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冤死的冤魂洗冤，南京老刑警们眼中的1967年“山西路广场命案”

1967年8月3日晚上，南京鼓楼区发生一起命案，一名从安徽定远县外流到南京的男青年被一群街头混混指责偷手表，男青年否认，声称自己当天刚到南京，结果竟被这帮街头混混当街殴打，几番殴打后这帮混混还不解气，竟然找来绳子将他挂在了山西路广场邮局门前的凉棚架子上继续轮番殴打，直到其当场被打死。这群街头混混在作案后宣称“这个‘五湖四海’团伙的小偷偷手表，被打死活该”，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

今日的南京山西路广场

一部分围观群众也信以为真，于是纷纷向男青年的尸体吐唾沫，表示“小偷该死”。两个小时后，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军管会的军代表才姗姗来迟，没有勘查、没有走访，就拍了一张照片后就离开了。直到8月4日10时，军代表才通知分局刑警队老侦查员孙世德去现场看看，顺便把尸体处理掉。

孙世德是一名南京解放初就从警的资深刑警，打心里就看不起那个业务上一窍不通但却颐指气使的军代表，8月3日晚发生的命案，竟然等到8月4日10点才通知刑警队派人出现场，而且还是跳过时任鼓楼分局刑警队队长的蒋实甫，直接指使手下的刑警，简直是目中无人到了极点。

但孙世德也没有办法，因为WG，公检法被砸烂，大批有经验的老刑警被打倒或是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一只会上纲上线的帮业务上的“小白”，孙世德本人因为出身贫农，家世清白，所以成为当时鼓楼分局为数不多的没有“靠边站”的老侦查员。一旦自己因为和这帮ZF派对着干也被靠边站了，那鼓楼分局刑警队的老人就不剩几个了，蒋实甫这个刑警队长就离“光杆司令”更近一步了，所以孙世德也只能隐忍不发。

孙世德赶到现场，只见死者还挂在邮局门前，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而且因为已经挂了一夜，加上南京当时炎热的气温，尸体已经开始腐败发臭。孙世德在几个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将尸体从凉棚架子上解下来后进行初步的尸表检查，认定死者是被棍棒之类的器物反复殴打头部和胸腹部致死的。

60年代身穿66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初步走访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和报案所说的基本相同，孙世德只好先通知火葬场将尸体拉走。当天下午，孙世德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装扮成一个农民再次来到现场听群众讨论昨晚发生的这起命案。了解到打死人的这群混混是这一带的“熟脸”，总共有六个人，都住在鼓楼五条巷一带，领头的叫王庆生，绰号“小木匠”（因为他爹老王是五条巷有名的木匠）；另五人分别是许建民（绰号“矮球”），许建国（许建民的哥哥）、单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强。

根据孙世德的调查结果，鼓楼分局军管会于8月6日将王庆生收押，但却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人过问这个案子。直到年底的时候，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为了整顿此时已经极度混乱的南京市的社会治安，要惩治几个“典型”来杀鸡儆猴，于是军管会才通知时任鼓楼分局刑警队队长蒋实甫对王庆生一伙在山西路广场打死人一案开展侦查。

作为1951年11月从警、从基层刑警一步步干到鼓楼分局刑警队长的蒋实甫（1994年在鼓楼区政法委专职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休）趁机以“人手不足”为由要求启用当时已经“靠边站”的老刑警潘国俭，破案心切的军管会表示只要能迅速破案，所请一概照准。于是，蒋实甫组成了由老刑警潘国俭，鼓楼派出所民警蒋金龙、陈泰明再加上他自己组成的专案组，负责侦办“山西路广场命案”。

1951年刚参加工作时的蒋实甫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现场的痕迹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有那个军代表出现场的时候拍下的唯一一张死者被吊在凉棚架上的照片以及死者的基本情况：20~25岁之间、男性，自述是从安徽定远县来南京的农民。然而定远县有五十个公社，六十万人口，3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就凭这点信息去查死者的身份、找到死者的家属，可谓是难如登天。

但是，蒋实甫等四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12月19日，他们每人带上一辆自行车，从南京站用火车托运到位于滁县专区嘉山县红旗公社境内的三界站，再由此骑自行车前往定远县。

到达定远县公安局后，蒋实甫出示了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开的介绍信，请求当地公安的协助，然而当定远县公安局军管会的军代表听过案情介绍后为难地说：“现在公检法无报案登记，也无失踪人员登记，我们这里也很乱，也缺人手，所以无法派人协助，我这里只能为你们转开介绍信。你们自己去城关派出所以及各个公社进行调查访问，由他们协助你们吧。”

