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之下，牧民生活的变迁与抉择

9月下旬的大兴安岭透着些许凉意。也许是气候变暖的原因，加格达奇的白桦林还没有变黄。直到几十年前，这片森林还是鄂伦春人狩猎的猎场。

森林里聚集了一群电影人，今年的“世界游牧影展”在兴安岭深处的加格达奇举行。“世界游牧影展”由纪录片导演顾桃、顾雪在2021年联合发起，前身是“内蒙古青年电影周”。

传统上，一些民族通过季节性迁徙的方式放牧、利用水土，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定居的农耕社会非常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思维。顾桃导演过去拍摄的纪录片有很多是关注传统的游牧社区，因此，他把原本“游牧”的概念扩展到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影展的方式，关注影像创作中当代与传统生活里的人们自由、流动与贴近真实的生活形态。“世界游牧影展”比其它影展吸引了更多关注游牧题材的创作者和影片，在这里也更集中看到创作者们如何在荧幕上呈现牧区的变迁。

如何诉说草原，以及草原上人们的生活，一直是我感兴趣的议题。受到食通社2024年“联禾创作计划”资助，由焦小芳、琼吾旦增拍摄的纪录片《谁的餐桌、谁的牧场》也入选了这次的游牧影展。因此，我跟着导演焦小芳一起来参加了这次影展。

◉入围影展的青年创作者合照。摄影：曲珍

影展上，好几位入围的青年创作者们都观察到牧区现代化后的一系列变迁，开始尝试用镜头打捞游牧经验。于是，我与这几位拍摄牧区的青年导演又做了一些讨论，话题从他们创作的影片讨论到他们对牧区当下的观察，串连起游牧生活从传统到现代生活的几个不同的侧面。

在城市化的浪潮下，牧区的传统生活正经历着剧烈的变迁。这些在主流叙事里未能言说的生命经验，需要更多有过牧区生活经验、或是对牧区真正感兴趣的影像创作者投入其中，将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融入到创作里，让故事从心底生长出来。当越来越多的创作者用镜头去讲述，更重要的是，去追问，这些边缘的游牧经验才能以更鲜活、更深切的方式被看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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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牧场上的骆驼

《德都驼影》是一部民族志纪录片，导演敖仑娜将镜头对准自己的故乡——青海省海西州的蒙古族牧区。生活在青海、甘肃一带的蒙古人就被称为“德都”蒙古人。敖仑娜故乡的牧区位于柴达木盆地，是半草原半荒漠地带。适宜干旱气候的骆驼是人们生活中重要的牲畜，已经融入了德都蒙古人的衣食住行。

◉敖仑娜民族志纪录片《德都驼影》。

敖仑娜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人们会骑上自家的骆驼到亲戚邻居家拜年。在牧区，即使是邻居，彼此之间也住得相距甚远。骆驼是蒙古族传统五畜之一（注：五畜分别为骆驼、马、牛、山羊、绵羊）。在冬季牧场上，牧民们还会骑着骆驼放牧。但在夏天，骆驼正处于换毛期，体质比较弱，且有牛虻的干扰，它们需要养膘以积蓄体力，牧民就会改成骑马放牧，但还是会在转场时用骆驼搬运家具。

然而，与过去“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活相比，牧民如今的放牧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敖仑娜观察到：在草畜双承包制度落实几十年之后，现在，本地牧区的牧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把自家的草场用围栏进一步划分成不同的区块。骆驼在牧民生活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现在，骆驼与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功能逐渐被汽车和摩托车取代，有的家庭在转场时会用车把家具提前运输到下一个草场，再把骆驼和牛羊赶过去。

成长与求学的过程中，敖仑娜也与牧区的生活渐行渐远。目前，她正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的硕士。最近几年，她持续调研和拍摄自己故乡的牧区，这也成为她重新了解故乡的过程，拍摄中，她感受到自己作为年轻一代的蒙古人，记录和了解本地传统文化的责任。

敖仑娜选择从当地的骆驼文化节切入。海西州的蒙古族从七、八年前开始举办骆驼文化节。和承载了很多文化意涵、象征着蒙古精神的马相比，骆驼更像是一种工具性的牲畜，它也更多地被用于远途驮重物，以及生产驼毛、驼奶等牧民日常需要的畜产品。

在文化节上，骆驼在牧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被集中展示，与骆驼有关的习俗和技能浓缩成了几项比赛：赛骆驼，类似于赛马，就是选手骑着骆驼赛跑，比谁跑得快；骆驼选美，依照骆驼的毛色、毛发以及精神状态，评选长相气质最佳的；骆驼手工艺品比赛，在限定时间内制作骆驼鼻环、缰绳等手工制品，评选标准依据最后的完成度。

最惊险的是驯骆驼环节。看似温顺的骆驼，一旦狂躁起来，即使很多人一拥而上也拉不住。小骆驼要经历被驯服的过程，牧民才能在生活中使用。在骆驼文化节的比赛中，主办方会选择年轻的、未被驯服的骆驼（大多是公骆驼），在不系骆驼鞍的情况下，由选手徒手骑上，看哪个选手可以停留在骆驼背上的时间最长。影片里，看到选手们一次又一次被骆驼从背上甩下来，我不禁为他们的执着感到惊叹。最近几年，文化节里还增加了女子赛骆驼的比赛项目。

