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系统性优势——访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

11月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十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在京开幕。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本报记者在会前专访了莫雷诺。莫雷诺在采访中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原因，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启示，并解读了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二十届四中全会”）的世界意义。

阿尔贝托·莫雷诺·罗哈斯在第十五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发表演讲。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朱高磊/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显著成就的关键在哪里？它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有何贡献？

莫雷诺：首先，必须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并指导实践，是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积极探索并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胜利，更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从未达到的历史性突破。当前，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多重危机，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其制度性缺陷暴露无遗。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图景：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系统性优势。它注重整体推进与协同发展，善于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统筹兼顾、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这种系统思维和制度效能，使中国的发展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强调硬性对抗，而是秉持和平发展的理念，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导向，并非要与西方对立。

同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置于治国理政的中心位置，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民；人民本身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党和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党引领和保障人民的发展，而人民的主体性与创造力又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共同构建了一种动态而有机的发展机制。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显著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一制度并非封闭排外，而是广泛吸纳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各类有益元素，体现出兼收并蓄的文化气度与制度韧性。这一点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学习到很多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有益经验，可否谈谈具体是哪些经验？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莫雷诺：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种非常成功且必要的路径。人类文明本就因不同国家和文化而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当其在中国扎根时，自然也要与中国的现实土壤相结合。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始终保持着对时代变迁与现实挑战的敏锐回应能力，并据此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与策略调整。因此，我们所应借鉴的，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使理论保持活力，并能够因应时代要求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创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方面，成效尤为卓著。

在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始终强调要“英勇”地创新与实践探索。使用“英勇”一词，正是因为它深刻体现了创新过程中所需具备的勇气与担当，即必须勇于突破陈旧框架、克服艰难险阻，从而实现真正的破旧立新。

从历史视角来看，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对抗；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则展现出不同的图景，始终以和平为主要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中国为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为国际社会注入了和平的力量，更以其自身实践树立了一个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发展与振兴的典范。

中国式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有何不同？它对包括秘鲁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有何启示？

莫雷诺：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就民主而言，西方常将其民主制度标榜为“真正的民主”，但实际上，这种民主被高度神话，并未使广大民众切实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福祉。反观中国，其社会主义建设展现出有序推进、持续发展的显著特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是属于21世纪、面向未来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当今时代已显现其历史局限性。

当前，国际舆论场域仍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西方国家长期通过话语霸权向国际社会灌输其价值观，使许多人默认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的路径。然而，这种话语的可靠性正日益丧失，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能够基于事实与真相作出独立判断。

以秘鲁为例，新自由主义仍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整体层面都呈现出混乱与困境。尽管我们拥有新兴力量和变革的决心，但旧有体制与陈旧思想根深蒂固，要从其中实现突破与革新，依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

中国经验助力南南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发展经验中的哪些方面，如基础设施建设、减贫或科技发展等领域，最值得秘鲁这样的全球南方国家关注和研究？

莫雷诺：中国在减贫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无疑最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脱贫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堪称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的显著改善，更深入思想观念等多个维度，其引发的变革是全面、深刻且迅速的。这种系统性的脱贫模式，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您认为这种南南合作框架为秘鲁以及拉美地区带来了哪些机遇？

莫雷诺：“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所构建的高层次合作平台，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重要机遇。然而，当前存在的问题源于部分国家自身——包括秘鲁在内，其政府在发展理念与战略视野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仍深受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此，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历史性机遇，往往表现出迟疑与观望态度。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机遇，与历史上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方资本扩张模式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原则，后者则往往伴随条件性与依附性。

以秘鲁钱凯港项目为例，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工程并非由秘鲁主动提出并推动，而是依托“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在中国与巴西等国的协同下才得以落地实施。钱凯港项目印证了我先前提出的观点：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作为秘鲁人，我们自然迫切期待有更多像钱凯港这样能够带动国家发展的战略性项目落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类项目的倡议与推动力往往并非源自秘鲁政府的远见与努力，而是依托于“一带一路”倡议等外部合作框架。这一现象深刻揭示了秘鲁面临的严峻现实：本应由本国政府主动规划、为国民福祉而积极推动的重大发展项目，如今却需依赖外部力量的介入才得以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多重全球危机的背景下，您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如何通过集体行动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有益变革？中国可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莫雷诺：毫无疑问，全球南方国家急需加强团结协作、凝聚共同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的又一贡献。然而，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中国提出的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全球倡议的内涵与价值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伙伴，进行清晰、有效的阐释与传播。如果倡议内容未能被广泛认知和准确理解，则难以形成真正有益的国际共识。因此，我认为，加强对这些倡议的解读与传播工作至关重要。

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必须正视一个严峻的现实：当前的国际舆论场域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西方媒体主导，其话语体系构筑了近乎密不透风的传播壁垒。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西方主导的舆论格局中有效突破，成功传递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并促进重大倡议的广泛理解与认同。这不仅是传播策略问题，更是一场关乎国际话语权建设的重要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二十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您认为此次大会的世界意义有哪些？

莫雷诺：此次会议及会议的重大成果——“十五五”规划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体制的一项核心优势——政策的长期性与连续性。放眼世界，也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并有效推行如此长远的战略规划。

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即是对世界的贡献。无论是经济增长、和平维护，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抵制，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在多个层面惠及全球。因此，尽管这是一场中国的会议，其影响却深具世界意义。中国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唯有在稳定的社会与制度保障下，发展才成为可能。

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制定计划，更在于落实。中国展现了“言必信，行必果”的强大执行力。中国树立的榜样力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从这一层面看，中国的典范意义尤为深刻，它超越了具体成就，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制度性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 楼宇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 王俊美

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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