的供述在2019年、2022年、2025年“反复横跳”，但2018年的微信记录，却清清楚楚地显示她定期向李胜华请款、汇报账存。

面对这种逻辑漏洞百出的证言，办案机关的选择是：“整体回避”。他们只引用指向曾元华“有罪”的部分，而对相互冲突的证言、对显示“双重审批”的证据、对李胜华亲自批复资金的微信记录，视若无睹。

这种“定向收集证据”的目标只有一个：

将曾元华钉死在耻辱柱上。

那三位出纳，摇身一变成了“污点证人”——甚至连“污点”都不算，他们是“被保护的证人”，用不追究的“赦免状”，换取对港商的“致命一击”。

在“虚假诉讼”的指控中，这种“共犯失踪术”被再次使用。制造虚假数据、虚增电费的直接执行人，没有被追究；“安排诉讼”的曾元华，反而成了唯一的罪人。

“公信力”这三个字，在这种刻意的不公面前，像冰雪一样消融。一个司法体系，如果只追究“安排者”，而放过“执行者”，那它的审判，永远都不可能还原真相，只会是“权力的定制品”。

3、“大家都是红安人，你配合一点”

港商的连环厄运，追根溯源，只因得罪了“红安人”李胜华家族。

曾元华举报李胜华家族涉嫌职务侵占、贷款诈骗，线索送到红安公安，换来的是“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李胜华涉嫌挪用515万元，公安只查他“单一账户流水”；涉案上千万元的贷款诈骗案，公安只追究一个“私刻公章罪”，对主犯的合同诈骗和骗贷行为“不予立案”。

这简直是一部教科书式的“蓄意包庇指南”。

一个地方的公权力，竟然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为特定利益集团“保驾护航”，将“共同犯罪”进行“外科手术式切割”，只为保护“自己人”。

与“放过李胜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曾元华的“程序违法大全”：

“先办案、后立案”：在正式立案前半年就开始大规模收集证据。

“违法查封”：查封与案情毫无关联的私人房产，查封清单上“没有任何见证人签名”。

“伪造证据”：委托没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事务所出具关键报告，将所有资金导向“挪用”。

“妨害作证”：证人被“连续审讯近24小时”、“以孩子送福利院相威胁”、“被迫按公安要求修改口供”，甚至被跟踪、拦截、威胁，不准配合法院调查。

最经典的，莫过于红安县警员对曾元华员工的那句“温情”劝告：“你知道我们要搞谁，不会搞你，大家都是红安人，你配合一点。”

这句话，信息量极大。

它像一句冷冷的判词，道破了地方司法的核心秘密：

“我们要搞谁”：案件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搞定一个人”。这个“谁”，目标明确，就是港商曾元华。

“不会搞你”：只要你配合“搞人”，你就安全。这是公权力对证人的赤裸裸的威逼利诱，用“安全”换取“伪证”。

“大家都是红安人”：这是“地方利益共同体”的终极密码。一个外来的港商，即便带着资本和沃尔玛，也终究不是“自己人”。而李胜华家族，才是这个“红安人”圈子里的核心成员，需要被保护。

这句话，将一个司法案件的本质，从“法律与事实的较量”，彻底拉低到了“地方人与外地人的权力角斗”。它暴露出地方公安与李胜华家族之间，早已形成了一个“包庇犯罪——构陷举报人——持续迫害”的黑色闭环。

4、黄冈中院，是“仲裁者”还是“卷入者”？

曾元华对“公正”二字的信任，在黄冈司法机关的表现面前，早已粉碎一地。

“重复追诉”早已触碰“一事不再理”的法治底线，却被地方检察院以“遗漏”为名，再次对同一笔资金发起指控。这哪是查案，这分明是“刑罚骚扰”，是“马拉松式的司法折磨”。

而黄冈中院审判监督庭的强势介入，更是让法院的角色从“仲裁者”彻底沦为了“卷入者”。一个内部部门的“命令”，直接暴露了法院“预设立场”。

在这样的语境下，审判已经失去了独立性。

它已成为地方权力斗争的“收尾环节”。

曾元华指出，黄冈的司法系统“已沦为地方利益集团的‘私人武器’，用来打击举报人、保护涉案权贵”，并点名了多位当地政法系统的高层。

这些指控，如果属实，那么黄冈的营商环境，就不是简单的“差”，而是“火葬场级别”的。

一个港商，一个招商引资的“功臣”，都能被地方的权力集团如此“追杀”，那么普通的外来投资者，在面对地方权贵时，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

国家层面一再强调“保护民营经济”，强调“改善营商环境”。可地方司法机关的所作所为，却是在公然唱反调。

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潜在的投资者：你的资本可以来，但你的安全感和合法权益，随时可能被地方的“自己人”收割。

曾元华要求“整体回避，异地审理”，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理性呼吁。他知道，在黄冈这块土地上，当政法系统的高层都被卷入其中，当“大家都是红安人”的潜规则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他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决。

最高法有明确规定：一旦存在重大利益冲突，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应当异地管辖。

然而，黄冈中院至今仍在“难产”，二审判决遥遥无期，审限一再延期。“公安还在补充侦查”，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三项罪名不成立，黄冈中院的审判监督庭发出了“必须改判有罪”的命令，此时的“补充侦查”，目的何在？不就是为了“补足”那些一审法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矛盾”的“罪证”，以配合那个“必须改判有罪”的内部命令吗？

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案件。

这是地方权力任性、司法沦陷、营商环境崩塌的活体样本。

曾元华的遭遇，警示所有怀揣理想与资本的投资者：

在一个缺乏独立司法力量制衡的地方，你的“招商英雄”身份，不过是权贵利益链条上的一块“肥肉”。当他们想吃你的时候，总能找到一把“法律”的刀。

而那句“大家都是红安人，你配合一点”，才是这个故事里最冷峻、最真实的台词。

我们不知道曾元华最终能否逃脱这场“司法追杀”，但我们知道，如果黄冈中院继续审理，那么它正在审判的，绝不仅仅是曾元华一个人，而是地方司法的最后一点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