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爹用三百块钱，买断了你的下半辈子，他们都说你亏了。”
新婚的红烛在桌上“毕剥”作响，映着她平静的脸。她没有看我，手指却在算盘上轻轻一拨，一颗算珠“哒”的一声撞在边框上，声音清脆得像冰块掉进了井里。她终于抬起头，那双在白天一直躲闪的眼睛，此刻在烛光里清亮得吓人。
“李建军，”她叫着我的名字，一字一顿，“那你自己觉得，在这桩婚事里，究竟是谁赚了，谁又亏了？”
01
1979年的秋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风里带着土腥味，还有家家户户烧煤球的呛人味道。
我叫李建军，二十二岁。我们李家村，穷得叮当响。我家，是村里最穷的那一户。
那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刚踏进院子就觉得不对劲。屋里没点灯，黑漆漆的，只有我爹蹲在门槛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像个喘不上气的人。
我娘坐在灶台边的小马扎上，没出声，但我能听见她在悄悄抽鼻子。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绝望的味道，粘稠得让人喘不过气。
“爹，娘，咋了？”我放下锄头，声音有点干。
我爹没理我，只是把烟锅在鞋底上使劲磕了磕。是我弟建民，从里屋冲了出来，“哥！”他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抱住了我的腿。
“哥，黄了，要黄了！”他哭得鼻涕眼泪一大把，“翠芬她爹今天来了，下了死话，后天之前拿不出三百块钱彩礼，就让翠芬跟邻村那个开拖拉机的定亲！”
三百块。
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轰隆一下砸在我全家人的心口上。
在1979年，三百块钱是什么概念？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年，累死累活，刨去口粮，能拿到手的也就几十块钱。三百块，是我们家不吃不喝四五年都攒不下的天文数字。
为了给建民凑钱，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那头跟了我爹半辈子的老黄牛，卖掉的时候，我爹背过身去，半天没动。家里最后一点余粮，也换成了钱。可东拼西凑，连亲戚家一块两块的借，最后还差着一大截。
建民的对象翠芬，是建民的心尖尖。两人好了快两年了，就因为彩礼的事一直拖着。现在女方家里不耐烦了，下了最后通牒。
“哥，你帮帮我，我不能没有翠芬！”建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是她嫁给别人，我也不活了！”
我娘一听这话，哭声再也憋不住了，“我的儿啊，你这是要娘的命啊！”
我爹猛地站起来，一脚踹在旁边的柴火垛上，吼道：“没出息的东西！为了个女人就要死要活！”他吼是吼，可我看见，他转过身去的时候，肩膀在发抖。
我站在院子中间，手脚冰凉。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弟弟，听着母亲的哭声，感受着父亲的无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我是家里的老大，长兄如父。在这个家里，我就是那根还算结实的房梁。现在，这根房梁好像也要被压垮了。
那一晚，谁也没吃饭。夜里，我听见我爹我娘在屋里唉声叹气，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睁着眼，看着屋顶上蜘蛛网的黑影，一夜无眠。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
是村里的媒婆王婶。
王婶这个人，一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她一进院子，就咋咋呼呼地嚷起来：“建军他娘，大喜事啊！天大的喜事！”
我娘红着眼睛从屋里出来，有气无力地问：“王家的，啥喜事啊，你就别拿我们家寻开心了。”
王婶一屁股坐在院里的石磨上，拍着大腿说：“寻啥开心！我是来给你们家指条明路的！建民的彩礼，有着落了！”
这话一出，我爹、我娘，甚至刚起床的建民，都像被雷劈了一样，呆住了。
我爹第一个反应过来，声音都变了调：“王家的，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王婶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压低了声音：“镇上红星机械厂的周厂长，你们知道吧？”
我爹点了点头。周厂长是镇上的大人物，我们这些泥腿子哪能不知道。
“周厂长有个女儿，叫王秀莲，今年二十八了。”王婶顿了顿，话锋一转，“就是……就是小时候发烧，落下点毛病，腿脚不太利索。”
我们全家都沉默了。镇上关于周厂长女儿的传闻，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一些。说她是个瘸子，脾气还怪，所以拖到二十八都没嫁出去。
王婶没理会我们的沉默，继续说道：“现在周厂长着急了，想给她招个上门女婿。不图男方家财，也不要一分钱彩礼，只要人老实、本分，身体好就行！”
说到这里，她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像打量一头待售的牲口。
