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风流一代

其实，无论是人，还是地，之所以如此精心雕琢，目的是为了标记出一个时代。贾樟柯的电影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他的摄像机所聚焦的小人物，都生活在特定且具体的历史环境里，而非架空的时代之中。尽管贾樟柯并不在电影中直接建构时代对于主人公人生际遇的影响，但他在叙述主人公人生遭遇时，往往会用广播节目或者电视报道的形式，在不经意间穿插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例如在《任逍遥》里，当斌斌阻拦想找乔三报仇的小季时，街边的电视上就出现了北京申奥成功的欢庆画面；《三峡好人》则通过韩三明与沈红的寻亲经历，为观众侧面展现了三峡水利工程的宏大壮阔。贾樟柯通过这种做法，赋予他的电影以一种更为含蓄却更为自然的档案性与纪录片观感。

为了增强这种时代感，贾樟柯往往在电影中使用大量特定时代的流行音乐，形成一种与时代互文的视听效果。在《小武》中曾反复出现《心雨》和《爱江山更爱美人》；在《任逍遥》中则有任贤齐的同名歌曲《任逍遥》和罗大佑的《恋曲1990》；在《三峡好人》里，小男孩儿旁若无人地大声歌唱《老鼠爱大米》与《两只蝴蝶》；而在《山河故人》中使用外国歌曲《GO WEST》、在《江湖儿女》中使用《YMCA》，则更是满足了大众对于过去时代歌舞厅的记忆与想象。这些歌曲的使用，一方面使得电影角色更加饱满，比如小武对于胡梅梅的爱情就像他所唱的《心雨》那样含蓄而纯真；而《任逍遥》里罹患肝炎的斌斌面对女友高考后的远去和入伍愿望的落空，对人生感到无望，才会在贸然抢劫银行之后，在看守所无所忌惮地唱着任贤齐的《任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而另一方面，这些音乐的使用可以迅速勾起作为时代亲历者的观众对于自身人生阶段的回忆，从而与片中的角色产生共情，融入贾樟柯为角色设置的生活处境之中。

其实，从贾樟柯精心挑选的歌曲中我们就能看到，在记录时代的同时，他更想要关注、跟踪、描绘与他身处在同一世代的社会个体的人生历程。贾樟柯出生于1970年，在懵懂中走过了动荡时代，进入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70后”们面临着物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新面貌，而如何对待这种社会变迁，却没有前人可以传授经验。于是我们看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这些被同样设定为“70后”的角色们，在长大成人的那一刻，并不像如今的年轻人那样按部就班地进入大学继续学习，而是以一种散漫、无所谓的态度进入社会，有人终日无所事事，成了社会闲散人员；有人进入工厂和单位，拥抱稳定的工作与家庭；有人选择相信知识和高考，远赴外地追求理想；有人则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所谓的时代翘楚。但无论如何选择，对于电影中所刻画的出身相近的“70后”青年来说，他们共享了一整套完整的社会话语与生存条件，大部分人都经历了相似的成长环境，也面对着相近的人生抉择。因此，贾樟柯通过勾勒他们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最后到老年的人生轨迹，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人是如何汇于时代，在时代洪流、宏大叙事下追寻与收获属于他们的“平凡的世俗生活”，书写交织着亲情、友情和爱情的人生际遇。

许知远称赞贾樟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在贾樟柯看来，尽管他的电影票房在国内通常都落后于“商业大片”或“爆米花电影”，但他有着一种来自其导演身份的职业自觉，他认为当代的导演应该像古希腊诗人荷马，或者明清时期的小说家施耐庵、罗贯中等，记录和传唱他们所处时代的重要时刻，贾樟柯将此视为叙事艺术家承担起来的“天命”。 对贾樟柯来说，在有所成就之后，他所要思考的就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利益得失；他把电影的传唱作用和纪录作用，视为导演之为导演的必然要求。他并不对自己作品在院线市场上的低落回应感到愤怒，他解释道：“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记忆，可能是今天特别受到冷落的一些艺术作品所承担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坚信它们具有更为长远的时代价值。

伴随着贾樟柯由青年步入中年，他观察与思考社会问题的角度也变得更为成熟与多元。“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的主角都是社会中的青年群体，贾樟柯的叙事主题主要集中在青年人如何破解对于未知人生的迷惘，以及怎样解决男女之间情感关系的问题上；到《世界》和《三峡好人》中，主人公们真正地步入了社会，以成人的姿态考虑现实生活和情感问题，不再意气用事；到了最近十年的《山河故人》《江湖儿女》和《风流一代》时，贾樟柯为主角们增添了他们步入老年之后的生活片段，相较于早期作品来说，少了一些锋利，但多了几分成熟，从接受效果上来说，也更为中性与饱满，一方面仍然满足了传统观众的文艺审美偏好，另一方面也收获了国内票房的部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