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红军俘虏，会唱《国际歌》因陈士榘注意，参军几十年后成中将

“1928年八月的夜里是谁在唱歌？”陈士榘推开俘虏营的木门，皎洁月光打在竹楼上，听得那细细的旋律正是《国际歌》。在那个国军连听都不敢听的年月，一首革命曲子就像一支信号枪，把注定要交汇的命运瞬间点燃。

俘虏营里站着一个清瘦青年，军装宽大，脸却透着倔强。问话间，他说自己叫谭甫仁，广东兴宁人，“早年在家乡农协干宣传，后来跑去参加东江起义，散了队才误落朱培德的部下。”陈士榘听得分明，猜到这小子多半是旧识的手下。果不其然，红四军参谋长朱云卿一见面，便拍着他的肩膀笑道：“甫仁，你怎么跑到对面当兵去了？”三句话未完，一个俘虏的身份立刻改写。

翻阅谭甫仁前半生，不过短短两年就充满了跌宕。1926年大革命正炽，他在家乡揭竿而起，农会里写标语、贴告示、传口号，热火朝天地干。1927年“四一二”政变，枪口突然对准赤手空拳的工农；同年冬天，他跟随彭湃的部队发动东江起义。起义失败，队伍溃散，他拖着伤腿逃到赣南，躲在山林里几乎饿死，实在无计才投到朱培德第27师79团一营当兵——这段经历后来常被他自嘲“是革命路上的逆行”。

新城一仗，红四军打得干脆利落。陈士榘带的教导队收编俘虏，一个班一个班地摸底：有没有欠账打赌的？有没有欺压百姓的？有没有愿意留下的？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是口号，开仓分粮、治伤送药、归还财物，全都落实在细节。许多俘虏第一次见“打了败仗还给讨吃穿”的队伍，眼神里那层疑云很快被惊讶替代。

谭甫仁与红军之间的屏障，就倒在那首《国际歌》里。他解释唱歌缘由时说：“跟彭湃同志学的，旋律没忘，人心不能丢。”这一句话让陈士榘动了恻隐也起了欣赏——缺的是觉悟不缺血性，这样的人留得住、用得上。于是谭甫仁被破例调入教导大队读书识字，白天操枪，晚上抄写通令，当起了文书。

三个月后他进入士兵委员会负责干事工作，紧接着成了连队指导员。南昌附近的几场遭遇战，他手里端着缴获的汉阳造，一声吆喝就能调动整排火力。干部缺口大，红四军的擢升速度堪比前线子弹，谭甫仁不到两年又被抽调到总政治部组织科，从前线到机关来回穿梭。有人笑他“从俘虏直接蹿进核心”，他却说：“枪杆子压在肩上，一天也不敢松劲。”

抗日烽火点燃华北，1937年秋，谭甫仁任八路军第343旅政治处主任，手握一方印章，日常工作是给新兵跑手续，可只要枪声一响，他照例抢着上山。平型关伏击前，他对旅部警卫说：“鬼子会开汽车，咱就堵路口，别怕炮声。”战后统计，该旅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多挺，他写完战报，顺手摘取日军军毯留作“纪念”，转头又把毯子分给伤员。

敌后岁月里，他曾在冀鲁豫一带整顿部队。腾越河畔，日伪顽共交错，谭甫仁深夜写的《政治动员简要》，如今在军史馆还能找到泛黄底稿。1941年奉命回延安整训，四年间先读抗大，又到中央党校开班讲政治，时人打趣说他“手握三尺讲台，却仍想拎枪冲锋”。

1945年秋天，东北局急缺干部，谭甫仁被点名与贺庆积一道“急行军”奔沈阳。山海关以东的铁路尚在炮火中，他坐的是敞篷货车，车厢里铺满被炸裂的枕木。拨乱反正、剿灭土匪、组建纵队，每一桩都要人要枪要粮，他日夜在铁路线上奔走，嘴上挂的最多一句是：“群众不安心，部队就前功尽弃。”

辽沈、平津大决战期间，他担任野战纵队副政治委员，战线越拉越长，他索性把办公室搬到前沿指挥所。空袭警报响了，他常拎着文件包钻进战壕，一边指挥部署一边校对整编名单。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他见城内百姓提着豆浆油条迎军队进城，笑言“从军二十年，今天第一次像过年”。

新中国成立后，谭甫仁先在广西军区任政委，旋即调武汉军区做副政委、第二政委，后来又掌管工程兵政工、昆明军区政委、军事法院院长等要职。一串头衔加身，他仍惯穿旧军装，腰带磨得起毛。有人劝换新的，他挥手：“布料挺结实，还能顶几年。”

遗憾的是，1970年9月1日，昆明市郊。就餐途中突遭不明身份人员枪击，谭甫仁倒在路旁，年仅六十四岁。子弹打断的不只是个人生命，也让开国将领的名单多了一道无法修补的缺口。他成为那一代人里唯一死于刺杀的将军，这个事实至今让史料编纂者头疼——作案动机、幕后背景，档案里仍有大片空白。

从农协青年到误入军阀队伍，从俘虏到中将，一曲《国际歌》成了传奇的分水岭。有人问，这样的转折有何秘诀？答案大概藏在八字里——立场归队，信念不改。若非早年的赤色种子在血液里扎根，再多的机缘也只会擦肩而过。谭甫仁的故事提醒后人：战场胜败瞬息，信仰的注脚却写在每一次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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