“我看来看去，咱们十里八乡，没有比建军更合适的了！你看建军这身板，这长相，配厂长女儿，绰绰有余！”
我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王家的，你这是啥意思？让建军去当上门女婿？”
在农村，倒插门是戳脊梁骨的事，比娶不上媳妇还丢人。
王婶不慌不忙，抛出了她的重磅炸弹：“哎呀，话不是这么说的！关键是，周厂长私底下托我带话了，只要建军点了头，他愿意‘借’给你们家三百块钱！”
她特意在“借”字上加重了语气，然后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这钱，是给建民娶媳妇的。你们想想，这笔账划算不划算？建军过去就是厂长家的女婿，吃香的喝辣的，以后就是城里人了！建民这边，也能顺顺利利把媳妇娶进门。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感觉到全家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那目光里有羞愧，有挣扎，但更多的是一种抓到救命稻草般的渴望。
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我才二十二岁，我也想过以后娶个自己喜欢的、身体健康的姑娘，生一堆孩子，好好过日子。我甚至偷偷喜欢过邻村那个爱笑的姑娘，虽然我从没敢跟她说过话。
可现在，我的未来，我的一辈子，被明码标价，变成了三百块钱。
用来换我弟弟的幸福。
建民“噗通”又跪下了，这次是对着我。“哥！哥你成全我吧！这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娘也走到我身边，拉着我的手，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建军，是娘对不住你……是咱家对不住你……”
我爹别过脸，狠狠吸了一口烟，呛得他咳嗽起来。
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特别累。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被拴在磨盘上的驴，闭着眼睛一圈一圈地走，这就是我的命。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对王婶说：“王婶，我答应。”
这三个字，我说得很轻，却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说完，我转身回了自己那间破旧的小屋，关上了门，把所有人的表情都关在了门外。
我没有哭。
只是觉得，从这一天起，我李建军，已经死了。活着的，只是一个价值三百块钱的躯壳。
02
去镇上见王秀莲那天，天阴沉沉的。
我换上了我爹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蓝色卡其布上衣，裤子是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裤子，脚上穿着我娘连夜纳好的新布鞋。即便如此，当我跟着王婶走进周厂长家那座青砖大瓦房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要饭的。
周厂长的家太气派了。地上是光滑的水泥地，墙上刷得雪白，屋里摆着我叫不出名字的木头家具，上面还刷了亮晶晶的漆。空气里没有农村的土腥味，而是一种淡淡的肥皂香。
周厂长，也就是我未来的岳父，坐在太师椅上，端着一个带盖的茶杯。他看起来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一身干净的干部服，审视我的目光，就像屠夫在看一头猪的膘。
“多大了？”他问。
“二十二。”我拘谨地回答。
“家里几口人？一年能挣多少工分？”
“爹娘，一个弟弟。一年……大概三百多个工分。”
“身体怎么样？挑过一百斤的担子走山路吗？”
“……挑过。”
他问，我答。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尺子，在我身上量来量去。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相亲，而是在被验货。
王秀莲就坐在旁边的一张小椅子上。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布衫，梳着两条辫子，一直低着头。我只能看到她白净的额头和长长的睫毛。她的一条腿微微伸着，不敢用力。我偷偷瞥了一眼，那条腿确实比另一条细了一圈。
整个过程，她一句话都没说，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她就像一个精致但有瑕疵的摆设，被她父亲安排在这里，等待着被领走。
不到十分钟，这场尴尬的“相亲”就结束了。周厂长似乎对我还算满意，对王婶点了点头。王婶立刻喜笑颜开，拉着我往外走。
走出那个大院子，我才敢大口喘气。镇上的空气好像都比村里金贵，吸进去都觉得硌得慌。
王婶拍着我的肩膀，高兴地说：“成了！建军，你以后就是城里人了！等着享福吧！”
我扯了扯嘴角，没笑出来。
享福？我不知道什么是福。我只知道，从今天起，我的腰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钱很快就送到了我们家。是王婶亲自送来的，用一块红布包着，厚厚的一沓。有十块一张的大团结，也有一块两块的零票，皱皱巴巴的。
