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党的叛徒，被关进功德林后，众多解放军将领却纷纷为他求情

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从山西战场飞向了山东，又从山东转呈到了延安。

电报是陈赓将军发的，收信人，一位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陈毅，另一位，是党中央的毛主席。

电报里就一件事：刚刚在莱芜战役里抓了个国民党中将军长，叫韩浚。

陈赓说，这个人虽然走错了路，当过“叛徒”，但在抗日战场上是条好汉，没干过什么天怒人怨的缺德事，做人也干净，看在当年的情分上，希望能从宽处理，留他一命。

这事就有点意思了。

一个被俘的敌军将领，还是个曾经的“叛党分子”，怎么就能让一位战功赫赫的开国大将亲自出面，甚至把状都告到了毛主席那儿？

这个叫韩浚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

说起来，韩浚这人前半辈子的路，跟当时好多想干点事儿的年轻人，起步时没啥两样。

1893年，他生在湖北黄冈，家里是读书人家。

可那年头，你读再多圣贤书，一抬头，看见的是洋人的军舰在江上横着开，听见的是日俄为了抢中国的地盘在东北打得你死我活。

他一个读书人，眼瞅着家国不保，心里那股火是再也憋不住了。

干脆，把书本一扔，跑去武昌当了兵，还真就赶上了辛亥革命那第一枪。

可革命完了，日子没见好，反倒是各路军阀你打我我打你，把国家搞得更乱了。

韩浚心里那个迷茫，又跑回去当教书先生。

但救国的念头，就像心里长了草，风一吹就疯长。

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办黄埔军校的消息传过来，他觉得自己的路一下子就亮了。

这不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地方吗？

他立马辞了职，跑去广州考军校，凭着一股子劲头和扎实的底子，成了黄埔一期的学员。

就是在黄埔岛上，他碰上了陈赓。

俩人脾气对路，从天下大势聊到怎么救中国，越聊越投机。

那会儿的黄埔，不光教怎么打仗，各种新思想也跟潮水一样涌进来。

陈赓那时候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他看韩浚是个可造之材，就把马克思主义那些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听。

韩浚一听，嘿，这玩意儿比三民主义说得更透彻，更彻底。

没过多久，他也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黄埔毕业，韩浚因为脑子活、军事素质好，留校当了教官，后来还被组织送到苏联去喝过“洋墨水”。

回来后，正是北伐战争打得最热闹的时候，他一头扎进去，凭着不怕死的劲头，从个小连长一路打成了教导营的营长。

1927年，他跟着叶挺平定夏斗寅叛乱，在武汉那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这年6月，他被调到张发奎手下的警卫团当参谋长。

这个团的团长，是另一个厉害的共产党员，叫卢德铭。

俩人搭班子，都是自己人，干起活来那叫一个顺手，没多久就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在了共产党手里。

可好景不长，历史的车轮说拐弯就拐弯。

8月1号凌晨，南昌城里枪声大作。

几乎同一时间，两份电报摆在了韩浚和卢德铭面前。

一份是自己人发来的，说南昌起义干起来了；另一份是顶头上司张发奎的，让他们赶紧带部队去九江听信儿。

这还用选吗？

两人一对眼神，当即拍板：拉着队伍，响应起义去！

可命运偏偏在这时候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部队紧赶慢赶到了江西武宁，一打听，起义大军早已经南下了，影儿都找不着了。

更要命的是，张发奎也回过味儿来了，知道警卫团要跑，派了大部队来堵截。

韩浚和卢德铭硬是带着部队杀出一条血路，转到了修水，在这里把部队整编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为了找到组织，韩浚和卢德铭又偷偷潜回武汉，向向警予同志作了汇报，领了组织秋收起义的新任务。

谁也想不到，就在返回部队的路上，韩浚出事了——他被敌人给抓了。

这一抓，他的人生轨迹彻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两个月后，韩浚靠着以前的关系被保了出来。

等他回到武汉，整座城市已经被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得密不透风。

地下党组织为了安全，早就转移了。

他像个没头的苍蝇，四处打听，却怎么也找不到接头的人，彻底跟组织断了线。

而他的好兄弟卢德铭，顺利回到部队，跟着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最后血洒战场，成了烈士。

一个成了烈士，青史留名；一个却成了没家的孤雁，在城市里东躲西藏，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那种找不到队伍、报国无门的绝望，一天天磨掉了他心里的那团火。

时间一晃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占了东三省。

国难当头，蒋介石为了拉拢人心，开始对黄埔的旧部下示好。

以前的那些同学看韩浚过得这么落魄，都来劝他：“现在国家都这样了，还分什么党派？

先进来再说，好歹有条路能抗日报国。”

在长期找不到组织，眼看就要饿死的困境下，韩浚最终点了头，办了手续，加入了国民党。

从那天起，他脱下了那身看不见的红色战袍，换上了一身青天白日的军装。

他成了自己曾经最看不起的那种人。

虽然换了阵营，可韩浚骨子里那点东西好像没变。

整个抗日战争，他没像国民党里好多军官那样吃空饷、捞外快、见着日本人就跑。

从南京保卫战的死人堆里爬出来，到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再到雪峰山会战，他带着他的第73军，几乎场场都是硬仗、恶仗。

他自己也从副军长一路打成了中将军长，身上添了多少伤疤自己都数不清。

在部队里，他出了名的清廉，不贪财，不欺负当兵的。

连杜聿明都跟他开玩笑，说他这带兵打仗的章法，骨子里还是“共党”那一套。

这句玩笑话，其实说到了点子上。

他在国民党那个大染缸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想当个纯粹的军人，保家卫国，可身边乌烟瘴气的事儿太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本人投降，蒋介石又铁了心要打内战。

这时候的韩浚，已经快二十年没跟共产党联系过了。

让他掉转枪口去打昔日的同志，他心里那份纠结和痛苦，没人能懂。

可他是军人，军令如山，只能硬着头皮，带着73军开进了解放区。

他的部队给解放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他自己也成了自己曾经理想的敌人。

直到1947年莱芜的炮声响起，他的这种矛盾和痛苦才算画上句号。

当了俘虏，韩浚心里是彻底绝望了。

叛党、跟解放军打仗，哪一条都够他喝一壶的。

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可他万万没想到，等来的不是枪毙的命令，而是老战友和最高领袖的关心。

毛主席接到陈赓的电报后，亲自批示，让人给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捎话：“要照顾好韩浚的身体，别让他受了委屈。”

这一下，把韩浚给整蒙了。

在功德林，他不仅没挨打没挨骂，因为身体不好，管理所还专门请医生给他治病，伙食上也给开了小灶。

管教人员跟他说话客客气气，一口一个“韩先生”。

这种待遇，比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的尊重还多。

巨大的反差让他又是感动又是惭愧。

他不像别的战犯那样满腹牢骚，而是开始拼命地读书，读《毛泽东选集》，读共产党的政策文件。

他不是在“改造”，他是在跟自己的前半辈子算账。

他常常拉着管理人员一聊就是大半夜，把自己怎么一步步走错路的心思，全都掏了出来。

1961年，韩浚作为第三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重新获得了自由。

他晚年就在政协当文史专员，这活儿也算干回了老本行。

他用笔杆子把他亲身经历的那些事儿，好的坏的，都记了下来，给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不少第一手资料。

1989年，韩浚在武汉病逝，活了96岁。

他的一生，走过岔路，也踏过雷区，最终还是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