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育成为难题：中国总和生育率跌破1.1，政策该如何精准发力？

我国的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韩国从总和生育率1.3降到1.0左右，用了17年的时间，而我们国家只用了3年的时间。因为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工作时间长且不灵活的就业环境，大家都不想生孩子。韩国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韩国好的机会都出现在一些大的财团和公务员体系里面。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即命运。接下来，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議。

我国人口在100年后会回到4亿左右，回到100年前所说的“4万万同胞”。这是我4年之前所做的预测，当时受到一些质疑。4年过去了，新的数据出炉，如果说当时的预判还有什么需要完善的地方，那就是过于乐观。

如果非年龄生育率和非年龄死亡率保持2023年的水平不变，而且不考虑国际移民，那么在83年之后，我国的人口会回到4亿左右。同时，人口结构还将呈现一种严重的倒金字塔形态：0到14岁儿童占比将是6.4%，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将是45.7%。

如果我们和现在世界上的情况对比一下，目前（2024年），全世界超过4000万人口的国家中，0到14岁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是韩国，为10.6%，他们的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约是20%。

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65岁及以上占比最高的，是日本，他们占比是29.6%，而他们0到14岁的人口占比是11.4%。也就是说，83年之后，我们的人口占比中，0到14岁的人口占比将更低，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将会更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形势。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连续经历了三年的人口负增长，而且人口变化的形势特别快。比如说结婚对数，我们从2013年到2022年，已经连续9年下降。2013年的时候，是1346.9万对；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就变成了683.5万对。

2023年，因为疫情的缘故，出现一个后疫情补偿性的结婚潮，此时结婚对数上升到了768.2万对；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又进入了下降通道，只有610.6万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指的是平均一位女性在15到49岁整个育龄期间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一个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如果平均一个女性在育龄期间生育的孩子数是2.1的话，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因为只有女性会生育孩子，而且还要考虑到死亡风险的缘故。

我们国家的水平是什么呢？

到了2021年，也就是七普的时候，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已经达到联合国设定的超低生育率线，这个数字还不是一个探底的数字。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1。在目前的势头下，这可能还是未来若干年里面最好看的数字。

要知道，韩国从总和生育率1.3降到1.0左右，用了17年的时间，而我们国家只用了3年的时间。2024年，我国人口总数是14.1亿，而我们国家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只有15.6%。所以，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感觉到人口总量减少以及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冲击。

这原因是因为我们1962年到1970年代初，曾经有一个出生人口的高峰，出生的这些人还没有到65岁。如果这一批人到了65岁及以上，那我们国家老龄化的比例将会大幅上升；如果这一批人死去，那我们国家的人口总量就会下降。这是一个无可质疑的人口规律。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人口总量减少还有老龄化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社会学之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口即命运”，说的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决定命运。

从长远来看，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会不利于创新。比如说我们现在周围的DeepSeek、AI智能体等等，都是年轻人的贡献。试想想，如果有一天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接棒，那么我们的活力、我们的创新在哪里？

人口总量减少和老龄化，还会不可避免地对经济总量带来影响、带来冲击。一方面是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总需求的减少。同时，因为老龄化，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服务等方面的支出都会大幅上升。而目前我国的社保是现收现付制，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没有足够的年轻人，那么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更关键的一点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没有那么多，并且是严重老龄化的情况，那么它的话语权、在各方面的影响都会大幅减小。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到了以后，这个最大市场的地位可能就难以为继了。

那么有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影响一个国家人口总量的因素，只有出生、死亡和移民。而预期寿命又不能无限提高，如果我们不考虑大规模的接收国际移民作为一个选项，那么唯一可能做的就是提振生育率，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国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提高生育率需要有一整套一致且互相兼容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需要回应民众的不同需求，还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

我们来看看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的例子。这些国家和我们的文化比较相似，他们也有超低的总和生育率。这些国家实际采用了非常积极的措施去鼓励生育。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入托率是比较低的，2023年，我们0到2岁儿童的入托率只有6%；而韩国，0岁儿童的入托率是24.9%，1岁儿童的入托率是86.2%，2岁儿童的入托率是92.8%。

尽管这样，他们的收效依然不大，因为这些国家没有达成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包括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工作时间长且不灵活的就业环境、家庭和抚育责任中的两性不平等等等，而且工作合同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困难。

2024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将启动全力应对体系，直到解决低出生率的问题为止，而他们的目标只是总和生育率达到1.0。他们的三大核心任务是实现工作与家庭兼顾、改善养育环境、解决居住问题，同时还要毫不动摇地推动各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包括地区均衡发展、教育、医疗等等。

在此之前，韩国的低生育率老龄社会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的角色，他们没有策划政策的权限，也没有执行预算的权限。但是这一次，韩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副总理级别的机构——人口战略企划部，专门负责制定关于人口问题的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包括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以及制定移民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在我们国家的人口形势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就把人口问题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接下来，我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点，就是要改变高度竞争的教育环境，在教育中大力鼓励合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组建家庭、养育孩子，都是需要包容和合作的行为。而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处在高度内卷的环境中，他们很少有机会、有时间去和同龄人自由玩耍、合作，去学会建立长期的友爱关系。很多初高中学生已经明确表示以后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会更难顺利地组建家庭、养育孩子。

