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某天,毛主席像往常一样在书房批阅文件。秘书送来了一封特殊的信件,没有署名,只说是务必请主席亲启。
毛主席拆开信封,读着读着,面色逐渐变得凝重。信中不仅言辞激烈地批评了当时的国家政策,还改编了他曾写的《忆秦娥》词牌,用语犀利,充满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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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落款,毛主席询问秘书:“这个陈掖贤是什么人?”秘书思索片刻回答:“他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只对秘书轻轻说了六个字,便为这件事画上了句号。
01 未尽的母子情
1936年8月2日,黑龙江省珠河县一辆囚车上,抗日女英雄赵一曼预感到了生命的终点。在牺牲前夕,她向押送的宪兵要了纸笔,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一封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这封字字泣血的遗书,成为了赵一曼留给儿子最后的话语。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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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期间,她与陈达邦相识相爱并结为夫妻。
1929年,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一个男孩,取小名“宁儿”,意在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也寄托了对孩子平安成长的期望。
当时赵一曼在宜昌做党的地下工作,生产后不久,因联络站暴露,她被迫带着孩子辗转各地继续革命活动。
残酷的斗争环境让赵一曼无法抚养亲生骨肉。1930年春,赵一曼忍痛将一岁多的宁儿送到丈夫的堂哥陈岳云家中寄养,并拍下一张母子合影。
这张照片,成为了宁儿对母亲唯一的实物记忆。
赵一曼和儿子陈掖贤(宁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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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英勇就义,年仅31岁。而那封在囚车上写下的遗书,直到近二十年后,宁儿才亲眼见到。
02 缺失母爱的一生
宁儿的大名叫陈掖贤,1929年出生于湖北宜昌。他在伯父陈岳云的抚养下长大,虽然生活无忧,但从小他就感觉到自己与别的孩子不同。
童年时期的陈掖贤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当他从旁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伯父并非自己的生父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深深刺痛了他幼小的心灵。
“野孩子”的嘲笑声时常萦绕在这个敏感少年的耳边,他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封闭自己。
陈掖贤抄写的母亲留给自己的家书(赵一曼家书原件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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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3岁的陈掖贤在重庆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陈达邦。然而,多年的分离使得父子之情异常淡漠,陈掖贤并没有表现出对父亲的依赖感。
更让他痛苦的是,从父亲那里他得知母亲已经为革命牺牲,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50年,电影《赵一曼》在全国热映,陈掖贤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被片中母亲的原型深深感动。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银幕上的英雄就是自己的生母。
直到1954年,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通过各种渠道查证,终于确认了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妹妹李一超,陈掖贤才得知自己的母亲就是那位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电影《赵一曼》(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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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陈掖贤与父亲一同前往东北烈士纪念馆,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留给自己的遗书。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当场嚎啕大哭,用颤抖的手抄下遗书内容。
回到家后,陈掖贤用墨水和钢针在左臂上刻下“赵一曼”三个字,以此表达对母亲的永恒怀念。
03 讽刺信风波
195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陈掖贤听从姑妈陈琮英“听党安排,组织分配你做啥就做啥”的建议,来到北京市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
他立志要继承母亲遗志,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然而陈掖贤的性格却成为他职场发展的障碍。同事们评价他性格沉默寡言,常常愁眉苦脸,给人一种忧郁的印象。他不善于打理自己的生活,经常不修边幅,甚至蓬头垢面地去上班。
更让同事们侧目的是,陈掖贤拒绝了国家发放的烈士子女抚恤金。他坚定地表示:“那是妈妈用血换来的钱,我不要!”在他看来,母亲的贡献是母亲的,自己不应该享受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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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像许多普通百姓一样,陈掖贤的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父亲陈达邦心疼儿子,便带他到政协礼堂用餐,用自己的餐券为他点了一份红烧狮子头。
就是这顿饭,彻底触动了陈掖贤敏感的神经。
看着大街上衣衫单薄、骨瘦如柴的行人,再想到自己刚刚享受的美食,陈掖贤感到无比羞愧。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期望,没有与人民同甘共苦。
这种情绪一直困扰着他。再加上当时公社经常召开毫无意义的“大辩论”,讨论诸如“粮食到底够不够吃”这样的问题,让知识分子出身的他感到无比折磨。
在情绪极度低迷的情况下,陈掖贤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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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当前政策的不满,还用《忆秦娥》词牌填词,语言犀利,充满讽刺。
这封信最终被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
04 宽容与理解的六字真言
毛主席阅读陈掖贤的来信时,起初颇为生气。信中尖锐的批评和改编的《忆秦娥》词,明显表达了对当时政策的不满。
但当毛主席得知写信人是赵一曼的儿子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主席平静下来,思忖片刻,然后轻描淡写地回复了六个字:“算了,不予追究”。
也有一些资料记载,毛主席说的是“可怜孩子罢了”或“他是个可怜孩子”。
不论具体用词如何,毛主席对这位烈士后代表现出的宽容与理解确凿无疑。他了解赵一曼为革命做出的牺牲,也理解陈掖贤从小缺失母爱的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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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宽容并没有改变陈掖贤命运的走向。
特殊时期到来,陈掖贤偏执的性格使他难以安身立命。他的父亲陈达邦被诬陷,陈掖贤多次为父申辩,结果自己却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陈掖贤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他变得更加孤僻,不愿与人交往,最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1982年8月15日,陈掖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54岁。在去世前,他告诫自己的后代:“不能以烈士自居,只能过百姓的日子,奶奶是奶奶,你们是你们自己。”
赵一曼之子陈掖贤全家福(后排左一为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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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掖贤去世后,他的女儿陈红曾回忆,父亲一生都活在母亲赵一曼的影子下,那个刻在手臂上的名字,不仅是对母亲的怀念,也成为他一生的重担。
毛主席那六个字的回应,不仅仅是对一位烈士后代的宽容,更是对历史洪流中个人命运多舛的深刻理解。
赵一曼与陈掖贤,母子二人在历史的画卷上划过了截然不同却同样令人深思的轨迹。
参考资料:
为了无数“宁儿”的幸福生活
2025-09-03 05:41·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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