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入狱20多年，为何毛主席不肯原谅他？还两次当典型批评

毛主席生性豁达，对于大多数对象都秉承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即便是曾经给他造成巨大困扰的对手，他也愿意给机会。但有一个人，主席却是异常愤怒，后来两次谈及“不杀论”都将他作为代表，此人就是著名的特工潘汉年。

1956年4月，主席在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说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以一些人来做论据：“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席再次说：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虽然主席对潘只是进行语言上而非物理上的批判，但两次被当做典型，可见心中恨及。那么潘汉年当初究竟做了什么呢？

一、被捕的由来

1955年，中央召开了一次大会，主要议程中有一项就是关于高、饶的报告。讨论阶段，不少代表坦白了自己与高或饶之间的关系，并做出检讨。

毛主席对这些行为做出肯定，最后还号召凡是有牵连或历史问题交代不清的干部，都应主动跟中央讲清楚。

时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参与了这次会议，全程听得心惊胆颤，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又一次被提及，究竟该不该此时说？

那个秘密发生在1943年，已经过去了12年，期间他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坦白，甚至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过问时他也选择了否认。

他是在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没有别的知情人、见证人会吐露出去。但眼下不同了，当初帮忙穿针引线的胡均鹤已经被捕，胡是连见面日子都清楚的人，潘汉年不敢赌他为自己保守秘密。

所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潘选择在1955年4月1日，也就是大会刚刚结束的第一天找到了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将12年前秘密与大汉奸汪精卫会面的事托盘而出。

陈毅瞬间被惊得说话来，次日拿着潘汉年整理好的材料前往中南海。毛主席越看越怒，当即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任”。

4月3日晚，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带队，在上海代表团下榻的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潘汉年，这绝对是从速从严了。那当初潘汉年为何要去见汪精卫呢？还真的跟饶有点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是我党秘密战线的重要干部，长期潜伏在形势复杂的上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组织考虑到情报工作的及时性，也给予了潘汉年很大的自主权。只是，1943年会见汪精卫一事，他确实出现纰漏。

1943年4月，日寇、日伪计划对我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饶政委为尽可能减少损失，就让潘汉年前往上海，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争取重新部署好情报线、将这次“扫荡”的信息套出来。

李士群是著名的汪伪大特务，但他不是傻子，也想为自己谋后路，遂1939年就早早向我党发出信号，希望能秘密交流，彼此通过他信任的朋友胡绣枫联系。

潘汉年将这个消息汇报给上级，组织认为基于现实情况，是可以与李士群进行一定程度接触的，利用他的情报和特务网来减少我党根据地、特工的损失。

中央和社会部都回复同意，潘汉年随即让地下党关露作为中间人联络。李士群很信任胡绣枫，关露（原名胡寿楣）是胡绣枫的姐姐，之后双方的消息就由这对姐妹来传递。不过两边缺乏信任基础，最开始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交流。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了租界，局势更加恶化。潘汉年认为信息再经人转一手会非常滞后，便冒险与李士群碰头。

这次碰头有两个人在旁参与，同样是身世特别复杂的特工：袁殊、胡均鹤。

袁殊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不过并非潘案主线，就不过多赘述。胡均鹤呢，其实早年也是共产党员，入党特别早，1925年经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绍加入，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会。

但是1932年末被捕后叛变加入了中统，抗战时期又投靠汪伪获重用，担任特工总部苏州实验区区长。他属于多面间谍，既为中统服务，又帮汪伪做事。

李士群想到他曾是共产党员，就让他来负责之后与潘汉年的联系。包括潘汉年每次秘密跟李士群见面，都是胡均鹤操办行程、住宿。

在潘汉年的拉拢下，胡均鹤又多一层身份，经常为共产党做事。包括掩护秘密电台、提供情报、安排地下党刘晓和王尧山等负责人撤往淮南根据地等。

那个时候的情报战线，真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得清。但只要结果对我们而言是好的，有些东西也可以权宜。

到了1943年日寇准备对新四军“扫荡”时，潘汉年又找到了胡均鹤，希望能立即与李士群见面，获取日寇的作战计划。但胡均鹤说：李士群不在上海，回苏州的家去了。

潘汉年急不可耐，第二天又跟着胡均鹤去往苏州李家，但还是扑了个空，说李士群到南京去见汪精卫了。潘汉年只好连夜跟胡均鹤抵达南京，终于得到李士群的消息，约好次日见面。

第二天一早，李士群来到潘汉年下榻的酒店，开门见山说要带潘去见汪精卫。潘汉年这才明白对方是一步步给自己下套，自己被耍了。

此时他没机会向上级请示，但转头就走先前辛苦搭建的情报网全都作废，自己还有性命危险。事急从权，他只好跟着李士群一起去了。

双方到底谈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也不重要。毕竟情报人员是有自主权的，面对那种突发情况，即便汪精卫名声不好，组织也能谅解。关键的问题在于，后来潘汉年的一系列做法。

二、气愤源于隐瞒

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潘汉年回去后竟没有向组织汇报，回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还刻意向饶政委隐瞒。

当时国民党在汪伪政府也有内线，获悉消息后立即大肆宣传，以此攻击我党。毛主席特意让华东局的人询问潘汉年情况，潘进行了否认，随后主席非常信任地让新华社“辟谣”。

1945年潘汉年去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单独与之见面，又谈起了这件事。本来这是个很好的坦白机会，主席没有当众问，就是在给机会，但潘汉年还是一样的态度。就这样一瞒二瞒，瞒到了1955年。

本来潘汉年想着李士群1944年就被毒死了，胡均鹤在上海任职，跟自己密切相关，不会有人把事情曝出来。但1954年9月胡均鹤进京后再也没有消息。

落了心病的潘汉年每天担惊受怕，一听组织要求交代，他想着与其被胡均鹤供出来，不如自己坦白，这就有了向陈毅报告、又被毛主席怒批的事。

其实潘汉年会见汪精卫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龙潭虎穴里搞情报工作，谁能完全出淤泥不染？完全不配合对方，怎么可能获取到信息？所以只要他向组织坦白，绝不会闹得这么严重。

但明明有三次机会，他还是咬紧牙关，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

换成中央的角度，你这么重要的问题都能向组织隐瞒，那你历史上说过的假话还有多少？是不是还有更严重的事情没有交代？哪句话可信哪句话不可信？

其身处的环境越复杂，随之而来的问题就越多，所以毛主席最终决定严肃处理。

潘汉年对组织的忠诚是没有问题的，纵观他的经历，并没有出卖过同志，跟日寇日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来往也是出于为组织工作。但他在会见汪精卫一事的处理上确实有很大问题，关键是看站在哪个角度了。

1982年8月，中央为潘汉年平反，也是对他为革命所做出的贡献进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