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他写信给中央：希望有生之年再做点事！当过四省第一书记

“1976年9月28日夜里十一点，我的身体还能坚持，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谭启龙躺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对值班人员吐出一句微弱而倔强的话。对方点点头，递来纸笔。灯光下，那封递向中央的亲笔信就此诞生。

从军旅到地方，这位1913年出生的红军老政委经历过漫长行军，也扛过城市接管的繁杂琐事。1949年初夏，他随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南下，部队刚渡江，他就接到任务：解放杭州、接管浙江。那时的杭州满目疮痍，金融系统瘫痪，公共交通停摆，谭启龙却只提了一个要求——“先把粮食供应和自来水管网弄通。”原因很直接：部队进城，市民得活下去，稳定就不难了。

浙江的秩序稳定得比预想快。接管过程中，他坚持“能留则留”“能改则改”，银行职员、铁路技师、邮电工程师大多获得了新身份。有人质疑“旧人会不会搞破坏？”他在省委会上拍板：“用不好是我们的水平问题，用好了，这就是大批免费师傅。”事实证明，原先的技术骨干在改造后迅速上手，城市恢复动力源。

剿匪是接下来的硬骨头。部队主力尚在向南追击，偏远山区的武装土匪却频频袭击县城。谭启龙调研发现，仅靠部队清剿，成本高且难以持久，于是他干脆用“乡自卫队+县工作团”的模式，把农村青年组织起来，边剿边建政权。到1951年夏，大规模武装骚扰被基本拔除，浙江土地改革得以全面推开。

1952年底，谭震林赴中央工作，35岁的谭启龙成为浙江省委“一把手”。他清楚自身短板——工商业经验不足——于是干脆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月至少进一次工厂、下一次渔港。有人记录他在嘉兴面粉厂问出的第一个问题：“一天能磨多少面？有多少人真正吃得到？”那年冬天，各地小型水力、蒸汽机坊同期开工，浙江的食用油、布匹产量迅速爬坡，城乡粮布票紧张局面明显缓解。

1960年，谭启龙调往山东，履新前夜，他对秘书说：“山东连着黄河下游，先把丰收和防汛这两件事弄明白。”果然没多久，三年自然灾害袭来。山东北部涝灾、南部旱灾并存，他先后跑遍德州、菏泽、临沂，提出“增杂粮、减稻田、稳小麦”的紧急方案，辅以蓄水工程。数据很冷冰冰：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不降反增一成，成为特殊时期难得的例外。当地老农感慨：“这个南方书记懂庄稼。”

风云突变始于1966年。王效禹一纸“修正主义最大典型”批复，将他押往青岛，批斗、游街、关押轮番上演。有人记得，他在青岛大礼堂的台阶上被围住时，却喊了一声：“干部可以审查，种地不能停！”喧闹声中，这句话突兀得让围观者愣住。很快，周总理指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他护送至北京。临行前，一位老工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谭书记，山东人没把您忘了。”

1970年，谭启龙出现在福建。韩先楚主政的年代，军管色彩浓厚，农业条块松散。韩先楚直接对他说：“我抓军工，你盯农村。”于是，他把山东时期“分灌区分层定责”的水利经验搬到闽北山区。一年后，闽北丘陵的溪坝拦水已达百余道，粮食自给率首次突破95%，使福建不再靠外省调粮过年。

“戏剧性”一词套在他身上并不夸张。1972年，中央突然电召：回浙江担任第一书记。似曾相识的土地、熟悉的江南口音，让人误以为他可再次“大展拳脚”。谁料，省内派系冲突却在批林批孔风潮下骤然升级，绑架、围攻、逼写检查轮番出现。1974年底，一次深夜辩论会上，对方质问他为何“右倾翻案”，他干脆甩下一句话：“浙江发展再慢三年，你们也要挨骂。”随后，他发电报请辞，结束二度浙江任期。

1976年5月，他到北京开会突感心绞痛。住院期间得知青海干部大面积受冤，农牧业濒临停滞，便艰难写下那封“希望有生之年再做点事”的信。短短两页纸，没有一句牢骚。中央批示：赴青海主持全面整顿。

青海海拔高，空气稀薄。列车一过西宁站，他虚弱却坚持不吸氧，理由是“干部比我多高反应的多了，他们没得用氧气。”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翻阅十余万字平反材料。三个月内，3000多名干部得到昭雪，众人称这批文件为“暖手卷”。农业上，他延续“牧民联产、草场共治”的思路，推行草场承包责任制，牦牛存栏量首度回升。

1979年，组织又把他调到四川。四川被称作天府之国，可贫困山区同样不小。一次赴凉山途中，他对当地干部说：“别只盯平坝稻田，退耕还林让山腰先绿起来，十年后林木就是财富。”四川人嘴快，当场有人反问：“百姓今天的饭谁管？”他回答：“退一亩坡地，镇上给一亩肥地指标，政策跟粮食一块儿发。”这种结合补贴的退耕方案后来在川南普遍复制，当地称之为“坡改梯、林养人”。

1982年四月，中央号召干部年轻化。他主动提交报告，退出一线，“只保留一点历史问题咨询”。离职那天，邓小平送来墨宝四字——“人间重晚晴”。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却把字框倒放，说是“别老看‘晚晴’，要盯前路”。

回顾其仕途，四省第一书记与多个危急时刻交织。有人问：他为何屡次遭贬而复起？一位熟悉他的人分析：“这老同志有个底线——不把困难交给别人，不拿情绪影响群众。”事实上，无论是浙江电网的首次集中检修，还是四川退耕还林的补贴细则，都是在极度艰难的政治背景下拍板落地，才让地方经济恢复了起码的增长轨道。

谭启龙晚年口述历史时提及1976年的那封信，他说信中只写了两句中心意思：一是“还想为老百姓干点事”，二是“愿意去最困难的地方。”很多人以为这是姿态，殊不知青海、四川接连的调任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回应。

遗憾的是，1988年，他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消息传到青海牧区，一位老蒙古族干部感叹：“谭书记只留一句话——草原别荒了。”短短八字，为他在高原上留下的足迹作了注脚：以行政手段保障牧民利益，以生态视角维护草场永续。

谭启龙这一生，未曾参与宏大叙事中的耀眼篇章，却在看似枯燥的地方治理里沉淀智慧。四省辗转、数度沉浮，挫折与信任并存。对熟悉那段岁月的中年男性读者来说，这个名字代表的并不是传奇，而是一份沉稳——无论政治风浪多大，总有人盯紧粮食、盯紧水利、盯紧百姓的饭桌。正因如此，他1976年的那封“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来信才更显分量：时代需要华丽口号，也需要愿意默默扛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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