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农业部任副部长，中组部让他到农垦部，闹误会，副总理出面

“1978年11月29日，你先去农垦部报到吧。”会议室里，工作人员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刘培植的心头咯噔一下。对他而言，这不是一句寻常的分配指令，而是又一次命运的拐弯。

地下斗争出身的干部，心里总装着两本账——一是组织的需要，二是个人的清白。刘培植把后一条看得尤其重，因为那顶“右派”帽子足足压了他22年。时间再往前拨，1930年代，他在白区做地下交通员，暗号写在鞋垫上，被捕九次、越狱一次，却始终没换过立场。有人问他怕不怕，他笑，“怕也得干，干了就不怕。”

建国后，他随王震进入农垦系统，开荒、搞棉田，常穿一身灰布军衣，脖子上挂个小本子做记录。1957年整风，他在部务会上提了几句真心建议，结果文件下来，八顶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历史反革命”——统统扣头上。党籍摘、职务撤，行政级别从7级掉到12级。那年冬天，他拎着铺盖卷去了北京双桥农场，炕沿上常见他掰着手指算：还得写几封申诉？没人知道答案。

1960年初，中央准备甄别改正右派，周总理关心此案，几次问进展。遗憾的是，层层卡壳，复查搁浅。刘培植被安排在中国农科院办公室当副主任，没有党籍，会议纪要只能抄写，却不能参加支部会。夜深，他在宿舍灯下写申诉，旁人劝他别较真，他摇头，“案子不翻，光干活没底气。”

1966年风暴掀起，他被隔离审查，关在安阳五七干校，与土豆和玉米为伍。有人批他“牛鬼蛇神”，他端起饭碗直说：“鬼神要吃粗粮，照样能活。”一句玩笑，换来几下皮带。苦日子里，他收到家书一封，“孩子高考落榜，想从军”，他回三行字：“先做人，再谋事。”信纸因汗渍模糊。

1973年，隔离结束，他被调回北京。那时复查慢得像冬天的河水。直到1977年春，陈云批转材料，叶剑英批示“迅速平反”，一锤定音。1978年8月，他终于恢复党籍和行政级别。心头重担落地，连走路都轻了。

可岗位安排却再起波澜。农业部党委副书记找他谈话：“组织考虑让你当农业部副部长。”他连声说好。没多久，农垦部恢复，中组部通知又让他去农垦部。两份任命撞车，外界谣言四起——“刘培植挑肥拣瘦，不服从分配。”他急得直往中组部跑，解释了三次，文件仍然没改。僵着僵着，事情闹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拍板：“先到农业部，今后再议。”一句话，误会被掐灭。

1979年2月，任命书正式下达。他进驻白楼，挂帅分管科技推广。那年春田检疫系统刚起步，他顶着寒风跑到河北深州，下地掰开麦株，跟技术员商量条锈病防控。回京开会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责任”。有人提搞联产承包，他当场支持，“地有人种，心里才有底。”后来那位技术员回忆：“刘部长说话不兜圈子，像咱乡下老哥。”

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他推动杂交稻北扩试点，督促产学研联席例会制度化；还把退伍老兵招到农垦场，强调“熟悉戈壁也熟悉账本”。1982年初，组织劝他退居二线。61岁的刘培植放下副部长的公章，接受了安排。离休后，他偶尔去老同事家串门，桌上摊着报纸，他指着新闻页嘀咕：“农危防控还得抓早，别光订文件。”

刘培植一生经历几度“起落”，跌宕激扬，却没丢掉那股倔劲儿。地下斗争时，他掩护同志；农垦岁月，他用测绳丈量荒原；蒙冤年代，他坚持写申诉；复出后，他又奔波在麦田和会议室之间。大概正因如此，当误会阻住去向，副总理也愿意为他发声。说到底，干部的价值，从来靠行动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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