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吹来暖暖的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的台湾足迹

导读

本文作者李杭，是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李尚公之子，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是台湾地下党。李尚公于“文革”时期被逼迫交代是潜伏特务，蒙冤去世。2017年5月，李杭开启台岛之旅，目的就是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

01

从流亡中学生到国语教员

我爹（本文作者李杭是李尚公之子）是山东肥城人。其父赤贫，无以为生，跑到济南黄河以北的齐河县当维护黄河河堤的河工，养家糊口。就这穷样，我爷爷还是不惜送自己的大女儿当童养媳，也非得送我爹，他唯一的儿子，上学念书。

当年我爹算是念书念得好的，一路凭着举家鼎助和各种奖助学金，1936年竟然考上济南一中——这是当年山东全省最好的中学。但突然时局骤变，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改变了历史进程，也改变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命运。

当年济南一中的校长孙东生在1937年8月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说：“大家必须读书，我们是教员，你们是学生。我们应当把你们培养成国家的人才，要弦歌不辍。读书也是抗战，也是爱国，也是救国。济南要是不能待，我带你们走，不做亡国奴。”胡维成老师（当过教务主任，代理过校长）第二个讲话：“听说日本鬼子占了天津，下令中国人都得弯着腰走路……我这副腰板就是弯不下去！”

国民政府决定组织山东中学西迁。我爹他们也在这个洪流中，随济南一中整校整班的一边步行，一边坚持上课，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从济南出发，经济宁、郑州、南阳、安康、汉中、绵阳……历经两年，步行7000里——路上的艰辛就不用说了：我爹左耳廓的一部分，就是在此途中冻掉的——他们不但上完了全部初中课程，1939年还走到了四川绵阳。在那儿，他又上完了高中。

由于我爹和孙跃东在德阳主办过《简明新闻》，每天公布最新抗日战况和各方面重要消息，影响很大。1942年，他考上了地处甘肃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

在西北师院，我爹遇到了我娘，她是比我爹晚入校的学妹，国语专修科（学制二年）的学生。1945年，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全国上下，欣喜若狂。1946年暑假，西北师范学院所含各校开始复员，我爹妈也在那年同时毕业。

台湾从1895年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已经50年，岛上正规学校只用日文教学，没有汉语教育。当时台湾大中学校急需合格的汉语教师，国民政府的“国语推行会”，由名教授黎锦熙、魏建功领衔，招聘人员赴台工作。我爹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招聘赴台的。

我们知道我爹在台湾当过国文教员，他是和我妈一块儿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从1947年初到1948年初整整一学年在桃园农校的聘书。但是我们从不知道，他在台湾曾是中共地下党。

02

在基隆加入中共地下党

2017年5月3日傍晚，我乘坐厦航881次航班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这次赴台，我一开始是瞄着桃园农校去的。不过，我记得我爹曾经说过，他刚去台湾时，在基隆还待过一段时间。于是，我决定得亲自去基隆查访一下。

我看过蓝博洲（注：台湾研究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著名学者）写的《幌马车之歌》。该书的主角钟浩东当年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当年台湾中共地下党机关报《光明报》，就是在基隆中学编辑印刷出版的；后被当局破获，因此案被捕的有44人之多，枪毙了7人，都是知识分子！这是1949年中共台湾地下党被破获的头号大案。

基隆离台北很近，就23公里。我很快就到了基隆中学。当我向基隆中学校秘书说明来意后，他并不接话，胸有成竹地打开一本装潢精美的纪念册：这是该校建校70周年纪念册，其中1946年的花名册最全，有28人之多。李尚公和钟浩东两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爹1947年1月底离开基隆中学去桃园农校，与中共地下党员钟浩东密切相关。

钟浩东和我父亲，是1946年8月同时到基隆中学分别担任校长和国文教员的。钟是台湾抗日名宿丘念台（1894—1967）和李友邦（1906—1952，中共地下党员，后被国民党枪毙）推荐的；李尚公是由国府“国语推行会”派遣的，他们都是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基隆中学教学骨干。

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期间，未雨绸缪，选定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三所高校的中文系，培养推广国语应用的人才。抗战胜利后，该部速派人员来台指导国语推行工作。

李尚公在基隆中学教授国语，当然是独当一面。当时，基隆中学大陆来的教师虽然不少，但是只有他最专业，国语发音标准。可是，基隆中学的国语教学工作刚刚走上正轨，李尚公却只干了一学期，就转到桃园农校去了，钟浩东还给他开了介绍信。

这件事有点儿反常，除非有某种特殊原因。像我父亲这样由国府推荐来的国语教员，接聘一般都是干满一学年才正常。他中途离开，校长还特地给他开介绍信，里边一定另有“文章”。

李尚公在基隆中学，很快就和钟浩东熟稔。一方面，固然李尚公确实是当时基隆中学推行国语急需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像李这样赤贫出身的西北师大毕业生，也特别引起钟的注意。所以，钟李二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李尚公在基隆中学时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1948年5月，由于台湾白色恐怖非常厉害，中共台湾省工委只能转到香港开会。会议决定为了隐蔽精干，部分同志需分批撤离台湾。

恰逢当时我妈北师大中文系大专班毕业后，已经为社会服务两年，按规定可以回北京师大续读中文系本科三四年级，又刚刚怀孕，这样，他俩在1948年暑假后回到大陆。1949年春，李尚公进入人民大学前身华北大学学习。

03

父亲身负使命离开基隆中学

在1947年初，中共台湾地下党的人数极少，全岛不足百人。台湾当年只有台大一所大学，日据时期，台湾本地人一般只让学农医两科，所以，桃园农校是当时社会精英聚集的地方。

有关档案揭示，钟浩东为我父亲离开基隆中学，开了一明一暗两张证明：一张明的是拿出来给桃园农校看的从基隆中学离职的证明；另一张暗的是允许我父亲在基隆中学请长假的证明。

钟浩东为我父亲去桃园农校工作“留了后手”：在那边干得好能待就待下去；干得不好也不至于“失业”，随时可以返回基隆中学继续任教。

钟浩东给我爹这么“优渥”的进退条件，绝非仅仅是给一个普通国文教员的。我爹还另有任务去桃园农校——为中共在桃园地区开辟一个新点。

1947年2月初，父亲一到桃农，就赶上“二二八事变”（注：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警员在台北误伤烟贩，引发民变。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运动最终失败）。在事变过后展开的“清查”中，虽然桃农“涉案”学生众多，但是该校有关师长对此多有缓颊，鲜有学生被捕的报道。

桃园农校当时外省籍老师占一半以上，领导层都是大陆来的外省籍教师。此案后，不同省籍师生之间的关系还很正常，不能不说与外省籍有关师长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表现关系极大。

桃农现存的有关档案已经不完整，不能完全恢复李尚公当年的活动轨迹，只知道他仍然是教学骨干，还承担学校部分的组织工作。同时，他还经常请假外出，有时候没有请假记录，人也不在校内。李尚公那些天为了“组织上的事”，几乎天天冒着危险乘“台铁”往返于桃园和基隆之间……

“文革”时期的1968年，我爹被逼迫交代是潜伏特务，蒙冤去世；我妈当着外人的面，没掉一滴眼泪。而当1985年她唯一的孙女（本文作者李杭之女）出生时，她给孙女起名叫“暖暖”。

她没对任何人说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原来，在基隆，有一个地方叫暖暖。这个暖暖区，大概是我父母从大学，恋爱，工作，到结婚再到成家过日子的20年里，彼此感觉最温暖的地方；也是他俩共同走入社会，经历风雨如磐岁月的地方……

据《南方周末》 李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