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想离京，被安排到云南任书记，叶帅、粟裕：干脆回部队

“1977年盛夏，你们真打算把我送到昆明？”院子里蝉声嘈杂，陈丕显盯着来人，语气低沉。对方摊开公文包，只留下短短一句：“青海或者云南，自己挑。”

这句话像钉子，钉在他脑子里。八年前，被关进“牛棚”时，他还在上海主持全局；现在，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却把他推向高原。糖尿病、鼻咽肿瘤，都是实实在在的病，连医生都说不能再折腾。可对方态度冷硬，毫无回旋余地。陈丕显只能在“呼哧带喘”和“稍微好一点”的高原之间，挑了云南。

时间往回拨。1929年春，闽西山村的清晨刚亮，一个13岁的孩子举着竹枪拦住几位红军干部，“路条！”他嗓门不大，却半点不让。就是这股犟劲，让陈毅笑着称他“闽西红小鬼”。随后六年，他奔走于团组织、游击队之间，熟稔隐蔽路线，也学会了怎样把零散青年拧成一股绳。中央苏区失守、长征浩荡，他跟着陈毅、谭震林突围赣粤边，一把苇草夜宿，一把土枪护村。三年游击并不算显赫，却是他日后管大摊子的底气。

抗战爆发，井冈山出来的指挥员大多奔赴前线。陈丕显却被留在敌后，专盯地方工作。兵不多、枪不多，靠的是统战、情报、人心。解放战争时期，他已能独当一面，奔走华中，尤其擅长在白区组建地下党。据参与过的人回忆，他对干部唯一要求：纪律“寸步不让”。这股严谨劲儿，到新中国成立后依旧没变。

1952年他调进上海，职务第四书记。上海摊子大，旧势力根深蒂固。陈丕显白天跑工厂、夜里敲算盘，连夜给国务院报送工业产量数字。在同僚眼里，他不显山露水，却把规矩立得死死的。两年后升为第二书记，紧随柯庆施。1965年柯庆施病逝，他顶了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海这口大锅，轮到他掌勺。

可1966年的风浪来得太猛，谁也没撑稳。造反派冲进市府大院时，他仍想着“先把生产保住”，结果自己成了靶子。挨批、游街、关押，一关八年。身体硬是被拖出一身病。1974年，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处理。批示很快下达：“先回家休养。”可是组织结论迟迟未出，人处于“半自由”状态，尴尬非常。

1975年，党内生活恢复。1977年，中组部谈话：青海或云南任选。从政几十年，他头一次感觉命运像骰子一样随便被人甩。他打算留在京城，不为别的，只为附近有协和医院。可北京站台熙攘，他还是被送上了南下列车。

列车穿过湘黔的崇山峻岭，一路向昆明爬升。正是雨季，湿热夹杂汽笛声，重压在胸口。到昆明第三天，高原反应来袭，鼻咽肿胀堵住气道，他只能靠吸氧。叶剑英闻讯，拍案直言：“别去拼命，干脆回部队！”粟裕也来电：“几个大军区缺政委，你到哪儿都行。”部队，是他二十年前熟悉的节奏，也是更适合养病的后方。可在他看来，那是一条退路。云南虽苦，毕竟是省一级主政平台，能干事。

于是，陈丕显硬撑着走访全省。滇东北、滇西南，很多地方还缺电缺路。他拿着老花镜趴在地图上，一个县一个县看。当地干部担心他身体，劝别跑。陈丕显却说：“不到现场，心里没数。”调查不到两个月，跑了十一个州县。高原强烈紫外线晒裂了面皮，血糖却一直控制不稳，医生只得把胰岛素装进小冰盒随车携带。

有意思的是，省里开会总结时，他对自己“第四书记”定位强调一句：“别看排序靠后，工作不能靠后。”一句话堵住推诿，也给他立稳威信。滇中电网扩容、沿边公路勘测、烟草机械化试点，都在那段时间起步。可谁都看得出，长期高原生活会要了他的命。

1978年初，中央决定调整。湖北求贤若渴，组织把目光投向陈丕显。昆明机场刚送走他，汉口江滩就迎来了新书记。湖北并非易差：长江沿岸厂矿密集，职工动辄几十万，武汉军区也需要整顿。陈丕显上任后，把军事、地方一把抓，同时兼任军区政委。有人质疑能否兼顾，他握着茶杯说：“兼得好，兵民是一家。”此后，军区裁撤冗员与省里治超同步推进，武汉钢铁扩产指标年年完成，外行都能看出节奏变了。

1982年，中央高层酝酿人事：总政治部主任与政法委书记要互换。原本打算让陈丕显回军队，余秋里管政法。方案上报前夕，有同志提出：余秋里在军中三十余年，调政法委反倒生疏。于是二人对调搁浅，陈丕显坐镇政法委。那一年，他六十六岁。

政法委位置分量特殊，既与最高法、最高检密切，也牵动公安、司法。陈丕显把过去在上海、云南、湖北摸索的“内外结合”套进这里：条块分工不丢，联席会议先行。反复磨合后，公、检、法彼此间的“信息壁垒”松动许多。遗憾的是，身体状况未见好转。1985年，他请求退居二线，获批。

从闽西红小鬼到中央政法委，一路辗转半个多世纪。几次关键节点，命运似被别人写好；但每到一处，他都有章法可循：先立规矩，再谈情面。后来同事回忆，陈丕显常把三句话挂嘴边：“事有轻重缓急，人得讲公私分明，制度不是摆设。”没有豪言壮语，却能压住浮躁。这大概是他被推向高原仍坚持赴任、又能在江汉巨浪中稳住局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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