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局长当十年秘书没得到认可,离开那天局长转交给我一个档案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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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局长当了十年秘书,自以为是他最默契的影子。

可在我那份渴望证明自己的调离申请上,他只冷冰冰地写下三个字——“能力平庸”。

这句评价,让我从局长的“心腹”沦为整个大楼的笑话,被发配到无人问津的档案科。

就在我抱着纸箱黯然离开时,新来的秘书却追了上来,神秘地塞给我一个密封档案袋。

“李哥,”他压低声音,神情紧张,“局长让你离开单位再看。”



01

我叫李诚,给张卫国局长当了整整十年秘书。

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三个日夜,我自认比他最亲的家人还要了解他身体里运转的那台生物钟。

他的生活像一部被设定好程序的精密仪器,不容许任何偏差。

清晨七点半,他的身影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如同大教堂的钟声,分秒不差。

而我,则必须在七点二十九分,将一杯泡好的信阳毛尖轻轻放在他桌角的固定位置。

茶叶要用八十五度的水冲泡,这是反复测试后得出的最佳温度。

他有老胃病,茶水太烫会刺激胃黏膜,若是凉了,茶叶的香气便会损失大半,口感也会变得苦涩。

这其中的分寸,我拿捏了十年。

他每天需要审阅的文件堆积如山,我会提前将它们按照不同的优先级进行分类。

红色文件夹代表十万火急,通常是上级部门的紧急通知或是需要立刻解决的突发事件。

蓝色文件夹意味着重要但不紧急,是他今天之内必须给出批复的常规要务。

绿色文件夹里的,则是一些可以稍作放置的内部传阅或参考资料。

这个习惯,也是在我来了之后,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根据他的工作节奏摸索并建立起来的。

十年来,他从未因为这些繁琐的细节,说过我一句不是,也从未有过一句口头的表扬。

他的肯定,藏在一种无声的默契里。

我们之间的沟通,早已超越了语言的范K。

当一场重要的会议陷入僵局时,他只需要朝我投来一个不易察觉的眼神,我就知道应该立刻去准备一份他之前批示过的相关案例资料,以打破僵局。

当他听取汇报时,指尖在红木桌面上无意识地轻轻叩击,我就明白他是在催促汇报者捡重点说,不要拖泥带水。

当有不速之客前来拜访,言辞恳切却意图不轨时,他会端起茶杯,用杯盖轻轻摩挲杯沿,发出细微的声响,这是我该进去提醒他“下一个会议马上开始”的信号。

局里的同事们都半开玩笑地称呼我为局长的“外置大脑”和“首席翻译官”。

我对此总是报以谦和的微笑,内心深处,却涌动着一股不为人知的焦灼。

今年,我三十五岁了。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我正卡在中间,立而不稳,惑而不解。

在这个年纪的机关单位里,如果还只是一个跟在领导身后的秘书,那么未来的职业生涯,几乎已经可以一眼望到退休。

我不想一辈子都做别人的影子,哪怕这个人的影子再如何高大伟岸。

我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去一线的业务部门,去啃那些最硬的骨头,去干出一番真正能刻上我自己名字的事业。

我的内心深处,有一头渴望证明自己的猛兽,它已经被关在名为“安稳”的笼子里太久了。

机会,总是在你最渴望它的时候,姗姗来迟。

局里为了响应市里的新发展规划,决定牵头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项目拓展处。

这个部门的任务,是负责对接几个历史遗留的、老大难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牵扯面广,利益关系复杂,前几任负责人都无功而返,甚至惹了一身骚。

在所有人眼中,这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一个避之唯恐不及的“火坑”。

可在我眼里,这分明是一块通往新世界的跳板,是唯一能让我打破僵局的机会。

我花了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几乎熬干了心血,写出了一份长达万字的调离申请和对项目拓展处未来工作的详细构想。

那份报告里,凝聚了我十年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所有经验,以及我对未来的全部野心。

那个周一的下午,我怀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心情,敲开了局长办公室那扇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的门。

张局长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一份文件上用红笔做着批注。

午后的阳光从他身后的百叶窗缝隙里挤进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让他看起来有几分萧索,也带着几分不容侵犯的威严。



“局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我的个人想法。”

我强迫自己站得笔直,但微微发紧的声音还是暴露了我的紧张。

他没有抬头,依旧盯着手里的文件,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一个低沉的“嗯”声。

这个反应在我的预料之中,他工作时从不容许任何打扰。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将那份承载了我所有希望的申请报告,双手奉上,轻轻地放在了他面前那片唯一没有文件的空地上。

“局长,我想申请调离秘书岗位,去新成立的项目拓展处,希望能得到您的批准。”

