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普遍的基底

吴谢宇案都是我们从业以来做过最困难的一个报道。一是采访的难度，一是案件呈现出来的复杂机理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我记得开始进入这个选题时我真的是心情异常沉重。因为从既往的经验来说，我们很少会去触碰一个过去那么久的选题。可能的采访对象基本被找了一遍，我们进行采访邀约，经常说要看到采访对象的诉求，理解他们，这样才能推进采访。那么时隔这么多年，他们接受采访的意愿是什么？一开始进入时，我不知道。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采访对象都列了出来，挨个找了一遍，只有一个人没有坚决地拒绝，就是张力文。第一次与张力文见面是在一个只有一层的小茶馆，雨点密集地打着屋顶，旁边还有喝茶聊天的人，声音很大，我们反而小心翼翼地，像是完成一次秘密任务的接头。在提到吴谢宇、谢天琴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的声音都不自由地放低。我担心自己任何一句话都会让对方觉得冒犯，然后突然就终止了我们的谈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对方对这次见面也是极为犹豫的。在见面之前，张力文在单位的楼下转了好几圈，犹豫着要不要过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内心难以解答的疑问。在吴谢宇案发之后，他一直在回想与这个家庭交往的点滴，重新审视这个普通的家庭。他自认为绝对了解这个家庭。在他的心里，只有十年前吴志坚去世这个事情让这个家庭蒙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如果一定要说这个家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女主人有些洁癖。比如说吃饭时米粒掉到地上一定要捡起来，家里的凳子要固定座位。但他觉得这些都是个人习惯而已。

所有的细节都不能够解决他内心的疑问，不足以解释吴谢宇弑母的行为。不过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逐渐对采访有了信心。就是三口之家的家属、亲戚朋友们对真相、对这个家庭到底怎么了，比我们有着更大的渴望和疑问。张力文曾问我们，法律是可以给一个判决，但这件事情，有谁关心这个曾经鲜活的家庭，有谁在乎相关人的情感，有谁试图去理解事情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在关于吴谢宇案的采访里，我们尽可能多地去拓展我们采访对象的范围。与吴谢宇相处过的中学和大学同学、邻居、大姑、表哥、前姨父，父母的朋友们甚至大学同学和老师、吴谢宇的前女友，都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我们还获得了非常珍贵和丰富的司法材料，也拿到了吴谢宇写给亲戚朋友的信件，以及一审判决后他希望获得谅解写给法庭合议庭的信。面对大量的文字材料和采访所得，到底能怎么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呈现，是我们最为在乎的。也是在逐步梳理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慢慢了解和还原吴谢宇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一开始，吴谢宇在绝大多数的材料里说自己弑母的逻辑是：妈妈不想活了，他希望帮助妈妈解脱。吴谢宇对自己动机的描述，可信吗？他对妈妈心态的推测，是真实的吗？作为记者，我们会自然地对他的自我表达产生怀疑——在一审判决后，他想活，希望世人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可为什么妈妈的生命就可以轻易被他残忍剥夺，而到了他自己这里，生命就这么可贵呢？

吴琪曾经向两位心理学的专家请教过这个问题。对于吴谢宇的自我表述，两位专家倒没有觉得他刻意作假来欺骗世人，他很可能欺骗了自己，活在一个极度重视分数而忽视人之常情的扭曲世界观里。他就像一个被抽离了情感的机器。在惨案发生之前，大家只看到他表面的光鲜，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到底是不是考分，是不是只有考分？用考分支撑起来的风光，在更自由开阔的世界里不堪一击。而且，一个人如果有能力，是可以超越小家庭对他的影响的。吴谢宇15岁考到福州一中住宿，18岁考到北京，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青年逐步独立、呈现出自身人格特质的关键时期。本来，一个正常的青年应该迅速受到新环境的影响，和身边同龄人打成一片，在种种融合和碰撞中，成为自己。但是吴谢宇选择了封闭自己，第一名让他在心理上迥异于众人，却也为他走向极端埋下伏笔。

吴谢宇的大量自述、信件和谢天琴的日记、信件，采访对象的讲述，构成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外界对于记者的采访过程可能会有很多的好奇，可能认为记者是采访方里强势的那一个。但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单位经常会提到曾经一个同事说过的一句话，采访全仰仗陌生人的慈悲。我们很感谢采访对象的信任，对我们打开心门，也很珍惜对方的信任，会尽可能对采访者和事件的当事人进行伦理的保护。我们感谢所有的采访对象，他们揭开这些伤口，才有可能让更多人看到悲剧的警示性意义。

如果不是最后那场惨案，吴谢宇所在的这个家庭显得平凡而有代表性。中国有那么多在城市里新建立的小家庭，爸爸以工作为主，妈妈的情感和精力主要奉献给了家里；他们不让孩子做家务，不让他操心家里的任何事，就是为了让孩子一心一意学习。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什么不对吗？在采访中，不管是张力文，还是谢天琴最好的朋友马老师、吴谢宇的大姑的讲述都使我们意识到，谢天琴的角色不仅仅是妈妈，吴志坚也不只是一个父亲，他们同时是他们自己。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有他们的成长轨迹和时代痕迹，有他们的个性、期盼、欲望与命运。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一家三口在隐私空间里的生活，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个人各自的来处，家族、时代在他们身上叠加的影响。这个事情的景深，使我们从一起极端的命案看到了背后更具普遍性的基底。我们多多少少从中看到了身边人的影子，看到了时代的痕迹，看到了我们培养孩子的急切，看到了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被遗落的情感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