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增补政治局几个月后停止工作，此后10年“无踪”，很想工作！

“1969年2月，真能再给我一份差事吗？”木屋里灯光昏黄，宋任穷用近乎恳求的语气问看望他的老战友。这句轻声的提问，被外面呼啸的北风裹走，却清晰地留在现场几个人的记忆里。

若把时间拨回三年前，谁也料不到他说出这样一句话。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他刚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那个位置上，通常意味着全国性的大局都要过一遍眼，可这份荣耀只维持短短几个月。

宋任穷1917年参加革命，年轻时跟随贺龙转战湘鄂川黔边区。严格说来，他不是枪林弹雨里冲锋陷阵的“猛将”，可在冗杂艰苦的地方工作与组织建设中屡屡建功。中央看中的，正是这种对干部、对群众、对组织规律的把握。

1949年以后，他从云南书记到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职位一次比一次高，权责也一次比一次重。1954年调进北京，身兼中组部副部长与中央副秘书长，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总干部部。一份政务、一份军务、一份人事，三条线并行，对普通人来说足够分身乏术，他却处理得井井有条。

1956年，苏醒的重工业需要主事人，他主动请调去二机部，没有“让位”二字，也没有摆资历。有人问他怎么想，他笑一句：“工业同样是战斗，换支部队而已。”当年在八大，他又一次当选中央委员，这使得他在军队与工业系统都拥有极高的信用度。

1960年，六大中央局整合重启，宋任穷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彼时东北关乎国防、能源、装备，任务复杂。他到任时先跑遍鞍山、抚顺、长春，几乎天黑还泡在厂房、矿井。老工人至今记得，那位个子不高的上将蹲在炉台边，与班组工长争论如何降低烧损。

紧张的工业攻坚刚有起色，1966年风向急转。面对席卷全国的大运动，他既想维护生产，又想响应指示，结果左右为难。他在回忆录里写：“对左倾情绪缺乏警惕，造成局面混乱，难辞其咎。”那份检讨当时并未被采纳，却成为后来审查的把柄。

1967年初，批斗风潮向东北局核心人物聚拢，压力扑面而来。四月，他被要求“靠边站”，五月干脆停止工作，被送往京西宾馆“学习”。造反派三次闯馆，最危险的一天，他们已将绳索挂上窗台，准备把他从三楼吊下。警卫紧急关门，报警，才避免惨剧。

“保护”并不等于自由。宋任穷被限制行动，读书、写信都要登记，家属只能隔窗相望。有人调侃那叫“特等看管”，他苦笑一下，低头摊开厚厚一本列宁全集。

1969年春，他与一批老干部被疏散到北大荒。白天开荒，夜里住在干打垒的窝棚里，棉被晚上结霜。同行农工在打炕时说：“宋部长，这活儿可不轻松。”他挥挥手：“挑最累的给我，我久没上岗，正发憷。”一句话，说得众人半开玩笑半动容。

1974年夏，突然接到回京通知：低调，不声张，暂住引导处。国庆受邀出席招待会，坐在台下，他发现不少同龄人已陆续恢复职位，自己却依旧挂牌“待安排”。问上级，上级摊手：“名义问题解决了，岗位还在研究。”

他不死心，隔三差五写信，陈述身体尚可、经验难得，自认“还能干十年”。信件多了，工作人员互打趣：“宋老总又给自己拉活计来了。”

真正的转折在1977年。张爱萍、陈锡联认为东北时期的所谓问题应彻底澄清，多次在会上发声，“人没错，就该用。”这一年冬天，任免令终于下达：七机部部长。授令那天，他拍桌子起身，声音发颤却不失铿锵：“按期完成任务，绝不拖延！”

1978年组织部亟须整顿，他被调任部长，再度回归熟悉的干部战线。不到三年，中央主要职务基本理顺，他主持制定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相关原则。一些曾被长期冷落的技术干部得以重返科研岗位，当事人后来回忆：“宋部长一句‘技术不能荒’，我们就回来了。”

1985年秋，他正式退居二线。对外解释：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熟悉内情的人明白，十一年极限冲刺，消耗巨大，他确实需要歇口气。

宋任穷一役，让人们再度看到干部轨迹与国家命运交织的微妙——冲击来临时，资历再深也可能一夜归零；大势回暖时，一个“仍想工作”的坚定念头，又能带来新的起点。历史没有为他预留平坦大道，却给了他一次又一次重整行囊的机会。

如果说他那十年“无踪”，留下了怎样的注脚，也许只是两句话：使命感没停，学习没停。风浪过去，仍是那个愿意到机床边、到炕头上解决问题的宋任穷。最终，他用重新上岗回答了1969年那声“真能再给我一份差事吗”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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