我说完这句话,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墙上那个红木挂钟的“滴答”声,在这一刻被放大了无数倍,每一下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我的心脏上。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已经开始冒汗。

时间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他才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红笔。

他缓缓地摘下眼镜,用手指用力地捏了捏眉心,这个动作代表着他感到了疲惫。

他终于抬起头,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那眼神平静得像一口古井,深不见底,我从中读不出任何情绪。

“知道了,放这儿吧。”

他的声音很轻,也很冷,像冬日里结了冰的湖面,听不出丝毫的喜怒。

我张了张嘴,准备好的一肚子腹稿,那些关于我的抱负、我的规划、我的决心的说辞,在触碰到他那冰冷的眼神时,全都融化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感。

我只能默默地、僵硬地转身,退出了办公室,心里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祥的预感。

02

接下来的几天,对我而言,是一场漫长而残酷的凌迟。

局长没有再找我谈过一次话,那份申请报告也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他对我,表面上依旧像往常一样,泡茶,送文件,安排日程。

可我能清晰地感觉到,某种东西已经彻底变了。

他喝茶的时候,不再会偶尔抬头对我微不可查地点一下头以示满意。

他签发完文件递给我时,手指总会有意无意地避开与我的任何身体接触,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病毒。

我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名为“默契”的坚固桥梁,似乎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寸寸地崩塌。

办公室的气氛也变得微妙起来。

一周后的一个上午,就在我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办公室的内勤小张,把我的那份申请报告送了回来。

与我想象中由人事部门密封送达不同,它被随意地夹在一个普通的蓝色文件传阅夹里,仿佛一份无关紧要的内部通知。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沉到了马里亚纳海沟。

我颤抖着手,接过了那个文件夹,指尖冰凉。

我翻开那份被我修改过无数遍的报告,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的领导批示栏。

在那里,我看到了张局长那熟悉到我能模仿的笔迹。

没有我想象中的长篇大论,没有哪怕一句客套的鼓励或者惋惜。

只有三个字,是用他那支跟随了他多年的派克钢笔写下的,力道之大,几乎要划破纸背。

“能力平庸”。

这三个字,像三根刚刚从烙铁上取下来的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眼睛里,烫得我灵魂都在颤抖。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耳边只剩下血液冲上头顶时发出的嗡嗡巨响。

我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遍又一遍地,近乎自虐地看着那三个字。

我试图从那冷硬决绝的笔锋中,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玩笑或者深意。

可我失败了。

那笔触斩钉截铁,不留任何余地,像一个冷漠的法官,在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罪犯,下一份最客观、也最残酷的判决书。

十年。

我用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青春,用我全部的勤勤恳恳,用我所有的殚精竭虑,最后,就只换来了这三个字的评价。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屈辱感和荒谬感,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将我彻底淹没。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闹市中央的小丑。



消息像一场瘟疫,以惊人的速度在整个机关大楼里蔓延开来。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一夜之间变得无比复杂。

那些曾经对我笑脸相迎、言辞奉承的人,如今或是避而不见,或是投来同情的目光,那同情里,还夹杂着一丝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

我曾经最熟悉、最如鱼得水的环境,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片充满敌意的沼泽,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我成了所有人眼中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一个跟了局长十年,却被无情地评价为“能力平庸”的头号失败者。

我试图找局长当面问个清楚,哪怕是死,也想死个明白。

可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避而不见。

他的日程表被排得满满当当,总是在开一个永远也开不完的会。

他的办公室门口,总是有其他部门的领导在排着长队,等着向他汇报工作。

有一次,我终于在午休时间,在通往食堂的走廊里堵住了他。

“局长,我……”

我刚开口,声音沙哑,他却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只是抬起手,做了一个制止的动作,表情冷得像一块万年不化的玄冰。

“小李,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

说完,他便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留下我一个人,像一尊尴尬的雕像,愣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中央。

我的调离流程,最终还是启动了。

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的地,并不是我心心念念、寄予厚望的项目拓展处。

而是一个我做梦都从未想过的部门——档案管理科。

在整个局里,那是一个公认的“养老圣地”,一个被彻底边缘化的“冷宫”。

这个安排,无异于在我那颗已经被刺得千疮百孔的心上,又狠狠地补上了一记重拳。

从一个核心的中枢岗位,被一脚踢到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能力平庸”可以解释的了,这简直就是一种带着羞辱意味的变相驱逐。

我没有再去做任何抗争,也没有再去找任何人。

我的心,已经彻底死了。

剩下的,只是一具按部就班工作的行尸走肉。

我开始与新来的秘书小王进行工作交接。

小王是个刚刚从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和对未来的憧憬,像极了十年前刚刚踏入这个大院的我自己。

