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北大中文教授芦荻做过主席侍读，看她怎么说

1975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被一辆黑色轿车悄悄接进了中南海。

她原本以为只是去给领导答疑，没成想这一去，就成了毛泽东生命最后一年的“侍读学士”。

接下来的124个深夜，她陪着主席读书论史，从唐诗到《资治通鉴》，每一次交流都让她对“渊博”两个字有了新的认知。

这些经历后来被她写成20万字笔记，也成了我们了解主席学问的珍贵资料。

第一次“上课”

刚到中南海的第一个晚上，主席没多余寒暄，直接递过一本《全唐诗》，让芦荻背庾信的《枯树赋》。

芦荻刚背到“零落无依，形影相吊”，主席就抬手打断了她。

“味道不对，庾信是哭中带骂，你不能只读悲。”主席说完就闭目吟诵起来，“昔年乔木，王谢堂前；今作苍苔，荆榛满地。”

一口气背完还补了句，左思的文章只是词藻堆砌，陆机才真正做到“文以载道”。

芦荻后来回忆，那一刻她才明白，自己不是去讲书的，是来接受“检查”的，检查她到底有没有把书读进去。

换作是我，在北大教了那么多年书，被这么直接点出来问题，脸肯定红到脖子根。

更让人佩服的是，主席不光点出问题，还能精准说出好在哪里、差在哪里，这可不是靠死记硬背能做到的。

第一次见面就被上了一课，接下来的日子里，芦荻更是见识到了主席读书的真功夫。

有次讲《晋书・谢安传》，她把“将如苍生何”的“如”解释成“前往”，主席当场就指了出来，说这里的“如”通“奈”，和《史记・项羽本纪》里“虞兮虞兮奈若何”是一个意思。

芦荻回学校查了《说文解字》，果然和主席说的一样。

不贪多但求“吃透”

让芦荻最惊讶的，是主席的“对读法”。

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桌上总会同时摊着《史记》《汉书》《晋书》；读《楚辞》，旁边就摆着好几种注本。

本来想把这种方法理解成简单的校勘，后来发现完全不是。

主席是把同一事件、同一意象放在不同作者笔下对照，看谁把历史说得更透，谁把人心摸得更准。

很显然，这种读法花的功夫比单独读一本书多得多，但效果也成倍提升。

主席把《资治通鉴》读了17遍，每一遍都用不同颜色的笔做批注。

延安时期的红铅笔、50年代的蓝钢笔、70年代的圆珠笔，在书页上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思考痕迹。

那本翻得线都掉了的书，扉页上写着十几处批阅时间。

现在很多人读书追求“打卡量”，一本书翻几页就算读过，对比之下更能体会主席这种“攻书要到底”的劲头有多可贵。

主席还特别较真文字训诂，有次讲庾信《小园赋》，芦荻把“珪”注释成“古玉佩”，主席随手抽出《说文解字》段注，指着原文告诉她，“珪”是瑞玉，上方下方，用来册封诸侯，不是佩玉。

还补了句，字根不会说谎，做学问先得把字认死。

从那以后，芦荻再引用字词，必定先查《说文》《广韵》，再也不敢“望形生义”。

这种对细节的严谨，放到现在的学术界，也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读的是书，用的是“理”

主席读书从来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要把书读成“兵器”。

他卧室的竹书架上，有本1958年在武昌旧书店买的《全唐诗》，用粗线重新装订过，里面600多首诗都被圈点过，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占了三分之一。

芦荻问过他为什么偏爱这“三李”，主席回答说，李白有仙气，李贺有鬼气，李商隐有人气，做革命文章，三气都得有。

这个说法特别有意思，不是从文学流派或者格律角度分析，而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提炼出核心特质。

有次读李商隐《锦瑟》，主席突然问，“庄生晓梦迷蝴蝶”出自《庄子》哪一篇？芦荻没答上来，主席笑着提醒她，《齐物论》开篇就是，还让她找郭象注本对照，看看“物化”二字怎么解。

这就不是单纯的读诗了，是把诗和哲学、和实际思考串联了起来。

1975年8月13日晚上，主席病重，还让芦荻把《水浒传》从48回读到60回。

读到宋江招安那段，主席闭眼沉默了好久，随后口述了近七千字的谈话。

他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能做反面教材，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还特意提到，“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话是他1959年武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说的，就是要提醒全党，革命不彻底就会重蹈宋江的覆辙。

芦荻连夜整理好谈话内容，主席审阅后批了“阅，毛泽东”，却特意指示不作公开宣传。

理由是读全传才能见本质，节选会掩盖投降的核心问题。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主席读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带着现实关怀，每一次阅读都是在为解决实际问题找思路。

124个深夜的侍读经历，让芦荻对主席的学问有了最直观的感受。

她晚年统计过，主席一生圈阅的诗词曲赋有1690首，涉及429位作者，但她常说，主席的渊博不在数量，而在把每一本书都读成了“活的”。

2015年，85岁的芦荻临终前，把主席送她的批注本《楚辞集注》捐给了国家图书馆，附言里写着，这些文字是伟人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

现在再问“毛主席学问有多渊博”，答案其实很清晰。

他的渊博不是图书馆式的堆砌，是能把《资治通鉴》读17遍后提炼出治乱规律，是能从唐诗里总结出革命文章的特质，是能从《水浒传》里看到革命彻底性的重要。

这种把学问和家国、人民、现实紧紧连在一起的能力，才是最真的渊博。

而这份“攻书要到底”的治学态度，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