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唯一哑巴红军，没战功建国后却授少尉，总理对他牵肠挂肚

1955年，正是全军授衔进行时，一位老兵指着战友肩上的肩章，咧嘴笑着祝贺，嘴里却只发出“啊啊”的声音。

他是一个聋哑人，从未上过战场，没有任何战功，却在建国后被授予了少尉军衔，并获得了八一勋章和奖章。

他的名字无人知晓，直到去世后才在老家族谱中被人翻出。

他不会说话，却用一生诠释了沉默的忠诚。

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的存在为何能让周总理牵挂多年？

哑巴挑夫初入红军

1935年，红军长征队伍一路翻山越岭来到四川泸定县磨西镇。

刚刚通过险峻的大渡河，红军急需找到向导，识破川西地形的复杂脉络，摆脱敌军围堵，继续北上。

两位红军战士受命前去寻找向导，然而沿途山村空无一人，原本热闹的竹麻场，如今仿佛被施了魔法，一夕间人去屋空，连只鸡鸭都难觅踪迹。

国民党的宣传和恐吓早已渗入这片土地的血脉深处，他们将红军描绘成“匪患”，声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村民们吓得不是上山避祸，便是举家南逃。

两位红军一路奔波，心急如焚，粮草紧缺，部队已然快挺不住了，可还是一个可靠的村民也没找到。

就在他们准备折返的时候，转角处忽然看到前方山坡下，一名汉子正坐在一棵苦楝树下，怀里抱着一把柴草。

他不躲也不闪，就那样平静地望着红军经过。

两名战士大喜过望，疾步上前，一边打招呼一边试图询问道路方向。

但那汉子面对他们的提问没有回应，口中只是“哦哦”地发出含糊的声响，双手乱挥，表情木然。

“哑巴？”一位战士低声说了一句。

另一位看着对方手势反复，察觉不对，眉头顿时紧锁。

那是战争的年月，敌我分明，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致命危险。

他们曾听说过，红军曾在闽西遇见一个装哑巴的特务，骗取信任后出卖了部队行踪，导致百余人牺牲。

眼前这个“哑巴”，会不会也是敌军布下的陷阱？

于是，他们决定将他“请”回部队，由首长亲自审查。哑巴汉子不反抗也不挣扎，顺从地走在队伍中间，只是偶尔“咿呀”两声，看不出情绪。

部队首长见了这个“哑巴”，也不敢贸然信任，但眼下正是最紧要的关头，为安全起见，还是让他走在前面，装作向导。

没想到，这位汉子虽然不能说话，指路却毫不含糊。

他用手势比划、脚步指引，成功将部队带出困境，找到了通往下一宿营地的山道。

任务完成后，部队本欲让他回家，给了他好几日的干粮还有几块银元。

不料，那哑巴死活不肯离开。

他抱着干粮蹲在地上，两眼盯着队伍不放，战士们走一步，他也跟一步，部队停下，他也蹲下。

这意思很明显，他要跟着红军走。

身为一个聋哑人，生活已经艰难，红军都不忍心让他跟着他们奔波，可哑巴铁了心就是不走。

最后没办法，就暂时把他安排到了炊事班。

哪怕进了炊事班，他也帮着添柴、烧水、洗碗，活干得麻利不说，还乐呵呵地朝人点头傻笑。

有人问：“你真的想当红军？”

