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一起拍卖纠纷引发同案不同判审限超期与刑民交叉的多重拷问

本站讯 “同样的虚假拍卖事实、同样的被告主体，‘牛丽蒙案’按刑事案件移送，我们的案子却判民事担责，这难道不是‘同案不同判’?”吉林中合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合拍卖”)总经理段爱国的质问，直指这起跨越十余年的拍卖合同纠纷核心。从2013年的虚假竞买协议签订，到2025年吉林市中级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历经刑事侦查、一审、二审、再审多重程序，却在“同案同判”、“程序正义”、“刑民交叉界定”三大关键问题上暴露出重重争议，成为拷问司法公正与裁判统一性的典型样本。

十年纠纷：虚假拍卖引发刑民程序“拉锯战”

这起纠纷的起点，是一份涉嫌虚构的拍卖协议。据吉林市昌邑区法院(2024)0202民初180号民事判决书记载：2013年10月30日，宋文国与自称中合拍卖会计的郭丽华签订《竞买协议》，约定拍卖吉林市船营区一处网点，宋文国预交50万元保证金，同日，宋将50万元转入郭丽华的个人账户。因此，中合拍卖始终坚称，这份协议是张丁予、郭丽华冒用公司名义签订的虚假合同，款项也是流入二人的个人账户，本质是刑事诈骗行为，与公司无关。

案件的审理进程充满曲折：2021年，因关键嫌疑人郭丽华死亡，公安机关撤销相关刑事案件;2023年，吉林省高院指令吉林市昌邑区法院启动再审;2025年，吉林市中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判令中合拍卖返还宋文国50万元保证金及利息。

“钱没进公司账户，合同是他人伪造，我们全程不知情，却要承担还款责任?”段爱国表示，中合拍卖自始至终不存在任何过错，案件的核心矛盾本应是张丁予的诈骗行为，但司法程序的推进却让无辜企业沦为责任承担者。

四大核心争议：司法公正的多重“疑点”

争议一：同案不同判，裁判标准为何“双重”?

中合拍卖提出的首要质疑，直指“同案不同判”这一司法公正的核心底线。该公司指出，本案与吉林市同一个法院此前审理的“牛丽蒙案”事实高度一致：均为张丁予虚构拍卖项目，利用中合拍卖的空白合同与原告签订协议，被告均为中合拍卖。

但两案的处理结果却截然不同：“牛丽蒙案”被法院认定涉嫌刑事犯罪;而本案历经多次审理，最终却仅以民事案件定性，判决中合拍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样的事实、同样的法律关系、同样的被告，仅仅因为原告不同，就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裁判路径，司法的统一性何在?”中合拍卖代理律师魏文涛直言，这种裁判差异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也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法律界人士指出，“同案同判”是司法公正的直观体现，我国早已建立类案检索制度，要求法官审理案件时参考同类生效裁判。本案中两案的核心事实与法律关系高度重合，却出现程序性分流的根本差异，背后反映的裁判标准不统一问题，值得深思。

争议二：证人证言“被无视”，程序正义如何保障?

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合拍卖曾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宋文国与诈骗嫌疑人张丁予长期相识，且知晓张丁予的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并非中合拍卖的授权代理人，因此宋文国不符合“表见代理”中“善意无过失”的构成要件。

但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均未在判决书中对该证人证言的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作出任何论述，也未解释为何未采纳该证据。“证人证言是还原案件事实的关键，法院对其视而不见，相当于剥夺了我们的举证权和辩论权，这是典型的程序瑕疵。”段爱国质疑，缺乏对关键证据的全面审查，如何能保证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无论是否采纳，均需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这既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也是司法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

争议三：审限超期近一倍，“内部请示”能否成为借口?

除了事实认定与证据采信，本案的审理期限也存在明显违规。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普通民事案件的一审审限为6个月，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经批准最多可延长3个月，即最长审限不超过9个月。

但昌邑区法院审理本案时，审限长达一年多。中合拍卖就此询问时，被法院告知“案件需向中级法院请示，因中院人员变动导致审理暂缓”。期间，中合拍卖曾向中央巡视组举报昌邑法院违法办案，后续却被法院告知“按中院意见判决”。

“‘内部请示’不能成为突破法定审限的借口，更不能替代独立审理。”有法律学者某教授指出，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宪法规定的原则，若案件审理依赖上级法院的“指示”，而非基于证据和法律作出裁判，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将无从谈起。审限管理是司法效率的重要保障，超期审理不仅侵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更会削弱司法权威。

争议四：刑民关系错位，犯罪行为为何由民事主体担责?

中合拍卖始终强调，本案的本质是刑事诈骗案件，而非民事合同纠纷。尽管嫌疑人郭丽华已死亡，公安机关撤销了刑事立案，但张丁予的诈骗犯罪事实客观存在，且50万元保证金直接流入张丁予、郭丽华的个人账户，中合拍卖未从中获取任何利益，也无任何过错。

“根据‘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诈骗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行为人承担，而非无过错的第三方企业。”中合拍卖法律顾问表示，即便刑事程序因嫌疑人死亡终结，被害人的损失也应通过追赃挽损程序解决，而非通过民事判决将责任转嫁给无辜企业。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早在2019年，吉林市中级法院作出的(2019)吉民终1333号民事裁定书，依据同案同判的原则，驳回了宋文国的起诉，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至今这一裁定仍然是生效裁定，而同一个法院却就痛一个案件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核心在于区分“同一法律事实”与“同一法律关系”。如果案件的核心事实是犯罪行为，即便刑事程序无法推进，也不应随意转为民事案件让无过错方担责。本案中，法院认定“民事代理关系成立”的判决，是否忽视了背后的刑事犯罪本质，成为争议的又一焦点。

司法回应缺位与社会反思：公正不应留有“模糊地带”

面对中合拍卖提出的四大核心质疑，吉林市中院的二审判决(案号【2025】吉02民终1514号)仅强调“本案刑事程序已终结，民事代理关系成立”，却未对“同案不同判”、“审限超期”、“证人证言未采纳”等关键争议作出任何回应。这种“选择性回应”的判决方式，进一步加剧了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疑虑。

本案引发的深层讨论，早已超出个案本身：类案检索制度如何落到实处，避免“同案不同判”的隐性双标?审限管理如何强化刚性约束，杜绝“内部请示”异化为程序违法的挡箭牌?刑民交叉案件的界定标准如何细化，防止责任主体错位?

中国政法大学一位教授指出，司法公正不仅需要实体上的公平，更需要程序上的公开透明。个案的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议背后的制度执行缺位。唯有严格落实类案检索、证据审查、审限管理等制度，让每一份判决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社会的检验，才能真正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

目前，中合拍卖表示将通过申诉、申请检察监督等合法途径继续维权。“我们坚持维权，不仅是为了企业自身的清白，更是希望推动司法程序的规范化，让‘同案同判’‘程序正义’不再是口号。”段爱国说。

这起案件的后续进展，不仅关乎当事双方能否得到公正的判决，更关乎司法公信力的构建。人们期待，相关司法机关能正视案件中的多重争议，以严谨的事实认定、规范的程序操作、统一的裁判标准，给出一份经得起检验的答案。媒体将持续关注案件进展。(记者 峻岭 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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