我娘接过那包钱，手都在抖。她数了一遍又一遍，像是怕自己看错了。最后，她抱着那包钱，坐在炕上，先是笑，笑着笑着又哭了。
建民的婚事，终于定了下来。他高高兴兴地去翠芬家送了彩礼，定下了婚期。我们家死气沉沉了好几个月的院子，终于有了笑声。
我爹的烟抽得少了，我娘的脸上也有了血色。他们忙着给建民准备婚事，张罗着请客的菜单，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整个家都沉浸在喜悦里，只有我像个局外人。
他们的高兴，是建立在我的牺牲之上的。这个认知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我心里。
建民有时候会跑到我面前，搓着手，憨笑着说：“哥，谢谢你。以后我跟翠芬，一定好好孝敬你。”
我看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说我不愿意？说我委屈？说了有用吗？只会让他们原本就愧疚的心更添负担。
我的婚礼，办得无声无息。
没有宴席，没有鞭炮，甚至没有通知乡亲们。就在建民定亲后的第三天，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到我家门口。
开车的是红星机械厂的一个工人。他跳下车，对我喊：“是李建军吧？厂长让我来接你。”
我娘给我穿上了一件崭新的中山装，是周厂长托人送来的。料子很好，但我穿着浑身不自在。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红得刺眼。
我娘拉着我的手，眼泪又下来了。“建军，到了那边，要好好过日子，要听秀莲的话，知道吗？”
我点了点头。
我爹站在一边，递给我一个小布包。“这里面是两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你娘给你做的新鞋。”他顿了顿，又说，“建军，别怪我们。”
我摇了摇头，接过布包，低声说：“爹，娘，我走了。”
我不敢再看他们，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我转身上了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地发动了，卷起一阵黄土。我坐在车斗里，看着生我养我的小院越来越远，看着我爹娘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村口的拐角处。
我没有回头。
从李家村到镇上，一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拖拉机颠得厉害，我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
到了镇上，路好走了，但我的心更难受了。街上的人都朝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能猜到他们在说什么。
“看，就是那个农村小子。”
“长得倒是人高马大的，可惜了。”
“为了三百块钱，把自个儿卖了，给厂长家当上门女婿。”
“娶个瘸子，还是个老姑娘，这辈子算完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一句句扎进我耳朵里。我把头埋得更低了，恨不得地上有条缝能钻进去。胸口那朵大红花，像一团火在烧，把我的脸，我的尊严，都烧成了灰。
拖拉机在周厂长家门口停下。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一点办喜事的热闹景象。只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保姆的阿姨，把我领进了门。
王秀莲已经换上了一身红色的衣服，脸上也擦了粉。但那红色穿在她身上，非但没有喜气，反而衬得她脸色更加苍白。她坐在椅子上，像上次一样，低着头，一言不发。
周厂长和他的爱人坐在主位上。他们简单地嘱咐了我几句，无非是要我对秀莲好，要我安分守己之类的话。我像个木偶一样，他们说什么，我就点头。
没有拜天地，没有拜高堂，甚至没有夫妻对拜。保姆阿姨给我们俩一人下了一碗面条，里面卧着两个鸡蛋。
周厂长说：“吃吧，吃了就是一家人了。”
我端起碗，用筷子拨弄着面条，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偷偷看了一眼对面的王秀莲，她也只是机械地吃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这不像是一场婚礼。
更像是一场漫长而沉默的告别仪式。告别我过去的人生，告别我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03
吃完那碗味同嚼蜡的面条，保姆阿姨把我们领进了新房。
新房在院子的东厢，很宽敞，也很气派。屋里有一张崭新的雕花木床，上面铺着大红色的被褥。床边是一个带穿衣镜的大衣柜，镜子擦得锃亮，能清楚地照出我局促不安的脸。靠窗的位置，还摆着一张书桌，上面放着一台我只在供销社见过的半导体收音机。
这一切，对我这个从土坯房里出来的农村小子来说，奢侈得像是在做梦。
可我没有一点欣喜。这个房间越是漂亮，就越让我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我像一只不小心闯进瓷器店的笨牛，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保姆阿姨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说：“早点歇着吧。”然后就带上门走了。