甚至牧民借助骆驼搬家也被设计成了比赛项目：选手们需要把家具放在骆驼身上，由骆驼扛着家具按照限定的路程跑一圈再回来，最后把家具从骆驼身上卸下来，看不同选手完成的速度。

如今，在敖仑娜的老家，大多数牧民家还是保留着养五畜的传统，每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不同牲畜的比例。人们依据牲畜的不同特性，季节性地使用它们。在敖仑娜看来，牧区的人和牲畜更像是一种“契约关系”，人照顾动物让它们更好地生活，换取动物为人类带来生活所需。在牧区的生活里，“人畜之间的互相干预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方式。”

游牧民族与牲畜的关系，揉杂了驯服、互换和相互照顾。但是，这种关系进入现代市场后，开始被打破。

2

进口肉风波

与被卷入市场的牧民

市场冲击下，传统牧区不得不应对重重挑战。纪录片《谁的餐桌，谁的牧场》聚焦这一议题，拍摄了导演焦小芳、琼吾旦增二人2024年11月在青海湖附近进行的一系列调研。近期，《谁的餐桌，谁的牧场》还入围了12月将在福建泉州举办的2025·第六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双年展。

◉导演焦小芳、琼吾旦增作品《谁的餐桌，谁的牧场》。

最近几年，来自南美、澳洲、新西兰的进口肉大批涌入中国，冲击了本地牛羊肉市场，甚至就连原本放牧获取肉食的牧民们也开始在市场上购买更便宜的进口肉。

镜头下展现了在一个复杂的肉类产业链中，处在不同角色的人面对此冲击的反应：漂洋过海、从地球另一端来到本地的冷冻牛羊肉价格竟然比本地牧民卖的牛羊肉还便宜。影片里，人们尝试对这一现状给出各自的合理化解释：一些人认为进口肉打着“谷饲”的标签，显得更高级；一些人认为本地肉的生产线不规范，与之相比，进口肉有着清晰的肉类标准，“生产线很正规”。不同的话语相互碰撞，映射出变动现实之下的诸多龃龉。

进口肉还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很多顾客选择购买价格更便宜的进口肉，牵动了本地牛羊肉的市场价格一再下跌。而放牧作为一种牧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生计，也被卷入到愈加复杂的肉类产业链中。牧民的角色从原本的主动生产者，逐渐变为产业链中的被动一环。纪录片里，收羊人马奈说出了牧民目前的两难处境：“卖的话，价钱不够；不卖的话，草不够。”

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现实：近些年牧区生活的现代化，牧民日常生活中的现金需求增大，更加依赖于通过自家放牧的牛羊来变现。在进口牛羊肉价格的冲击下，本地的牛羊肉价格贬值，牧民需要养比以往更多的牛羊来获得足够的收入，进而草场压力增大。很多牧民通过租用别人家的草场、购买饲草料来周转，结果陷入越来越重的负债中。

我们还可以从纪录片里一窥藏族牧民被卷入更大的肉类市场时的吊诡之处。传统上，牧民自己放牧、自己宰杀牛羊以供自家食用以及换取现金收入，但藏族人在宗教信仰中又有“不杀生”的观念，于是便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市场分工——屠宰与贩卖牛羊肉的角色大多由回族人填补。结果，在牧区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牧民不愿意杀生，把牛羊卖给回族人，换成钱再到市场上买肉，甚至是进口肉。

原本自然放牧的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向工业化的肉类生产靠拢，育肥环节被市场催生出来。育肥商会从牧民那里收购了牛羊，在养殖场里在短期内大量饲喂谷物，使牛羊增肥，再卖到市场，以此赚取利益。

在这样的趋势下，人们越来越难分辨市场上的本地肉是以传统放牧的方式养大的，还是经过了育肥。

在复杂的问题之下，让我动容的是纪录片里的一些瞬间：牧民小伙子手脚麻利地抛活扣绳来套牦牛，在收羊人要运走牛羊时，牧民小伙子指着两只羊，介绍它们是双胞胎，语气里流露着不舍。卖掉牛羊之后，他说，“有钱的话肯定不想卖。我们也舍不得这些牛羊，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几年的好朋友……”牧民在跟牛羊相处几年后，已经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在牧民眼里，每一只牛羊都有独特的个体特征，而在收羊人眼里以及肉类产业链中只是一块砧板上的肉。

而从这些细节里，我们可以瞥见传统牧区生活中尚未被现代商业逻辑取代的样子：藏族牧民小伙子可以既需要卖牛羊，又舍不得它们，很多牧民会在卖掉牛羊之后，到寺院为它们点酥油灯，请僧人为它们念经。

