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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些玄学讨论群中,常见关于不同占卜术优劣的争论,观点各异。例如,研究《易经》者或轻视占星学者,专攻古典占星者或质疑近现代占星,而推崇中国星占者亦可能贬低西方占星体系。
玄学领域历来具有浓厚的学术圈层属性,历史上文人之间常有门户之见,易陷入互相指责与自我标榜。笔者始终秉持一个观点:若非对某一学术体系有深入钻研与实践,便不宜妄加评判。
现实中,不少人倾向于将自己掌握的技艺视为至高无上,而将他人的学问视为浅薄。若所学虽属同源却分流异派,则更易产生“唯我独尊”的心态。如此固步自封,实不利于学问的共同进步。
本文之所以聚焦于占星学,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占星学的源流、分类与演变缺乏系统认识。笔者希望借由此文,尽可能清晰地梳理占星学的发展脉络与体系特点。
占星学的起源
从全球范围看,占星学主要有两大起源中心:一是西亚的两河流域,二是东亚的黄河流域。其中,两河流域的占星传统远早于中国,可追溯至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6世纪。中国的占星体系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出了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与实践系统。
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占星体系几乎均源自两河流域。其后,这些外来体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占星学的演进与完善。
巴比伦人系统观测并记录了天体运行轨迹,特别是月球与行星的运动,从而奠定了预测天体位置的数学基础。早期的占星学被称为“天命占星学”,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家与君王。人们相信,天象变化(如日食、月食、行星合月等)是神明对国运(如战争、收成、君主健康)的警示,与个人命运无直接关联。这一功能与中国早期占星学的用途高度相似。
约公元前5世纪,巴比伦人将黄道带均等划分为12个30度区间,即后世十二星座的雏形(如金牛座、狮子座、天蝎座等形象已具雏形)。这一划分方式,为后来所有占星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空间坐标参照(中国体系除外)。与此同时,中国则通过八卦、阴阳、五行及北斗七星等符号与观念,构建起独特的天文观测与星占系统。
占星学的流变
两河流域的占星知识向西传入古埃及,并在当地得到进一步发展。埃及占星的核心仍围绕军国大事,服务于法老统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随着希腊军队的远征,占星学被传播至欧洲、阿拉伯地区及印度北部。
当今流行于中国以外的三大占星体系——西方占星、阿拉伯占星与印度占星,均为两河流域占星学的分支与变体,具有共同源头。而在4世纪左右,中国占星学已凭借发达的天文观测技术,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其中,北斗星占尤为发达,同时基于干支、星占发展而来的“大六壬”完成了体系化构建,并结合卦学形成独特的象学系统,成为世界占星史上的一大创举。
罗马帝国覆灭后,西方进入中世纪,占星学的发展多集中于吉凶预测、国运兴衰及天下大势等方面,与今天我们关心的个人命运议题(如婚姻、财富、子女、健康等)颇为相似。随着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推进,天文学取得重大进展,也对传统占星学提出了严峻挑战。
工业革命后,西方古典占星中关于“命定”的部分逐渐受到新兴哲学思想的质疑,其生存土壤日益稀薄,占星学进入调整与转型期。至19世纪,随着大英帝国殖民扩张,国家运势、世界格局与科技发展对个体命运的影响,远超个人星盘分析,古典占星的市场进一步萎缩。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通过对《周易》占卜及道家炼丹术的研究,发展出分析心理学,并将《周易》中的思维模型引入占星学,奠定了现代心理占星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初起,西方占星逐渐进入“心理分析时代”,重点分析个体的先天人格、性格发展及心理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事业、财富、婚姻等现实议题。
印度占星学依托庞大的人口基础与文化传统,一直延续不断,其分析模型虽未经历根本性修订,但在实践中持续迭代。因此,印度占星在结构与功能上更接近古代西方及埃及占星。
中国占星的发展
如前所述,中国星占体系在春秋时期已相当成熟,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数术之一为“大六壬”。大六壬被视为后续多种占卜术的源头。尽管它纯粹采用干支系统进行推演,但其本质仍属星占范畴,这一点常被忽视。大六壬设有一个极为庞大的神煞系统,其来源正是对星象的长期统计与归纳。其中的“十二月将”,实质上对应西方占星中的“十二星座”。举例来说,若某人出生时“月将”为“巳”,则其相当于处女座。月将与时辰相结合,构成“天地盘”:月将代表太阳所在位置,地盘则象征地球方位。显然,天地盘反映的是地球与星座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除大六壬外,中国还有北斗星占、恒星分野占、七曜杂星占、五星占等多种星占体系,均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熟。所谓“三式”,即大六壬、太乙神数与奇门遁甲,皆属中国独有的星占体系。大六壬独立发展,并衍生出周易古占、梅花易数、六爻、四柱八字、奇门遁甲、太乙神数等一系列子系统。这一整套体系为中国独创,未受西方影响,且因基于象形文字与汉语语音,难以被其他文化完全吸收。
