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组建缺少主将，他请缨担任，薄一波想留他，坚持要率部南下

“老王，你真打算带着这两万人闯大别山？”1947年7月下旬的邯郸作战室里，薄一波压低声音，却难掩忧色。

那时的华北平原正值酷暑，刘邓大军已做好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的准备。为了给主力腾出回旋余地，晋冀鲁豫军区临时决定把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升格为五个纵队，组成新的战略支援力量。八纵、九纵、十一纵、十二纵都很快落实了军政主官，唯独十纵人选迟迟定不下来。组建会议上，名单换了又换，有人推辞，有人顾虑，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却始终拿不出定论。

原因不难理解。十纵的底子是冀南军区地方武装，兵员绝大多数没出过河北南部县域，游击战打得不赖，但要携带大量干部、物资一路南下，再跨越几百公里陌生山河，这种跨区机动作战经验几乎为零。稍有不慎，连同补给线一道被夷平，后果不堪设想。谁来当这个“炮灰司令”？没人愿意，也没人敢。

僵局持续到七月末。王宏坤把手中的报告往桌上一放：“我去。”话音很轻，却在室内炸开。不少参谋下意识停住动作，连薄一波也愣了几秒。按资历，他是副司令员，原本负责全军区的统筹调度，按惯例留在后方最合适。但他坚持请缨的理由，两条简单又有分量——一，他在冀南干了七年，对十纵干部从连长到支前民工几乎叫得出名字；二，他出身黄麻起义，湖北、河南、安徽交界那片山岭，他闭着眼也能找出小路。

就这样，十纵终于有了司令。可是，军区离不开他这一点，薄一波说什么也不想放人。“人往外一抽，后方协调全得重搭架子。”他反复强调。几番讨论后，两人把电话打到刘伯承、邓小平的驻地。电报回得干脆：同意南下。至此，争执才画上句号。

组建命令下达，冀南各地武装迅速集结。说是纵队，其实拼凑味儿浓：通讯连是从邯郸军分区抽调，工兵连一半来自地方铁路大队，连迫击炮都是缴获品。更麻烦的是思想问题。许多士兵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流露出犹豫。王宏坤索性把各团书记、指导员拉到一起，开了个三昼夜的“揭短会”。有人担心妻儿无人照料，有人怕战事艰难回不来，他都记下归档。之后，粮款、家属补贴、伤残保障一一落实，不得不说，这场提前做好的“心理动员”，后来救了不少人的心。

八月初，十纵从漳河以南开拔。队伍甫一出发，就遭到国民党航空侦察，铁路、公路都被封锁，须夜行晓宿，折线前进。幸运的是，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侧翼发动攻势，帮他们吸引了大部敌火力。十纵趁乱通过清河、涡河一线，跟随主力南下一千余里，于九月底抵达桐柏山区。途中最惊险的一晚发生在安徽阜阳北，五团误闯敌人封锁线，王宏坤带警卫排硬是从南侧打出缺口，连夜掩护其余部队穿插，才没造成大规模脱队。

进入桐柏后，王宏坤接到新命令：在当地建立根据地，并负责护送南下干部及物资至指定地点。十纵人数虽近两万，但装备落后，迫击炮共二十一门，日弹药配给不足百发。为了尽快稳住局势，王宏坤确定“先清外围、再插中心”的办法，把县、区保安团和土顽点一一点掉。邓县一役颇具代表性：前线仅用三小时破城，后方马上召开农会动员，把粮食、担架、情报网络全数理顺，连续战斗间隙都没耽误。

值得一提的是，十纵没有贸然充当野战军主力参与大兵团决战，而是专职在刘邓大军后方扫除地方武装、掩护补给线。有人觉得“露脸”机会少，但事实证明，保住大别山这座“大后院”，对华东、华中战局同样重要。某次后勤联络会上，刘伯承笑称：“后院有老王，咱前线打仗才踏实。”这句半玩笑的话，在场参谋都听得心里热乎。

1949年春，桐柏根据地与周边解放区连成一片，任务完成。军区决定撤销桐柏军区，部队按省区重新编组。王宏坤被调至湖北军区任副司令，不久又奉命进入海军序列。有人私下替他惋惜：好不容易掌一支整编纵队，却转去陌生领域。但熟悉他的人明白，他看中的从不是位置高低，而是工作需要。

十纵南下历时近两年，从组建到撤编，正面会战不多，却守护了大别山、护送了大批南下干部，留下了一条安全可靠的运输通道。战史档案记载，他们大小战斗百余次，歼敌两万四千余人。更难得是，全纵队南下途中没有出现大规模掉队，更无人自谋去向——对于一支脱胎于地方部队的新编纵队来说，这份凝聚力堪称意外。

为什么能做到？除了组织纪律，更在于主官的了解与信任。王宏坤熟悉冀南士兵，能精准抓住他们的担忧；又对鄂豫皖地形烂熟于心，避免了无谓牺牲。经济学里常说“信息优势”，放到战场上同样适用——知人、知地、知事，三者合一，才有敢挑重担的底气。

而这份底气，也让“缺主将的十纵”在最凶险的时刻，没有变成薄弱环节，反而成为保障刘邓大军战略纵深的关键一环。放在整个解放战争的时间轴上，它不起眼，却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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