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沈战役中，成功逃脱的第52军与第54军，是谁任军长？

“1948年10月20日夜，沈阳南郊，警报声此起彼伏——有人问：‘刘军长，还走得掉吗？’”短促的对白，映出东北战场最后的慌张。彼时，东北野战军已经切断锦州、沈阳与关内的所有陆上通道，蒋介石依旧命令部队“稳守待援”。五十万国民党军被困的同时，两支番号却悄然冲出重围——第52军与第54军。它们能脱身，不仅因为战机把握，更与两位军长的性格、判断直接相关。

时间回拨到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林罗刘麾下七十万大军，以“关门打狗”为总方针，先夺锦州，再取葫芦岛海口，意在斩断敌军退路。国民党方面的布阵是：廖耀湘兵团西援，卫立煌固守沈阳，阙汉骞的第54军和刘玉章的第52军分属两路增援。表面看兵力不弱，实则各怀心思，协同早已松散。

先说第52军。它的前身可追溯到长城抗战时期的第17军，历经淞沪、徐州、武汉等大战，自诩“机动劲旅”。军长刘玉章，黄埔三期骑科出身，身形精悍，绰号“刘光头”。他信奉“保存有生力量就是胜利”，抗战时也数次凭此信条脱险。辽沈战役开始，他奉命与廖耀湘会合西进，却在义县附近停了下来。刘玉章判断：“守锦州不过添个尸骨坑。”于是电告沈阳指挥所要求改编防线。卫立煌虽不悦，念及刘部装备精良，仍准其回沈；蒋介石则私下嘀咕“刘玉章怯战”，却也无计可施。

再看第54军。它成军于1937年，霍揆彰打下底子，抗战期间在罗店、枫泾等地与日军肉搏，战绩不俗。1944年，阙汉骞接任军长，率部攻克腾冲、龙陵，名气大振。阙对蒋介石绝对服从，辽沈战役爆发时，他拖着美械炮兵昼夜兼程向锦州方向突进。奈何塔山一线早被东北野战军密布火网，七昼夜鏖战，第54军伤亡过万仍难挤出缺口。阙汉骞意识到，“锦州已经无救”，随即转向葫芦岛，企图借海路退至华北。

锦州失守后，林罗刘调头围沈。卫立煌电请空运主力，但长春机场已被解放军迫近，空军出动有限。10月下旬，刘玉章见形势恶化，当夜令各师砍树搭浮桥，在辽河西岸拉起烟幕，趁夜突围南走。东北野战军追击急，却因为河面跨度及伪装烟雾，错判方向，让第52军一个夜里便脱离接触，随后转折依家堡，经朝阳、新开岭，一路向锦州—山海关残存走廊狂奔。几天后，部队在山海关登车，列车开往天津，继而轮渡赴台。有人统计，第52军撤出时仍带走七成编制，算得上当时国军“最完整撤退部队”之一。

与陆路狂奔的第52军不同，第54军的出逃充满海味。葫芦岛港口当时驻有少量美舰，蒋介石亲令海军第二舰队坚守港外海面。阙汉骞部抵达时，炮火尚在延伸，他命令残存部队就地分批登舰，辎重和大炮全部推海。东北野战军侧翼已逼至海岸，海军驱逐舰采取“起锚即走，后续再接”的办法，连续四昼夜往返，才把这支残军运往秦皇岛。登舰时，一名营长不满地对阙汉骞说道：“阙军长，我们还没打完就走？”阙只回一句：“兵在，仗就能再打。”这一幕日后成了不少退役老兵提起时最复杂的记忆。

辽沈战役终结，东北局势底定，国民党痛失东北五十万大军。史料表明，逃出的第52、第54军合计不到五万人。两位军长此后前往华北，随即被调往台湾：刘玉章在凤山整训新兵，阙汉骞负责花莲防务。1950年代初，两部被合并改编，番号消失于军史，却常在老兵茶叙中被提起——他们自豪“辽沈能闯出去的不多”，同时也明白，那只是国民党体系混乱、各自为政的副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研究人员比较这两次突围，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军长个人意志凌驾上级命令；二是部队机动手段充足，有汽车、有舰船；三是对情报极度敏感，提前洞察了东北野战军的主攻方向。然而，两军也暴露出设备精良却缺少整体战略配合的痼疾：刘玉章拒绝与廖耀湘会合，直接破坏了蒋介石“打援”构想；阙汉骞夜攻塔山久攻不下，却无人敢提改道。可以说，这两次逃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也是国民党正规军系统溃散的缩影。

如果把时间推后两年，朝鲜半岛炮火连天时，台湾方面检讨大陆失利教训，军政高层多次征询这两位军长的意见。刘玉章认为：“战略摇摆是根本病。”阙汉骞则强调：“火力配合决定攻防。”意见不尽相同，却都触及一个事实——辽沈战役让国民党再无翻盘资本。

多年后，史学界重新梳理辽沈战役资料，偶有声音称若第54军不在塔山久战而直接奔海，或许能保留更多实力；若第52军按命令增援锦州，则东北战役会更早结束。此类推演自然难有定论，但不可否认：两位军长的决断，为他们各自部队赢得了生存机会，也为研究解放战争提供了珍贵的对比样本。至于“英雄”还是“逃兵”，那便留给后来人各自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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