现在，有一些游戏公司和AI聊天公司，会专门针对孤独成长的00后——之所以说孤独成长，是因为虽然他们在集体环境中长大，但实际上很多事情都要孤独面对，没有合作的环境。所以这些公司会为孤独成长的00后设计一些定制角色，贴合他们的情感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情绪价值。

但是这些是虚拟的情感支持，并不能帮助这些年轻人在现实中顺利组建家庭、生育和养育孩子。因为在现实中，人和人之间有很多不同和差异，组建家庭、养育孩子需要更多的妥协、包容与合作，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机会去积累、培养。

那我这里不得不谈一谈普职分流，或者现在叫普职协调发展。理想状况下，一部分孩子动手能力强，喜欢接受职业教育；另一部分孩子愿意更多思考理论问题，前者可能适合职业高中教育，后者可能适合普通高中教育。这是根据孩子自身的兴趣、特点，让他们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孩子中考分数低，很多就会到职业学校去，这就给大家造成一种普职实际上是上下分层的感觉，造成特别焦虑的氛围。相对于普通高中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高中教育体系还不那么完善，而且职业教育体系的很多教学内容，还没有和社会未来的需求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让一部分孩子被迫接受职业教育，会给这些孩子和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甚至让小学生就焦虑，让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卷，变成一场功利性的零和游戏。

即使我们已经实行了“双减”政策，但是因为现在的课程内容实际上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所以家长考虑到以后孩子还要进行普职分流，就不得不亲自上阵辅导孩子作业，或者让孩子上很多课外班。在课外班和家庭作业的学习中，孩子就不得不刷很多题，这带来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思考、社交，没有时间和同龄人交往。

基础教育实际上应该提供一种更加从容的环境，让接受基础教育的孩子有更多时间深入思考、和别人合作探讨，甚至进行一些创新。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的刷题和内卷的习惯惯性，会延续到大学阶段。

比如说，理论上，大学阶段学生应该接受更加精深的知识，同时考虑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现实中，很多同学继续保持内卷状态，修很多课、拿很多学分，把分数变得越来越高，力求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优秀。还有一些孩子，在初高中阶段已经耗费了太多心力，一到大学就想着躺平，因为脱离了家长的管束。

另外一些孩子可能习惯了刷题，一直想着能不能通过刷题来提升自己对各种知识的理解，而没有形成自己知识结构的意识。但真正要掌握高阶知识，并把这些知识转化成创造力，或者发展成生产力，实际上需要的不是应试技巧，而是融会贯通、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还要进行很多合作。而所有这些，实际上都需要时间来积累、培养，这也需要基础教育阶段的配合和正确引导。

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孩子到了15岁左右，大脑才会发育得相对成熟。但是我们现在的普职分流放在中考，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在15岁的时候就要面临普职分流，这意味着他们在大脑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什么社会历练的时候，就需要决定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看不到在中考阶段进行普职分流的合理性到底在哪里。

相对来说，我国的高中教育体系比较成熟，比职业教育体系要成熟得多，而我们国家的线上教育技术又非常成熟。所以中国如果想的话，完全可以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把普职分流的节点放在高考之后。在那个时候，孩子会更加成熟，也更有能力、有资格为自己的未来做规划，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随着未来的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水平越来越高，优质的职业教育实际上应该以高中阶段的知识为基础。

第二点建议，是要创造多元发展和合作的环境，减少内卷。仅仅改革教育还不够，因为如果未来的出路、机会少，家长还是会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给孩子，那时候养育孩子就变成一件苦差事，养育一个已经很难，养育两个更加难。我们之前说到过，平均一个女性在育龄阶段需要生2.1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总量的稳定。那么如果大多数家庭都只能最多养一个孩子，那这是一个不太可实现的目标。

我们需要给孩子创造多元发展和合作的环境。在机会方面，我们还应该营造好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即使有一些人被裁员，也能比较快地找到工作。

韩国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韩国现在是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所以韩国政府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甚至有些听起来比较奇葩的方式去鼓励生育，但是他们的内卷依然严重，生育率依然没有得到提升。韩国在教育改革方面也做了大约60年，想通过各种方式降低内卷，但是还是没有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韩国，好的机会都出现在一些大的财团和公务员体系里面，大家都会从小就去争这样的出路。所以，创造多元发展的环境和更多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提早规划移民。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我们可能要提前进行规划。现在各个省市已经在进行“抢人大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地方层面的发展焦虑。在国家层面来说，这也并非一步不能走的棋。

就说日本，日本的民族结构比我们还要单一，以前他们的社会也完全不能接受移民，但是后来因为老龄化、少子化，他们也不得不逐步增加接受外国移民的数量。近些年来，日本其实已经成为移民大国。2024年，日本政府推出新计划，计划在5年之内将接收具有特定技能的外籍劳工的人数总量提升到80万。

中国完全可以以此为鉴，除了引进高级人才，还可以考虑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说家政行业，我们的人均收入比香港要低得多，但是我们的家政服务价格比香港高，而且质量还比香港的要低，这其实就是因为香港有菲佣。如果我们国家在未来希望考虑规模性移民，就建议重点考虑一些在血缘、文化等方面和我们比较相似的国家，减少移民带来的冲突。

这个话题比较敏感，而且考量的维度很多，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做陈述。愿我们国家能够及时应对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问题，推动人口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