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兵团职被要求到党校学习，说是误会造成，安排当顾问心有不愿

“1979年初春的清晨，’李参谋长，你得去党校报到，组织决定。’电话那头的通知干脆利落。”对话戛然而止，留下一屋子尴尬的静默。李元明，62岁，刚卸下炮兵司令部参谋长的肩章，与“学习班”三个字碰了个正着。

对熟悉部队节奏的人而言，党校既是理论熔炉，也是观察室。业务骨干突然被送进课堂，多半暗示着岗位生变。十多年里，李元明调兵布阵习惯了冲锋号，如今坐进教室听政治经济学，胸口总像堵着团棉花。更让他困惑的是，上级没有说明原因，只抛出一句“组织需要”。

时间往回拨。1933年冬，他在闽西参加红军，扛着老旧山炮跟着队伍爬崇山、涉激流；抗战时期，他摸索出“步炮协同三步曲”，解决了八路军炮兵缺经验的问题；解放战争中，他在辽沈战役率炮兵师连续三昼夜火力不间断，被总前委记大功。新中国成立后，炮兵系统几次扩编，他参与起草的《炮兵射击细则》直到七十年代仍被各军区当成范本。

1964年授少将，他没来得及在礼服袖口多缝几颗星，军衔制度就被取消。特殊年代里，炮兵机关首当其冲被质疑“唯技术论”“保守派”。不少人被揪到礼堂“狠斗”，有人靠发言“表态”保了位置。李元明性子直，说话也冲，只是拿不出他“重大问题”的材料，于是被打上“观望”标签，暂时留用。

1978年春，工作组进驻炮兵司令部，几份检举信把矛头指向参谋长。内容并不新鲜：部署射击试验时“态度强硬”，在干部会议上“反对群众监督”等。调查持续了三周，没有定论，却给出了一个结果——“暂免职务，集中学习”。李元明被归入“需要教育和观察”的一类干部，先从岗位上拿开，再说后话。

党校七个月，课程紧，监察组更紧。有人把这段经历称作“带电的考察期”。课堂上，李元明记满两本笔记，私下却琢磨：若清白，将来是否能回到炮兵一线？课堂结束，学员们被分批谈话。总政干部部副部长一句“当初免你的职是误会”让他心头一跳，随即又被“组织将安排你当顾问”凉了半截。

顾问在军内并非闲职，却远非参谋长那样指挥千军的痛快。当时的政策强调“老人让位、青年上马”，加之军队编制精简，师以上干部一退难返。干部部考虑到李元明的资格与年龄，顾问似乎是平稳过渡的最优解。从制度视角看，安排并无不妥；从个人情感看，难免落差巨大。

他向总政提出恢复原职，理由是身体硬朗、业务熟练。批示下来了：“向前看，服从大局。”措辞平和，却掐断了回路。听说李元明闷闷不乐，王震托秘书带话——“老伙计，江山代有才人出，你换个角度帮炮兵把把关，也挺好。”一句宽慰，加三声军中粗嗓子的笑，情分在，决定依旧。

顾问的两年，他跑遍各大军区炮训场，参与修改火力配系方案，提了十七条意见，九条被采纳。1982年，炮兵机关由副大军区级降为正军级，新条例规定六十五岁必须退出现役，无特殊情况不再申请延长。那年秋，李元明摘下领章，按规定离休。

离开军营后的生活简单而克制。早饭后，他写回忆稿，整理装订好的炮兵实战笔记；偶尔去西山看老部下演习，只站在远处，不发一言。有人问起那段“误会”，他摇头放下茶杯：“账翻过去就别再算，炮声停了，打靶也得收炮闩。”

仔细推敲，这位老炮兵的际遇并非孤例。七十年代末，大量干部经历复查、调岗、离休，个人意愿与组织调配之间难免摩擦。制度运行讲究规则，情感落差却真实存在。李元明最终还是遵循了那条不成文的军中逻辑——当兵一日，先顾大局。等到号角远去，留下的只有铸进钢炮的青春，以及弹壳般冰凉却闪光的记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