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九八年的夏天，热得能把柏油路晒出油来。我攥着那张皱巴巴的中专毕业证，站在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上，浑身冒汗，兜里比脸还干净。连买瓶矿泉水的钱都没有。
金凤最后留在我脑子里的，是她把我送的那本红绸面笔记本狠狠摔在我寝室水泥地上的样子。“啪”的一声，笔记本的皮都裂了。那声响，到现在还像有人在我心口撕了道口子。
“陈小明，你就这点出息！”她涂着艳红指甲油的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梁上，“这四年我花你五万块钱怎么了？至于天天挂嘴边念叨？”
她身后站着个穿班尼路T恤的小白脸，手腕上那块金表晃得我眼晕。我气得浑身哆嗦。那男的瘦得像根蔫茄子，到底哪点比我强？后来我才打听出来，人家家里有钱，在当地有七个铺面，父母既搞运输又沾煤炭生意。金凤跟了他，直接当上了少奶奶。
四年来，我在金凤身上花了五万。九十年代末，这不是个小数目。可她连一句解释都没容我说。我蹲在火车站台的水泥柱子后面，把脸埋进胳膊，哭得像条被扔掉的狗。车站广播响着，人潮涌来涌去。我真觉得把脸丢尽了。那五万块，是我妈在村里一毛一毛攒出来的，其中三万，还是她硬着头皮向邻居王叔借的。
回村的客车晃荡了六个钟头。我靠着窗，外面绿得发黑的玉米地一片片往后倒。脑子里全是金凤高跟鞋“咔、咔、咔”踩在地上的声音，每一声都像踩断我一根脊梁骨。她拜金就拜金吧，还这么绝情。分手时，她把我所有的钱都卷走了，一个硬币都没留。连这张火车票，还是室友临时凑钱买的。
“小明哥？”
我刚走到我家土院门口，就听见有人喊。一抬头，是王大菊。我发小，王叔的闺女。好些年没见，她头发剪短了，脸晒得黑红，一双眼睛却亮得灼人。蓝布短裤下面露出两条结实的腿，像小白杨似的。她挎着个竹篮子，冲我笑：“听说你今儿回来，我包了韭菜鸡蛋饺子，你最爱吃的。”
她嗓门还是那么亮，带着点干糙的烟火气。我闷着头想往屋里钻，被她一把拽住胳膊。她手心全是茧子，磨得我皮肤发疼。“躲啥躲？”她踮起脚凑近看我脸，“让城里姑娘甩了，就连我都不认了？”
我妈正在灶台前烧火，见了我，只低声说：“回来就好，地里的土豆该薅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蒸气把她的脸熏得模糊。我知道她心里比我还难受。
我倒在炕上蒙头大睡，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一只冰凉的手钻进了被窝。“小明哥！”王大菊的手像条活鱼，直往我胳肢窝里窜，“你还真把自己当土豆了，光知道往土里钻？”她胳膊带着韭菜味和汗味，热烘烘地往我被窝里挤。我裹紧被子缩向墙根：“你干啥！”
王大菊还和小时候一样，毛糙，但透着股真切的泼辣劲儿。“起来！”她冷不丁一把掀开我被子，“我爹说了，要你还钱！”
我脸上烧得慌，蹬着被子喊：“我没钱！我丢死个人了！”
王大菊却忽然哈哈大笑：“明哥，逗你玩呢！我爹说了，你要是不想回哈尔滨，明儿跟他去镇上看看铺面。”原来王叔想把镇上空着的一间门面租下来，让我和大菊开个理发店。
“我爹说……”大菊突然结巴起来，手指绞着衣角，“他说……你要是愿意……就……就……”她脸涨得通红，像秋后的高粱。我胸口咚咚跳，知道她想说啥，可我没接话。我心里另有打算。窗外的知了吵得人心烦，灶房传来我妈和王叔的说话声。大菊突然凑过来，在我脸上“叭”亲了一口，然后像兔子似的窜出门去了。
第二天我跟王叔去看了铺面。回来的田埂上，他蹲着抽烟，烟袋锅在鞋底磕得梆梆响。“小明啊，”他吐出口烟，“大菊打小就稀罕你。你要是不嫌弃，那钱就当嫁妆了。”他粗糙的手拍我肩膀，“你俩要能成，我再给你拿十万当本钱。”
我愣了半天，光呵呵笑，没出声。王叔看看我：“行，小伙子内向，你再琢磨琢磨。”
晚上大菊来送绿豆汤，站门口不肯进来。月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影子一直拉到我炕沿上。“我爹……跟你说了？”她声音轻得像蚊子。我点头。碗在我手里发烫。
“那你……咋想的？”她突然抬头看我。
我脑子里一会儿是金凤踩高跟鞋的背影，一会儿是大菊晒红的脸。说实话，金凤妖气，时髦，就是太拜金；大菊朴实，真心，就是有点土气。挣扎半天，我挤出一句：“那……咱俩试试吧。”
大菊直接蹦起来，使劲亲了我一口。
理发店开张那天，大菊穿了她最好看的那件碎花衬衫。她给客人剪头时，我就坐角落里摆弄录音机。周华健的《朋友》在店里来回放，大菊跟着哼，调子跑到天边去。
“小明哥，”有天打烊后，她说，“我给你剪个头吧。”我坐下。她的手指在我头发里穿梭，呼吸喷在我后颈，热乎乎的。剪完非要给我洗头，温水冲下来时，她手指轻轻挠我头皮，痒得我想笑。“好看。”她拿毛巾给我擦头发，突然亲了下我额头，然后慌慌张张跑去收拾剪刀。我心咚咚跳，却不知该说啥。
晚上我们睡在店铺后的小隔间，中间拉个布帘。有半夜，我听见她在哭，很小声地抽鼻子。我假装翻身，碰开了帘子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