门“咔哒”一声关上，屋子里瞬间只剩下我和王秀莲两个人。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擂鼓一样。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那件崭新的中山装紧紧地箍在身上，让我有些透不过气。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叫她“秀莲”？太亲密了。叫她“同志”？又太生分。我们是夫妻，却比陌生人还尴尬。
我偷眼去看她。
她没有看我，而是默默地走到衣柜前，打开柜门，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桌上的红烛烧掉了一小截，烛泪像眼泪一样滑落下来。屋子里只有她整理衣物发出的细微声响。
我站在屋子中间，像个傻子。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清了清嗓子，正准备硬着头皮说点什么，比如“天不早了，要不……歇着吧”之类的废话。
就在这时，王秀莲做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举动。
她整理完衣服，关上衣柜门，却没有走向床边。她转身走到了那张书桌前，拉开了抽屉。
我以为她要拿本书出来看，或者做点别的。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算盘。
那是一把小巧的木质算盘，边框和算珠都被摩挲得油光发亮，看得出是经常使用的。
在这大红的新房里，在这本该是柔情蜜意的洞房花烛夜，一把算盘的出现，显得如此突兀，如此怪异。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清脆的算珠拨动声，在寂静的夜晚里骤然响起，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下敲在我的神经上。
她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垂着眼，一只手扶着算盘，另一只手的手指在算珠间飞快地移动。她的神情那么专注，那么认真，仿佛在处理一桩十万火急的重要生意。
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彻底无视了这是一个新婚之夜，也彻底无视了我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的存在。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算什么？
我忍不住了。
我的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我咽了口唾沫，用一种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沙哑声音问她：
“你……你在算什么？”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房间里，足够清晰。
“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戛然而止。
王秀莲的手指停在了算盘上。她缓缓地，缓缓地抬起了头。
这是她今天第一次正眼看我。
白天在堂屋里，她一直低着头。刚刚在房间里，她也一直背对着我。直到此刻，在摇曳的烛光下，我才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
她的脸很清秀，是那种耐看的瓜子脸，皮肤很白，鼻梁很高。如果不是因为那条腿，她应该不愁嫁。她的眼睛很大，也很亮。此刻，那双眼睛里没有白天躲闪和麻木，而是盛满了 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那是一种异常的冷静，冷静中又带着一丝审视，甚至还有一点……讥讽。
她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然后，她的嘴角慢慢扯出一个自嘲的笑。
她把那把小算盘，在桌上往前轻轻一推，发出“嗒”的一声轻响。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开口道：
“我在算一笔账。”
“三百块钱，买断你李建军的婚姻，让我王秀莲在二十八岁这年，不用再听外面的风言风语，有个名分上的家。顺带着，让你那个宝贝弟弟，能风风光光地把媳妇娶进门。”
她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像两把锥子，直直地刺进我的心里。
“我爹觉得他占了大便宜，用三百块钱就解决了他最大的一个麻烦。村里的人，还有镇上那些看热闹的，都觉得你血亏，一个大小伙子，为了钱，卖给了我这么一个瘸腿的老姑娘。”
她停了下来，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俩的呼吸声，还有我那狂乱的心跳。最后，她问我：
“那你呢？李建军。你自己怎么想的？”
“娶我，你后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