他点点头，又摇头，最后猛地抱起一口大锅背在肩上，挺直了腰板。

那一刻，旁人都笑了，却又被他的固执打动了。

长征正值危急，沿途减员严重，前方还需继续翻雪山过草地，军中确实缺人。

几经商议，首长最终决定破格收留他，归入炊事班，编为一名挑夫。

因为他既不会写字，也无法沟通，登记入伍时，只能在名字一栏写下“哑巴”二字。

从此，他就成了红军史上唯一一位“无法报上真实姓名的战士”。

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姓甚名谁。

但从那一刻起，所有人都清楚，这个哑巴，已经是他们的战友，是红军的一份子了

雪山草地担锅人

红军长征千难万险，走着走着，队伍来到了雪山脚下。

炊事班一行人列队于山口处，那位从不言语的“哑巴”，正在埋头整理他背上的那口大锅。

那口锅早已旧得发黑，锅沿磨得光滑圆润，却仍能勉强烹煮稀饭杂粮。

炊事班的其他人都在准备行军分装，多一两个锅碗，就已经是负担。

而哑巴，却习惯性地把整副锅具独自一人扛上肩，粗布绳子勒在他早已磨出血泡的肩头，眼神坚定，没有一丝迟疑。

没人吩咐，可他就是这样，自己去干最累的活。

雪山上的路，不能称之为“路”，脚下是没膝的积雪和随时可能塌陷的冰壳，前头是看不见尽头的陡坡和薄氧。

红军指战员们本就带伤带病，再加上饥寒交迫，一路走得摇摇晃晃。

炊事班的年轻战士，背锅没走出多远就瘫倒在地，四肢发颤，面色苍白。

哑巴看见，立刻放下自己的锅，走上前一把扶起他，二话不说地卸下那孩子背上的东西，自己一并扛起。

他背上那担子沉得几乎弯下了脊梁，粗粗估算也有上百斤，锅、碗筷、柴火、粮包……再加上一把捡来的破步枪和牺牲战士留下的背包。

他拖着一身沉重，却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踩出一串串深陷雪地的脚印，像是专门为后人铺路。

他偶尔回头，咧嘴一笑，像极了早年间的老铁兵，沉默、可靠、不惧死生。

雪山过去，就是草地，草地，比雪山更像一张大地铺下的陷阱。

那天黄昏，红军行至沼泽地带，一名战士不慎失足，整个人陷入了泥潭，一只胳膊在拼命挥舞。

队伍慌乱间一筹莫展，泅渡无果，绳索又短，眼看着人就要沉下去，谁也想不到，一个大锅突然飞出，沿着一根临时系好的粗麻绳砸进泥沼。

原来，是哑巴将自己的铁锅绑在绳上，精准地投向战士身旁。

那战士抓住锅沿，后方几人合力将人拉出，命保住了。

从雪山到草地，谁都不知道哑巴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

他的肩膀上，长年勒着锅绳留下的疤痕，像一道一道绳索烧灼的痕印，他的手掌上，粗厚老茧几乎盖住了掌纹。

可他什么都没有表达，他唯一做的，就是每天依旧把锅洗净擦亮，把饭煮熟，让队伍喝一口热的。

他还是背着那口锅，那口锅仿佛早已不只是炊具，而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它见证了风雪，挡住了弹片，也映照着一个无声红军的英雄之魂。

不同寻常的兵

1937年，延河水缓缓流淌，黄土高坡静谧沉重。

在这片新落脚的土地上，红军的铁流终于停下了漂泊的脚步。

为了确保首长们的安全，一支特殊的部队悄然成立，中央军委警卫营。

挑选标准极为严格，政治可靠、作风扎实、体魄硬朗。而在这支铁打的警卫营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意的“特别战士”。

他就是那位跟着红军走出雪山草地的哑巴，正式编入中央军委警卫营第三连炊事班，职位，挑夫。

他的任务没有多复杂，每天起床，去几里外的水源挑水回来，分送各处营房与马厩，还要烧火、劈柴、喂马、打扫……

这些琐事琐到不值得一提，但对他而言，却是生命的意义。

他的活，就像他的人，踏实、沉默，却从不掉队。

一天清晨，正当哑巴又一次赤脚扛着水桶走过警卫营门前时，正好被朱德总司令撞见。

朱德一时怔住，随即脸色骤变，怒声喊来营长，话语里满是责备：

“怎么回事？！你们让一个哑巴光着脚干重活？这是当兵的待遇吗？！”

营长赶紧解释，语气里却带着一点哭腔：

“朱老总，您先别急，这位哑巴同志不是不给他发鞋，而是他自己不肯穿，前些天他脚上的草鞋坏了，本可以马上报领新鞋，可他非说旧的还能补，还非得等部队发才算‘合理’，这人，认理死磕，实在没法子。”