老照片 身穿66式警服的公安民警

见定远县公安局这边靠不住，蒋实甫只好将四人分成两组，对全县的五十个公社进行分片包干，进行拉网式走访查询。但这样的走访方式费时费力，要查到线索不知要到猴年马月，因此不管是潘国俭，还是蒋金龙和陈泰明脸色都不好看。

就在这时，蒋实甫灵机一动：我们为何不用“大字报”的方式来介绍案情，发动人民群众来寻找死者亲属呢？潘国俭等三人闻听后皆面露喜色，表示此举可行。于是，众人分头去买来笔墨纸张以及浆糊，由蒋实甫在招待所大院里亲笔书写介绍案情的寻人启事“大字报”。

60年代街头张贴的大字报

正写着呢，招待所的一名男服务员出于好奇凑上来看了看内容，知道蒋实甫等四人是从南京来这里查一起命案的，就热心建议道：“这几天县革委会正在召开‘三干’会议（即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全县的干部都在县里，你们可以到他们开会和住宿的地方贴大字报，他们消息多，可能有人能给你们提供帮助，这样你写几份就行了，不用贴得全县到处都是，那样多省事不是？”

一听有这等好事，蒋实甫兴奋地握住那名服务员的手好一阵感谢，然后把自己兜里一包还没拆封的中华香烟送给了他作为谢礼，然后在写完几张“大字报”后，四人分头到“三干”会的会场、干部住宿的招待所以及城区的主要街道进行张贴，同时在县革委会同意的情况下在大会会场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协查动员，恳请各位与会干部予以协助。

AI合成，观看大字报

12月20日晚，连江公社连江大队的一名干部主动找到蒋实甫反映了一个情况：“连江大队的小李圩生产队有一个失踪人员叫“小庄子”，和你们‘大字报’上所说情况基本相符。”

12月21日一早，四人就冒着严寒和大雨后泥泞的土路步行15公里（由于道路泥泞，自行车是无法骑了）来到小李圩生产队，找到“小庄子”的家，走访了“小庄子”的邻居，给他们看死者照片，他们都说长得像“小庄子”。最后照片经“小庄子”母亲（她是“小庄子”唯一的亲人）辨认，老太太一眼就从身材和衣着上认出这就是她的儿子——时年24岁的陈小庄。

“这就是我的儿子小庄子啊！”说罢，她放声大哭。

陈小庄的母亲介绍说：陈小庄半年前随县里组织的施工队去安庆做工，此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于是，四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安庆，找到了定远县施工队所在的建筑工地，查实陈小庄在8月1日离开安庆，说是觉得安庆的工钱给得少，他想去南京碰碰运气找找活干。

这样，就和陈小庄抵达南京的时间对上了。

在确认了死者后，四人赶回南京向鼓楼分局军管会汇报结果。在将案情上报给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并获得批准后，鼓楼分局于1968年1月将许建民、许建国、单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强五人抓获归案，连同之前已经拘押了四个月的王庆生一起，立即开始审讯工作。六人的心理防线很快相继崩溃，交待了他们当街殴打他人致死的犯罪事实。

1967年8月3日的夜晚，在山西路广场游荡的王庆生对许建民等五人说：“我昨晚在长江路人民大会堂（解放前叫国民大会堂）门前睡觉，一觉醒来，发现手表不见了。”

影视作品中的街头混混

许建民说：“肯定是‘五湖四海’（当时在南京流窜作案的盗窃团伙）偷的。”

王庆生道：“我们抓个五湖四海来审审。”

不久，六人闲逛到新华书店门前，发现有一名男青年露宿街头睡得正酣，他就是刚到南京不久的陈小庄。王庆生于是用脚将陈小庄踢醒后厉声喝问：“你是哪里的？”

一脸懵圈的陈小庄回答：“我是定远的。”

结果王庆生等人硬说陈小庄是“五湖四海”的人，又逼问“同伙有几个人？”“藏身在什么地方？”“所盗赃物藏在哪里？”“昨天夜里偷的手表放哪里去了？”

面对这般栽赃，陈小庄自然抵死不认，一再申辩说：“我是定远来的农民，不是小偷，我没有偷过手表，我也没有手表。”

王庆生一伙人不听陈小庄的辩解，一拥而上对他进行围殴，几番殴打后又找来绳子，将陈小庄吊在山西路邮局门前的凉棚架子上，用木棍、竹竿继续轮番毒打，直至陈小庄被活活打死。

六人承认陈小庄根本不是什么“五湖四海”盗窃团伙的小偷，而是他们为了寻衅滋事，随便给他扣的“罪名”，换句话说，陈小庄是完全无辜的。

最终，经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王庆生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许建民、许建国、单管生、曹志虎和徐志强五人分别获刑7年至18年有期徒刑不等。

冤死的陈小庄的冤魂在以终于在以蒋实甫为代表的老一代南京刑警的努力下被害五个月后得到告慰，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