例如,大六壬占断中常借助汉字谐音与字形进行象意推演,精准度极高。如“子”加“巳”,谐音“死”,若占疾病遇此组合,多主凶险;“亥”、“子”谐音“孩子”,若占子女事而见此二字受克,则可能预示子女健康或运势受损;“申”金谐音为“身”,若“申”坐于“卯”木之上,可联想为身体嵌入木中,木旺象征卧病在床,木衰则可能暗示入棺之象。这类基于汉语特性的推演方法,是拼音文字体系难以复制的,也是中国星占未能大规模西传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今可以铁口直断。
中国文化历来具有包容性,善于吸收外来文明精华,占星领域亦不例外。东汉时期,佛教东传,许多印度僧侣借助占星术维持生计。印度占星理论随佛教传入中土,迅速与中国固有的阴阳、五行及星占系统融合,催生出“七政四余”这一体系。七政四余本质上属印度占星分支,诸多术语直接借自梵文系统。
七政四余的一个简化变体,即为“紫微斗数”。七政体系本身极为复杂,与西方占星、印度占星类似,系统庞大而繁琐。在文盲率较高的古代中国,此类复杂术数难以普及,主要流传于知识分子与宫廷阶层。紫微斗数亦因体系驳杂且断事精度有限,未能广泛传播,缺失了统计机会。有人称紫微斗数为“帝王之学”,缺乏史料支持。以清代为例,尽管史料丰富,却未见紫微斗数在宫廷中使用的记载,反观四柱八字在选官、择吉等方面的应用则十分普遍,康熙、雍正等朝均有明确记载。
中国星占学习体系
在中国古代,紫微斗数长期处于数术体系的边缘,未成为主流,更无证据表明其在宫廷中使用。直至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玄学培训兴起,八字教学难以推陈出新,部分从业者从古籍中重新发掘紫微斗数,并参照西方占星进行改革与统计,才形成现代流行的紫微斗数体系。因此,现今所学的紫微斗数,实际历史仅五六十年。
若研习紫微斗数,学习者常会遇到若干问题。例如,因统计样本有限,该术在判断个人命运层次(如富贵贫贱)方面精度不足,常需借助“定盘”等手段套取信息后再作论断,直接推断易导致失误。不过,紫微斗数在借鉴现代占星的基础上,于性格分析与心理描述方面具有潜力,不逊于西方心理占星,但在格局高低与人生层次判断上,仍难登大雅之堂。此外,严重的“同盘问题”(不同人星盘相同)亦始终无法解决。
紫微斗数在逻辑体系上与七政四余、印度占星及西方占星属于同一大类,因此学习者如欲深入,建议参考七政四余中关于人生层次的论述,并结合印度占星与西方占星以完善自身体系。若仅局限于紫微斗数,恐难有较大突破。
若学习者从四柱八字入手,则应沿着周易古占、梅花易数、六爻、奇门遁甲、大六壬这一路径深入。该体系的终极模型为大六壬,其几乎涵盖了以上所有术数的占断方法,逻辑一脉相承,可互为贯通。
若论中西星占体系,以精度与难度论,中国七政四余位居榜首,印度占星次之,西方古典占星再次,西方近现代心理占星在心理分析方面表现突出,紫微斗数因统计基础薄弱暂居末位。未来若数据积累日益丰富,紫微斗数或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在中国传统术数中,四柱八字体系成熟最晚,但结构最为完整。八字论命,可谓“大道至简”的典范,将复杂的命运信息浓缩于数个干支之中,实现随时心算推演。就个人命运分析而言,八字堪称全球占卜法的顶峰,尚无其他体系能从如此简洁的符号中推演出如此丰富的信息。若论占卜之事,六爻几乎可涵盖万物;若涉及谋略、竞争、地理等复杂议题,则可进一步研习大六壬与奇门遁甲。这些术数底层逻辑相通,并无本质区别。
几点个人看法
当前公众对易学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课程推销的影响。这一现象与台湾地区数术培训市场竞争激烈,进而辐射至大陆有关。台湾虽不乏高人,但其中多数以商业营销为主,重在牟利。笔者根据所掌握的一手信息,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仅供参考:
关于倪海厦先生。倪老师在中医普及方面贡献卓著,无论怎样肯定都不为过。笔者非中医专业,对其中医内容不作评价。据不少医师反馈,其讲述通俗易懂,颇具启发。然而,在其他数术领域,倪老师的专业度有限:相学方面,仅能结合中医望诊判断疾病,其他相法较为业余;紫微斗数方面,部分论述脱离实际,应用效果欠佳;易学层面,仅涉皮毛,占卜并未入门;风水学则多停留于理论,缺乏实地勘测经验。据了解,倪老师当年赴美,并非主要为弘扬中医,而是因在台湾发展不顺。在美国期间,亦因涉及医疗效果宣传遭遇法律纠纷,最终返台并以授课为生。其在美创办的“汉唐中医”并未取得业内公认的成功。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肯定其在推动中医平民化、打破门阀垄断方面的历史功绩。不过,其在易学与数术方面的“神话”,多由大陆课程销售者构建,恐非倪老师本意。
关于曾仕强先生。曾老师的主要贡献在于推广《周易》文化。其所以担此角色,与早年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背景有关。大陆学术界易学大家众多,学识远在曾老师之上。应明确,曾老师本质上是培训师与心灵鸡汤式讲者,其内容与严谨的易学研究关联不大。他在台湾发展遇阻后,转至大陆从事商业宣讲。台湾易学界对其评价普遍不高。尽管如此,他仍对易学普及起到推动作用,但学习者须明晰其定位:他并非易学专家,而是文化推广者。此外,网络上诸多以其名义发布的“预言”,多为人工或AI编造,不必当真。
关于南怀瑾先生。南老师为一代通家,对传统文化传播功不可没。然而,在易学专门领域,他并未深入,仅作涉猎,而非系统研究。他本人亦反对被冠以“易学大师”之称。我们应珍视其在文化普及方面的贡献,但不宜将其视作易学权威。
若真心希望研习易学,建议从刘大钧教授的《周易概论》与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尚氏学》入手。当代多数培训师的所谓“易学”作品,往往与传统易学精髓相去甚远,可不参阅。
结语
本文诸多观点为笔者个人研究与思考所得,旨在厘清源流、促进理解,疏漏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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