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秀才女儿”的转身

导读

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现名开慧镇）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现名飘峰村）的缪芸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缪芸可的大女儿叫缪伯英，女婿叫何孟雄；杨昌济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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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湖南的“高考状元”

1899年10月21日，缪伯英降生了，作为缪家第一个孩子，缪芸可非常高兴，他给孩子起了个乳名“玉桃”，学名缪伯英。缪伯英话不多，性格坚毅，天不怕地不怕，像个男孩子，妹妹仲英、弟弟立三不管她叫姐姐，却叫她“桃哥”。

辛亥革命后，缪芸可辞去湖南省教育司教育科主任，东渡日本学习现代教育。半年后归国，在家乡创办小学、女子职业学校。受开明家庭的熏陶，缪伯英与男孩子一样，10岁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3年前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杨昌济此时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全家从乡下的板仓冲迁到了长沙。在乡下，缪伯英和杨开慧就是好姐妹，小两岁的杨开慧也管缪伯英叫“桃哥”。到了长沙，两个人来往更多了。

1919年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用今天的话，她就是当年湖南的高考状元。刚到北京，缪伯英感觉什么都新鲜，但最开心的是，她又见到了杨开慧。原来，一年前，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举家迁到了北京。

当时的北京，新思潮交汇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气象。求知若渴的缪伯英，很快就融入了这股洪流之中。

02

“俭洁食堂”与“女裁缝”

一个偶然的机会，缪伯英在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认识了北大学生、酃（音líng读“陵”）县同乡何孟雄。以后，她就经常到北京大学旁听，参加社团活动。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纷至沓来。不过，何孟雄、缪伯英等不少学生还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但是对于“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工读互助更着迷。

邓中夏、何孟雄等13人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脱离家庭、婚姻和学校关系，暂时重工轻读，绝对实行共产。他们在北大二院对门租了3间小房子，贴上“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的对联，摆上5张桌子，办了个“俭洁食堂”。小饭馆里切菜端盘子的几名学生，都是日后中共党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

缪伯英等女生也不甘落后，中断学业，组织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她们在东安门北河沿17号租了间房子，挂出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小木牌，开起裁缝店、洗衣店，女学生变身“女裁缝”。开张之日，她们还贴了不少小广告：“要做衣服吗？请快到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17号……，必能令诸位满意。”

一时间，学生搞工读互助成了社会新闻，北京《晨报》的第三版赫然标题——《寒苦学生之模范》，介绍何孟雄等学生开办的“俭洁食堂”，称赞“菜蔬精美价格低廉，大受学生欢迎”。缪伯英等女生开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经过《晨报》的报道，甚至有外地女生前来参加。一番光景，好不热闹！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学生们凭着“理想”和热情，不怕吃苦，勤于劳作。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经营管理经验，不但毫无盈余，反而赔了本钱。1920年3月23日，何孟雄等人的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宣布解散；9月，缪伯英等人的女子工读互助团也坚持不下去，解散了。

痛苦的失败让何孟雄、缪伯英等学生意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之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于是，他们摈弃了工读主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03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李大钊的大名，缪伯英早在湖南时就知晓，李大钊《大哀篇》等文章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在北京大学，缪伯英终于见到了李大钊。缪伯英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见她十分诚挚，就答应了缪伯英的请求。

1920年3月，在李大钊倡导下，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了研究会。

北大校长蔡元培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拨了两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名曰“亢慕义斋”（注：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音译）。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渐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学生。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缪伯英参加了会议，她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一行秘密来到北京，和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召开几次座谈会后，建议北京先进的知识分子应该建立共产党组织，李大钊表示深有同感。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金斯基一行秘密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面。8月，上海共产党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当选为书记。

在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陈友琴9人，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然而，刚刚诞生的北京共产党小组内部，黄凌霜等4名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纪律、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与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发生意见分歧，宣布退出。为了充实党组织的力量，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就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缪伯英等人转为党员，并决定北京共产党小组，命名为北京共产党支部，李大钊任书记。

21岁的缪伯英，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04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有着共同理想和信仰的何孟雄、缪伯英喜结连理，在中老胡同5号举行结婚典礼。从这天起，他们家就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同志们经常在他们家里开会活动。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成了军阀的眼中钉。1924年5月13日，湖北督军萧耀南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后，供出了在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和张国焘等人的住址。5月21日清晨，京师警察厅侦缉队包围了腊库胡同16号玄坛公寓。担任中华铁路总工会干事的张国焘与新婚妻子杨子烈被侦缉队抓走后，为了保命，向京师警察厅出卖了党的组织，供出李大钊等45人的名单。

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共北方区委安排李大钊离京到河北昌黎五峰山暂避，不久，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缪伯英由何孟雄护送，告别了北京，南下回到自己的家乡湖南长沙。

回到长沙后，受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邀请，缪伯英担任了女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同时在党内，兼任中共湘区区委委员和妇委书记。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0月，何孟雄从北京调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缪伯英也被党派到武汉，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主任蔡畅开展妇女工作。

1927年秋，受党组织派遣，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一起秘赴上海。何孟雄化名刘元和，表面上是韩昌书店的店员，在党内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缪伯英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当物理老师，实际担任上海沪东区妇委会主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十分恶劣。缪伯英、何孟雄先在成都路小菜市场附近安家，但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只能带着一双儿女重九、小英，四处辗转。同时，缪伯英、何孟雄也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缪伯英多次叮咛担任秘密交通工作的缪位荣（注：缪伯英族兄，同时兼管家务、带孩子）：“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为了开展秘密工作，缪伯英除了教书，还要到工厂做女工的工作，时常天未亮出门，夜已深才归。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缪伯英染上了伤寒，被送进黄浦区汉口路515号德国人开办的宝隆医院。

缪伯英的病越来越重，医生也回天无术。生命垂危之际，缪伯英与丈夫何孟雄诀别：“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缪伯英去世时，年仅30岁，她的灵柩暂厝上海扬州会馆。遗憾的是，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在上海龙华监狱被国民党秘密枪杀。由于缪伯英遗体无人认领，扬州会馆迁址后，下落不明。重九、小英两个孩子，在龙华监狱关了一年多后，被送进了孤儿院。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也失散在战火中，至今杳无音信。

据《北京日报》 刘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