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考打破35岁门槛，意味着什么？

“本来觉得自己被淘汰了，现在像是进入了复活赛。”山西省忻州市的张女士这样形容她今年报考公务员的感受。

36岁的张女士在忻州某县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由于对待遇不太满意，5年前她开始了考公之路。

知道自己的年龄到了35岁上限，她本已做好放弃考公的准备。“没想到2026年国考年龄放宽到38岁，突然多出3次机会。”张女士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根据10月14日发布的2026年度国考公告，报考者的年龄上限提高到38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

专业人士认为，国考放宽年龄后，人才选拔范围拓宽了，能够吸引更多有社会经验者报考。但也应看到，打破年龄门槛仅是起点，制度设计仍需兼顾机会公平与发展公平。

“35岁+”人群又看到了希望

36岁的周先生在广西桂平某乡镇工作，准备参加2026年国考。大学学计算机专业的他，在企业做过几年程序员。当看到不少同行因年龄渐大、无法快速掌握新技能被辞退时，他也产生了危机感，因此开始准备考公考编，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2023年，周先生考上了现在的乡镇事业编。虽然工作稳定，但因工作单位离家远，他又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

“去年国考进了面试，不幸的是最终‘被逆袭’，本以为没机会再考了，没想到今年还能再拼一把。”周先生欣喜地说，国考放宽年龄后，像他一样的“大龄考公人”又看到了希望。

“本科毕业后，一直在老家工作，做过人力资源、汽车4S店的客服，还跟朋友合伙创过业，一直都不稳定。”河南周口的李晓萌今年35岁，她告诉记者，看到放宽年龄限制后，感觉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和选择。一番挑选岗位后，她确定选择报考河南焦作某地的黄河河务局。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相较2025年增加30万人左右。

中公教育高级分析师李茜认为，国考报考人数再创新高，与放宽年龄限制有一定关系。由于面临失业或职业转型期，为寻求稳定发展，不少“35岁+”人群选择考公。

“国考放宽年龄限制，是个非常好的信号。”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家平分析表示，政府带头打破年龄门槛，倡导以实际胜任力作为用人标准，有利于引导全社会用人观念转向“能力本位”。

“更重要的是，随着体制内放宽公务员报考年龄限制，企业和社会机构也将受到引导，重新审视自身是否存在隐性年龄歧视，在依赖经验与专业判断的领域，成熟人才的价值将被重新评估。”张家平说。

可选岗位较少，担忧发展前景

“国考放宽年龄限制，顺应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张家平分析认为，随着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升，以及延迟退休政策落地，人们的职业生命周期在延长，打破35岁的年龄限制顺应了人力资源开发规律，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和社会良性运转。

此外，有专家分析，从招聘单位角度看，部分岗位需要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特定专业技能和行业经验也有更高要求。在35岁～38岁群体中，不少人已经积累了较系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允许其报考公务员，有助于将成熟的专业力量引入公共部门，优化公务员队伍的能力结构与人才配置。

虽然放宽年龄限制有诸多利好，但是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大龄考生”存在备考难、可选择的岗位较少等困境。

小林有着6年的考公经验，年过35岁的她看到国考年龄放宽后，还是犹豫是否要报名。

“考了那么多次，如果就这样放弃，会心有不甘，但这些年为备考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本职工作也落下了。”小林说，这次筛选出的岗位要么离家远，要么要求应届生或基层工作经验，基本没有合适的，最后决定放弃参加此次国考。

李茜告诉记者，“35岁+”考生一般职业目标明确，备考动机更强，抗压能力和责任心也更突出。但相较于年轻考生，这部分考生的学习精力和记忆力优势不大，应试能力恢复也需要更长时间。此外，他们家庭方面的牵绊也较多，时间与精力会被分散。

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大龄考生”担心中年身体素质下降，即使过了笔试，体检也难通过；还有人担心在原单位的工龄、职级定档难以衔接，并对以后的晋升空间、发展前景存在担忧。

从机会公平向发展公平延伸

“此次国考在年龄限制上进行调整，向社会传递了‘能力本位’的信号，能够推动就业市场打破较僵硬的年龄标准，破除隐性年龄歧视。”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孙德超说。

其实早在国考前，一些地方就有了放宽年龄限制的趋势。今年1月，四川省人社厅明确，调整机关公招年龄上限，支持事业单位适当放宽招聘年龄条件，鼓励企业放宽用工年龄限制。今年8月，上海市2025年度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公告显示，报考条件为年龄在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

“打破年龄门槛是迈向就业公平的重要一步，但是也要看到它仅是起点。”针对一些“大龄考生”的担忧，李茜强调，如果仅在入口处放宽，而后续的体检标准、晋升年限与培养机制仍沿用旧有模式，高龄人才恐将面临“进得去，发展难”的结构性困境。因此她建议，公务员报考制度设计要从机会公平向发展公平延伸，还需要定制更科学的考核项目，建立合理的晋升阶梯。

张家平提出，必须清醒认识到，入口开放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制度生态的同步革新。对此，他建议，可以建立“双轨制”发展通道，在现有行政职级序列之外，探索设立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序列，以专业成果、项目贡献为晋升依据，而非单纯比拼年龄或资历。

“还可以推行岗位适配度评估机制，在招录和晋升中引入能力分析模型，明确不同岗位所需的核心素质，如应急反应、群众沟通、政策研究等，通过结构化测评实现人岗精准匹配，避免‘一刀切’式用人。”张家平说。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