虽然在被卷入到现代肉类市场的链条之前，牧民也会卖牛羊换取收入维持生计，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单一的价值交换。而现代的市场逻辑将一切事物简化为商品价值。在市场逻辑的冲击之下，牧民与牲畜的关系逐渐改变，如片子里所展现出的牧民对待自家牛羊的朴素情感越来越无用，也越来越稀少了。

3

游牧后代的乡愁

隐含在这些变化之下，更重要的一点的是，草原和牲畜，不仅是牧民们赖以生存和生产的方式，它们还是游牧民族的“根”。当牧民们失去了它们，又该如何定义自己？

◉导演佟乘拍摄的剧情短片《草原上有一片海》。

剧情短片《草原上有一片海》讲述了一个已经到城市生活的蒙古族男孩，回到牧区老家生活几天的一个剪影。片子从一个孩子的眼睛里看到了牧区熟悉又陌生的一切：读不懂的蒙文教材，几个同伴在一片开阔的被雪覆盖的草原上玩耍，大人们在饭桌上谈论着下跌的牛羊价格。片尾，即将回到上海的男孩把家里的羊群染成蓝色，如同一片海，陪伴着留在牧区的同伴。

片子里的家庭，是几代蒙古族从牧区进入城市的一个缩影。短片里的故事来自于导演佟乘自己的经历，他从小在城市读书，会在寒暑假的时候回到牧区的家。他的老家在霍林郭勒的五七军马场，这是一个蒙古族和汉族混居的半农半牧地区。在那里，牧民更早地被卷入现代化之中。从1990年代开始，很多牧区的年轻人开始进城打工，在霍林郭勒的煤炭厂工作。

在成长经历中，佟乘时常在城市与牧区之间穿梭，这让他对于那些夹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之间的生活经验更加敏感。于是，他精心将这种变化浓缩在了三代蒙古人使用的语言里：祖辈在牧区生活，说蒙语，不会说汉语但可以听懂；父辈则是在蒙汉混合的语言中切换；到了孙辈，就只能听懂，却不会说蒙语了。所以，影片中出现了一个奇怪却也合理的场景：沟通靠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完成，孙子和爷爷、奶奶说普通话，爷爷、奶奶和孙子说蒙语。

影片里的男孩的小辫子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符号。蒙古族的男孩会在后脑勺留一个蒙古辫，这个辫子会在他13岁的时候被剪掉。佟乘特意设计了这个细节，在他看来，这是小男孩作为新一代蒙古人身上唯一留存的蒙古族痕迹，但当它在13岁被剪掉时，他和“蒙古族”身份中最后的一点联系也会被抹去。

故事结尾一首清唱的歌（来自蒙古族人人传唱的经典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回响着新一代蒙古人的失落：“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在他的故事里，牧区生活从一种直接的身体经验，退而成为一种背景式的、乡愁式的存在。和藏地的牧区相比，内蒙的牧民更早被卷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夹在城市与牧区的两种生活经验之间的人如何理解、适应或是改造外部的环境？是留在牧区还是进入城镇生活？这可能是横亘在当代每一个牧民生活中的问题，也是未来佟乘在拍摄中持续关注的议题。

佟乘对我说，无论是城市还是牧区，人们会根据现有的外部环境调整自己，以更好地适应当下的生活。人们从牧区“游牧”到城市是另一种适应：“人会通过环境改变自己”，有的人“会游牧到一个自己更适宜的土壤和文化当中。”

不过，将人们从牧区到城市的迁徙解读为另一种“游牧”，我始终对这种话语持一定的怀疑：这真的是游牧吗，还是在巨大的城市化浪潮中，与乡村城市化相似的又一个并不新鲜的翻版，亦或是当代商业宣传对“游牧”文化的一种滥用？真正的“游牧精神”，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跨越传统牧区生活的语境，伴随人们的身体经验进入到更当代的生活中？

◉《草原上有一片海》剧照。图源：佟乘

通过这些影片，可以看到传统牧区在当下面临的变迁与困境。在这些镜头里，巨大的社会变迁之下那些细碎的、极易被忽略的情感得以被放大、被看到，而正是由这些情感，构成了传统游牧文化的深层肌理。

除了这三部短片，游牧影展里还有几部以游牧生活为背景的短片：《阿玛》的导演索朗曲珍把镜头转向自己的母亲，镜头下讲述了一个牧区传统女性的身体经验；《杭盖》讲述了一个因为外部原因失去自己牧场的牧民，在传统牧区的边缘游荡的故事；《沉默的猂达罕》通过几位鄂伦春老人的口述，重现鄂伦春族人昔日在森林中游猎生活的内在节律。这些影像如棱镜，折射出牧区生活的不同视角。

关于游牧文化，以及各地的牧区，讲述这些真实生活背后的情感，还有巨大的叙事空间。在影像的叙事空间里，现实的复杂和困惑被温柔地接纳，被缓缓托起。这或许是影像的意义。

-这是食通社第756篇原创-

食通社

作者

王婷儿

写作者，关注物种、医疗，以及气候变化下的传统牧区。

编辑：小丹

版式：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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