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骂名满天下，死后却成民族之光，今天还记得他的，没几个！

他叫马相伯，生前骂名满天下，死后却成民族之光，孤独走了一百年，谁都说他是“丧家之犬”。

激烈的黑暗、时代的误解，他在乱世中忍辱负重，只为给中国点一盏灯。

今天还记得他的，没几个。

马相伯他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才智，五岁开始读私塾，十一岁时就独自一人跑到上海求学，在教会学校苦读十九年，竟然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等八门语言，还拿到了神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中国堪称是“通才”。

可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却生不逢时，空有满腹学问和救国志向，偏偏撞上了国家最积贫积弱的时代。

他的人生转折来得特别沉重。据说，在1893年，他的妻子在海难中遇难；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

有记载提到，他的母亲在临终前不愿认他这个儿子。

家国的双重打击，让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内心备受煎熬，甚至一度被外界误解，背负骂名。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在他弟弟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部中国第一部系统语法书的成书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为中国种下了一本语法教科书的种子。

甲午战争后，马相伯深刻意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教育的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1900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毁家兴学”，把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三千亩田产，以及现洋四万元和租界内地产全都捐给了教会，只为办一所“中西大学堂”。

他当时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铁了心要为国家培养人才。

1903年，震旦学院终于创办起来了。马相伯为学校定下了“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宗旨，就是希望学生们能真正学到救国的实用学问，而不是被教条束缚。

可惜好景不长，1905年教会方面干预办学，想把他架空，学生们愤而集体退学。

这位老人二话不说，站在了学生这边。

没有校舍，他就想办法暂借吴淞提督衙门的旧址，没有资金，他就四处募捐，自己动手刷黑板、拼桌椅，硬是在同一年办起了复旦公学，也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

那些日子，马相伯既是校长，又是工友，还是教书先生。

课余时间，他带着学生一起种菜、修房顶，用最原始的方式维持着学校的运转。

最困难的时候，没钱买教材，他就在油灯下一笔一画地亲手抄写，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有一份。

他办学的脚步从未停歇。从震旦到复旦，再到后来的辅仁大学、培根女中、启明女中，这些都不是冷冰冰的校名，而是一个个医院、一间间课堂，是他用毕生心血浇灌出的希望之花。

在他门下，走出了黄炎培这样的教育家；蔡元培是他的同道中人，曾专门跟他学习拉丁文；而傅斯年、陈寅恪、张伯苓、林语堂等一代文化精英，都直接或间接受过他的影响。

可以说，中国近代教育的半壁江山，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位老人几乎把全部家产都投入到了教育事业中。他卖掉了祖传的田产、房契，甚至把家里的木雕家具都变卖了，就为了给学生买书本、付教师的薪水。

有人笑他傻，他却说：“我就是要让中国人自己能站起来。”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复旦”这个名字，既有恢复震旦的意思，也寓意着光明不息、复兴中华。

办学的那段日子真是艰苦。很多学生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马相伯二话不说就在账上给他们划掉。

有时候学校实在揭不开锅，他就拿出教会的薪水来贴补开支，甚至卖掉祖辈传下来的木雕家具，就为了给学生们换书本。

他教书的方法也很特别，不喜欢填鸭式教育，而是注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他爱和学生一起吃饭聊天，了解每个人的特点，整个学校亲密得像个大家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马相伯已经九十七岁高龄。国难当头，这位耄耋老人没有选择安度晚年，而是拖着病体到处演讲，呼吁抗日救国。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医生多次上门诊治，他却说：“不用看了，只要能说话，我就要去学校看看。”

1939年，马相伯在流亡途中病逝于越南谅山。临终前，他自嘲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这句话里含着多少不甘和遗憾。

他叫了一辈子，从震旦叫到复旦，从办学叫到救国，虽然他自己说没把中国叫醒，但他的声音其实已经刻进了历史。

马相伯虽然自嘲“没有把中国叫醒”，但他创办的学校至今仍在培养人才，他倡导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在影响着一代代人。

他用近百年的生命证明：即使是一个人的力量，只要坚持不懈，也能在黑暗中点燃灯火；即使声音微弱，只要不停呼喊，终会有人听见。

他或许没能亲眼看到中国的彻底觉醒，但他播下的种子，早已在神州大地上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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