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忠门徒：大西政权的四位悍将结局

说起张献忠，人们想到的多是屠戮与暴虐。

可有件事儿挺有意思，就是这么一支声名狼藉的队伍，在他死后，竟冒出了四根硬骨头。

这四位，都是他的养子，也是他麾下最能打的悍将。

老头子在西充凤凰山上一命呜呼，大西军的摊子眼看就要散伙。

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

这四位义兄弟，就这么被推到了台前，接过了残破的旗帜。

他们本是明朝的掘墓人，却阴差阳错，成了南明政权最后的救命稻草。

只是，这根稻草，有人紧紧攥着，有人却想拿它换个好价钱。

从兄弟到仇寇，从擎天之柱到阶下之囚，这其中的故事，比戏文还精彩。

第一个倒下的艾能奇，和那条没人走完的路

四兄弟里，排行老四的艾能奇，是第一个退场的。

他死得早，也死得有点窝囊。

公元1647年，大西军残部决定南下投靠南明永历政权，这事儿在内部是有争议的。

当时，张献忠的老部下，文华殿大学士汪兆龄就不同意，他的意思是，咱们继续当“贼”挺好。

艾能奇听了这话，当场就火了，拔出刀就把汪兆龄给劈了。

他冲着周围的人吼，“老万岁在成都，你当宰相，一味劝他杀人，搞得人心惶惶，天下都骂我们是‘贼’！

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想让我们继续当‘贼’？

瞧，艾能奇是那个最先想“洗白”的人。

他看明白了，再顶着“流寇”的名头，死路一条。

只有联明抗清，才有活路。

这条路，后来成了大西军残部的国策。

可惜的是，提出这个方向的人，自己没能走下去。

进入云南后，大西军名义上是去“勤王”，实际上是去抢地盘。

他们的对手不是清军，而是盘踞地方的土司沙定洲。

艾能奇打仗，向来身先士卒，性格刚毅。

就在一次乱战中，一支冷箭射中了他。

南方的天气又湿又热，军中缺医少药，加上土司的箭头上往往涂着毒，伤势很快就恶化了。

这位年仅三十岁左右的悍将，就这么不治身亡。

他没死在抗清的战场上，却倒在了自己人（同属明朝旗帜下的势力）的内斗里，这本身就是那个乱世最真实的写照。

孙可望的“国主”梦

老大孙可望，是四人中最有谋略，也是最有野心的一个。

张献忠死后，是他凭着资历和威望，迅速稳住了即将崩溃的军队。

可以说，没有他，大西军残部早就烟消云散了。

孙可望的本事不在于冲锋陷阵，而在于经营和搜刮。

就算盘踞在贵州那样的穷山恶水，他也能硬生生榨出军饷，拉起一支号称十万人的队伍。

他还主动抛弃了张献忠滥杀的策略，开始拉拢地方士绅，搞保甲，开军田。

这么一套组合拳下来，还真让他把西南经营成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

这块地盘，硬是给四处奔逃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续了命。

从这点看，孙可望一度是南明的顶梁柱。

但权力这东西，太容易让人上头。

随着地盘越来越大，钱袋子越来越鼓，孙可望的心思活泛了。

他不甘心只当一个臣子，他想学曹操，自己当“国主”。

他开始在自己的地盘里搞一套小朝廷，让文武百官先拜他，再拜远在天边的永历皇帝。

他清除异己，只用自己人。

这种做法，让所有人都感到了警惕，尤其是战功赫赫的二弟李定国。

兄弟之间，裂痕就此产生。

公元1657年，孙可望的野心终于引爆了。

他亲率大军，不是去打清军，而是掉过头来攻打李定国。

结果，他那些靠着政策红利过上好日子的兵，根本不想打内战，纷纷倒戈。

孙可望一败涂地，走投无路之下，他做了一个最让人不齿的决定，投降清朝。

清廷起初对他很重视，封他为“义王”，赏赐丰厚。

毕竟，他手里攥着南明最核心的军事情报。

但他的投降，也直接加速了永历政权的灭亡。

当南明这块招牌彻底倒下后，孙可望的利用价值也就没了。

仅仅三年后，也就是1660年，清廷就给他安了个“谋叛”的罪名，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他一生都在算计，最终把自己也算了进去。

被夹在中间的刘文秀

老三刘文秀，可能是四人中最憋屈的一个。

论勇猛，他不输任何人；论能力，他也能独当一面。

可他偏偏排在中间，话语权不大，资源也有限。

南明抗清形势最好的时候，刘文秀也曾有过高光时刻。

公元1653年，他率领一支部队反攻四川，在叙州、重庆等地连战连捷，眼看就要收复义父张献忠起家的老巢。

但好景不长，后院起火了。

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刘文秀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不想跟着孙可望搞分裂，也不愿看着李定国跟自家大哥兵戎相见。

他花了很大力气去调解，可谁也听不进去。

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兄弟反目。

孙可望兵败降清后，刘文秀收复四川的计划也彻底泡汤。

他转而辅佐李定国，主张先稳固内部，强化西南防务，再联合其他抗清力量。

这些想法都很有远见，但没用了。

因为他们“流寇”出身的原罪，南明朝廷里那些士大夫官员，从骨子里就信不过他们，处处排挤。

公元1658年，清军大举进攻云南。

刘文秀奋勇抵抗，终因兵力悬殊，兵败退守永昌。

长期的征战、内部的纷争、同僚的排挤，加上水土不服，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不久，这位性格沉稳的将军就因病去世。

他跟李定国一样，至死都背负着“贼”的名声，在明清两边都不讨好。

李定国，最后的悲歌

如果说孙可望是反面，那李定国无疑就是正面。

他是四人中年龄第二，也是战功最卓著的一位，被誉为永历政权的“擎天柱石”。

公元1652年，是属于李定国的一年。

他出兵广西，攻克桂林，逼得清朝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身亡。

紧接着，他又挥师北上湖南，在衡阳大破清军，阵斩敬谨亲王尼堪。

这两场大胜，史称“两蹶名王”，打得清廷上下震动，一度有了和南明议和的念头。

那几乎是大厦将倾的南明，最接近翻盘的时刻。

这些胜利，更像是李定国一个人的辉煌。

当他在前线浴血奋战时，孙可望在后方妒火中烧，最终发动了那场致命的内乱。

这场内乱，彻底断送了李定国光复中原的希望。

他不仅丢掉了刚打下来的湖南、广西，连大后方云南也守不住了。

公元1662年，吴三桂将永历皇帝从缅甸抓回昆明，用弓弦缢杀。

噩耗传到李定国军中时，他本就重病缠身，听闻消息后，仰天痛哭，吐血数升，从此一病不起。

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这位南明最后的战神在云南勐腊病逝，年仅42岁。

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床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任死荒郊，毋降也！

大西军的这四位悍将，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却走向了四个截然不同的终点。

他们的命运，既是性格使然，也是被那个混乱的时代所裹挟。

艾能奇的早逝，孙可望的背叛，刘文秀的无奈，以及李定国的坚守，共同构成了一幅明末乱世的悲凉画卷。

而李定国那句遗言，也成了那个时代，汉家英雄最后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