我把自己这十年来用血和汗总结出来的所有经验,毫无保留地、一条一条地教给了他。

从局长那近乎苛刻的作息习惯,到局里几十个合作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脾气秉性和个人喜好。

从海量文件的快速分类逻辑,到局长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听众时,讲话风格的细微差别和偏好。

我讲得毫无保留,细致入微。

小王听得心惊胆战,手里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他看着我的眼神,从最初的单纯好奇,逐渐变成了深深的敬畏和浓浓的不解。

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个能把工作做到如此极致、如此滴水不漏的人,为什么会得到那三个字的可怕评价。

我也想不明白。

交接的那一周,是我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一周。

我每天都要强迫自己面对局长那张冷漠的脸,用最标准的公事公办的语气,处理着最后的交接事宜。

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私下的交流,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眼神交汇都没有。

他对我,就像对待一个即将离职的、完全不熟悉的普通员工,彬彬有礼,却又疏离得让人心寒。

倒是副局长刘某,那个在局里一直和张局长明争暗斗的二把手,破天荒地“关心”地找我谈了一次话。

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一脸惋惜地说:“小李啊,真是太可惜了,我一直很看好你。”

“不过年轻人嘛,不要总想着好高骛远,一步登天,那是不现实的。”

“去档案科沉淀一下也好,磨一磨性子,对你未来的长远发展,说不定有好处。”

他的话语里,带着一丝虚伪的关切,和一种不易察含的、得偿所愿的快意。



我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鞋尖,一言不发。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次的“跌倒”,正中了很多人的下怀。

在他们看来,我这个被视为局长“心腹”的眼中钉,终于失势了,这让他们感到无比的舒畅。

03

离开的那一天,是个阴沉的下午。

天空中布满了厚重的、灰色的云层,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似乎随时都会有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我抱着一个装满了个人物品的纸箱,最后一次走出了那间我服务了整整十年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异常安静,只有键盘敲击的零星声响。

几个平时关系还算不错的老同事,走过来,尴尬地、象征性地跟我说了句“多保重”。

更多的人,则是低着头,假装在全神贯注地忙碌着手头的工作,连眼角的余光都吝于给我。

人走茶凉,世态炎凉,这八个字所蕴含的全部冰冷和残酷,我在这一刻,体会得淋漓尽致。

我没有去和局长告别。

我甚至没有朝他那扇紧闭的办公室门再看一眼。

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

那三个字的批语,已经为我们这十年的朝夕相处,画上了一个最难堪、最羞辱的句号。

我抱着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得异常沉重,走向电梯间。

脚下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我自己十年青春的废墟之上,发出空洞的回响。

就在我即将走进电梯,准备为这段生涯按下结束按钮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由远及近的脚步声。

“李哥,李哥,等一下!”

是新来的秘书小王,他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厚厚的、没有任何标识的牛皮纸档案袋。

他追上来,不由分说地把那个档案袋塞进了我抱着的纸箱里,然后凑到我耳边,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神情紧张地说道:

“这是局长让我亲手交给你的。”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抱着纸箱的手臂一阵僵硬。

“他让你离开单位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看。”

小王又飞快地补充了一句,他的眼神里充满了超越他年龄的严肃和一种我读不懂的神秘。

我低头看着纸箱里那个平平无奇的档案袋,心中瞬间翻江倒海,充满了无尽的疑惑。

都到了这个地步,他还会给我什么?

一封迟来的、解释他为何如此绝情的信?

还是一笔封口费,一份让我不要心生怨恨的补偿?

我的心,那颗本以为已经彻底死去的心,再一次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高高地吊到了嗓子眼。

我没有回家,甚至没有和任何人联系。

我像个失了魂的幽灵,机械地发动了汽车,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穿行。

最终,我把车开到了几十公里外,一个早已废弃的江边公园。

深秋的江边,万物萧条,大片的芦苇已经枯黄,在刺骨的寒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诉说着无尽的凄凉。

我把车停在空无一人的江堤上,独自坐在驾驶座里,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毫无生气的江水,久久没有动作。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该不该打开它。

我害怕,这里面装着的是更深的羞辱,是彻底将我钉在耻辱柱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可我又无法控制自己的好奇心,那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想要寻求一个最终答案的强烈驱使。

理智与情感在我的脑海里激烈地交战了十几个回合,最终,情感还是占据了上风。

我的双手,甚至有些不听使唤地微微颤抖,慢慢地、极其艰难地撕开了那个用胶水密封得严严实实的档案袋口。

档案袋里没有我想象中的信件,也没有任何金钱。

而是三样东西。

在看清它们的那一刻,我的呼吸,瞬间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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