朱德听完，表情缓了些，目光再落到那仍然默默站着的哑巴身上。

那人还在咧嘴笑着，似乎并不觉得被批评是件坏事。

朱老总忽而叹了口气，走上前，亲自接过哑巴脖子上的毛巾，替他擦了擦汗，拍拍他肩膀，竖起了大拇指。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常常沿着警卫营后山的小路散步思考。

那条路狭窄、静谧，是个清静的好去处。

为了不打扰首长思考，营里不成文地立下规矩，见了毛主席，不准主动搭话，更不能凑近。

可这条规矩，似乎对一个人无效。

每当哑巴远远看到毛主席，他便像小孩子见了亲人般，眼睛一亮，丢下手中活计就扑过来，嘴里咿咿呀呀，手舞足蹈地向主席问好。

有时还会用泥手去握主席的手。警卫员一度准备上前拦阻，却被毛主席挥手制止。

毛主席不但不恼，反而笑眯眯地任他拉手，还会拍拍他的肩。

他是延安清晨第一桶水的挑夫，是南泥湾最后一匹马的饲者，是红军队伍里最哑、也最响的一颗钉子。

勋章挂胸前

1949年，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终于迎来了崭新的黎明。

这一次，那个从长征走来的“哑巴红军”随中央警卫部队进驻北京。

最初驻扎在香山，后来又迁至公主坟。

那时的部队环境已比延安好得多，有砖房、有自来水、有电灯，可哑巴却始终闲不住。

别人休息，他总是在院里转悠，别人看报，他就在厨房门口拎着扫帚，一遍又一遍地清扫地面。

谁劝他歇会儿，他就笑着摇头。

1953年，部队扩编为公安师，哑巴被调入师部机关炊事班，后来师里还分配给他一块小荒地，原本是为了让老人有事可干，没想到他竟真把那几亩地当成了自己的阵地。

春天种树，夏天除草，秋天拾果，冬天也不歇着，拿着锄头敲冰松土。

后来，部队考虑他年纪大了，让他去休养院安享晚年。

那天，车子停在疗养院门口，他满脸不舍地回头望了望大院的红旗，嘴里“啊啊”了几声，谁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到了疗养院，他依旧闲不住。别人打麻将、晒太阳，他却拿着扫帚去打扫走廊，护理员劝他多歇着，他只是咧嘴一笑，然后又悄悄地把扫帚拎了出去。

半年后，院方干脆投降，让他负责照看疗养院旁边的果园。

那一片果园成了他的新“阵地”，他每日提着水桶浇树、修枝、撒灰。

有人问他：“哑叔，这么大年纪还折腾啥呢？”他笑着比划几下，用力拍拍胸口，这一干就是十六年。

1955年，全国军队迎来首次大授衔，公安师的官兵都穿上了笔挺的军装，院子里洋溢着庄重喜悦。

师长刘辉山披上了少将军衔，而在一旁的哑巴正乐呵呵地拍着他的肩膀，嘴里发出啊啊的声音，眼里是祝贺和羡慕。

刘辉山看着他，心里一酸，这个老兵跟着队伍走了二十年，没上过前线，也没开过枪，按理说不在授衔名单里。

可他为部队做的事，谁能不知道，他的一生没有功勋簿，却有无数汗水伤疤。

于是，刘辉山郑重地上报，几经请示，组织最终作出破例决定，授予哑巴少尉军衔。同时，他还获得了“三级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

那天，哑巴站在人群中，穿着新发的军装，胸前别着闪闪发亮的勋章，在战友们的鼓掌中，他笑得像个孩子。

岁月渐渐远去，1970年代，周总理在一次军区汇报会上突然问起：

“哑巴同志还好吗？”

身边的司令员愣了一下，连忙回答，总理点点头，又嘱咐一句：

“要照顾好他，他是老红军，吃的、穿的，不能少。”

这并不是总理第一次提起他，那几年，只要听说有老红军病了、困了，周总理总会顺带问一句：“哑巴同志怎么样？”

他怕这个不会说话的人被忽视，怕他被人忘记。

后来他去世了，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上面写着“哑巴同志”。

而我们也该记得，他还有个名字，叫熊世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