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张尔芳被捕，因不肯说出秘密，惨遭活埋

“1946年6月15日，潍县看守所的走廊里，你说还是不说？”带着烟味的威胁话音未落，夜色透过高墙的窄窗，落在十八岁的张尔芳脸上。她抬头，只回了两个字：“休想。”

彼时的山东，抗战胜利刚过一周年，国共两党摩擦加剧。安丘、寿光一带的胶济铁路沿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地下通讯点星罗棋布，张尔芳就在这条隐秘网络的要冲。消息传递、物资转运、伤员掩护，她样样经手，却从未暴露身份。

追溯起来，张尔芳的革命道路并不复杂：1928年出生，兄长四人皆投身地下党，乡亲们说她“从小听枪声长大”。十六岁参加抗日队伍时，她还是村里公认的“娃娃头”，晕血却敢夜行，常把敌岗放哨的脚步声当弹奏节拍，神经绷得又紧又准。

抗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里，她在官庄区担任妇救会主任。别小看这个职务，表面负责针线医药，其实暗里策划兵源、筹粮、联络。为降低风险，队伍专门编了唱本和童谣传递口令——“高粱红，白米香，东山有队把枪扛”，短短一句便能锁定时间、地点、物品，令对手难以捉摸。

有意思的是，由于长期躲在乡间，张尔芳的档案被敌军情报处列为“无法画像”的人物。直到1946年4月30日那场围捕，她在官庄区政府大楼内负责掩护机密文件撤离，才被国军侦骑撞个正着。情急之下，她以三颗子弹压制了楼梯口十五分钟，为同伴争取生机。弹匣空了，她才被擒。

关押之初，特务设想“快速突破”。按惯例，“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三板斧轮番上阵，不过张尔芳咬破嘴唇也没有透露一句暗号。文件记载，她的思想防线始终围绕一句话：“一人失口，百人送命。”

几天后，监狱看守换了策略。医生被请来替她处理烫伤，随后带她到济南“见世面”。酒店里的西餐刀叉、露台上的小提琴，都成了劝降道具。“只要合作，留洋深造、官帽薪饷随你挑。”若换作旁人，或许心动；可张尔芳警觉得很，甚至留神数清了楼道拐角的岗哨排布，暗中记下“西南角无机枪”的细节，准备脱身。

遗憾的是，审讯组不打算继续消耗。7月中旬的一个夜里，他们将她押往昌邑西北的小岭山。那里土质松软，挖坑省时。两名持枪军官走在前面，其余三人抬着铁锹紧随。凌晨两点，月光惨白。张尔芳被推到坑边，仍不曾求饶，甚至将最后力气用来整理被撕开的衣襟。有人回忆，她冷冷丢下一句：“别白费力气，组织有人接班。”

土盖到胸口那瞬间，她的心率依旧平稳。按法医行话，这类死法极慢，需十余分钟。周围没有枪响，也少了狞笑，行刑者面面相觑，似乎连他们都被这股剜骨的沉默震住。坑填平后，草木晃动，夜风把一切盖过。

消息三天后才传回官庄。当地支部只说一句：“线断，但灯未灭。”随后，负责接替她的通讯员立即启程；同一时间，前线部队亦收到“红花代号”继续有效的信号。换言之，张尔芳坚守的情报网没有中断，特务的目的彻底落空。

多年后，解放军进城，原潍县看守所被改成仓库，墙角依旧留着烙铁烫痕。有老工人指给小辈看：“那是当年审人的地方，里头出过个厉害姑娘。”资料归档时，河北革命烈士研究会从口述史里拼凑她的简历，却找不到一张照片。能确定的，只有年仅十八岁、牺牲方式是活埋。

不得不说，十八岁的年龄，放在今天还只是高中生；而在那个烽火年代，她却扛起了配枪和密码本。情报工作没有硝烟，却丝毫不比前线枪林弹雨轻松。张尔芳与队友用生命托住的，是鲁中解放区的交通线；更直白地讲，若情报网在1946年夏天被破坏，胶济铁路以南的兵员与粮秣就难以畅通。战事胜败，从来不只有战场的子弹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张尔芳出身普通农户，连一件像样的留念都没有留下。后人想还原她的音容，只能从同伴口中抓住几个零碎形容——“说话带笑”“走路生风”“认死理”。这些听上去非常质朴的词，却是她全部的丰碑。

历史学界常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报战概括为“隐蔽线上无名英雄”。张尔芳的故事并不独特，却极具代表性：年轻、秘密、短暂，却关键。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挺身，都在把敌人逼向情报真空，从而给前线赢得主动。

时间轴清晰摆在那里： 1928年出生； 1944年担任妇救会主任； 1946年4月30日被捕； 1946年7月被活埋。

四行字，道尽十八年生死。张尔芳没留下后代，也没留下遗照，但她用不屈与机敏，证明“情报线就是生命线”。在那场你死我活的较量里，正是这条线，让抗日遗志在解放战争中延续，让后来者得以在硝烟散尽的土地上，重新规划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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