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院里52岁的王秀英阿姨,居然答应了跟楼下那个叫老赵的男人搭伙过日子。这消息像一阵风,一下午就吹遍了整个小区。大家伙儿都炸了锅,在楼下树荫里议论纷纷,都说王阿姨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脑子糊涂了。那老赵,六十出头,离过三次婚,脾气臭得像茅坑里的石头,关键是家里还拖着个三十多岁、腿脚不便的儿子。图他啥呀?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可面对所有人的不解,王秀英只是淡淡一笑,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闭了嘴的话。
她说:“你们觉得我亏了,我觉得我赚了。这笔账,你们年轻人算不清。”
想弄明白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还要从三个月前那个差点要了王秀英半条命的晚上说起。
王秀英是个苦命人,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在纺织厂上班,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儿子争气,考上了南方的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大城市,娶妻生子,买了房安了家。王秀英退休后,一个人守着这个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每个月拿着三千出头的退休金,日子过得清净,也过得冷清。
儿子孝顺,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回来,嘘寒问暖,也提过好几次接她去南方住。可王秀英都给拒了。她说自己在这儿住了一辈子,邻里邻居都熟,去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听不懂话也吃不惯饭,再说,小两口要上班,孙子要上学,自己去了不是添乱嘛。话是这么说,可挂了电话,看着空荡荡的屋子,那股子孤单劲儿,就像潮水一样,能把人淹死。
出事那天晚上,她起夜上厕所,雨天路滑,脚下一软就摔倒了。当时就觉得胯骨那儿钻心地疼,她想爬起来,可浑身使不上劲。手机在卧室充电,座机在客厅,她就趴在冰凉的瓷砖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一刻,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我就要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这儿了。
她喊了几声“救命”,可老式小区的隔音效果太好,声音根本传不出去。绝望中,她只能一下一下地用手敲着卫生间的暖气管,那是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也不知过了多久,就在她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听到了砸门声。是住对门的邻居听到了动静,报了警,叫来了物业。
门被撬开,她被抬上救护车,医生诊断是股骨颈骨折。儿子儿媳连夜坐飞机赶了回来,在医院里忙前忙后。看着儿子憔悴的脸和儿媳强忍着疲惫的关心,王秀英心里又暖又愧。她知道,自己这一摔,把孩子们的生活节奏全打乱了。
住院一个月,儿子请了长假,儿媳也只能在家办公,小孙子没人管,只能送去托管班。出院后,她还得卧床休养,儿子没办法,只能给她请了个护工,一个月五千块,比她的退休金都高。儿子嘴上说没事,钱不重要,妈的身体最重要。可王英看着儿子日渐稀疏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心里跟刀割一样。她觉得自己成了个累赘,一个天大的麻烦。
就是那段时间,住楼下的老赵,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她的事,隔三差五地让自家儿子拄着拐,送点自己炖的骨头汤上来。老赵的儿子虽然腿脚不好,但人很老实,每次来都憨憨地笑,说:“王阿姨,我爸让我给您送的,他说您一个人不容易。”
一来二去,王秀英对老赵的印象也改观了。以前只知道他是个脾气不好的老头,现在觉得,这人心地不坏。等她能下地走路了,老赵就开始正儿八经地“追求”她了。也没啥花里胡哨的,就是每天饭点儿端一碗自己做的饭菜上来,有时候是红烧肉,有时候是炖排骨,嘴里还念叨着:“一个人做饭也麻烦,我多做一口,你尝尝合不合胃口。”
小区里开始传闲话,说老赵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肯定是看上王秀英的房子了。王秀英的儿子也急了,打电话劝她:“妈,您可别犯糊涂,那老赵是什么人啊,您跟他在一起图啥呀?您要是孤单,我过完年就接您过来。”
可王秀英心里有自己的谱。那天,她把老赵叫到家里,开门见山地问:“老赵,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图我啥?”
老赵正襟危坐,搓着手,一脸紧张,说出来的话却实在得掉渣:“秀英,咱俩都这把年纪了,说那些虚头巴脑的没意思。我图啥?我图你给我做口热乎饭,家里有个女人,像个家的样子。我那儿子你也知道,腿脚不好,我怕我哪天突然走了,没人管他。你要是跟我搭伙,我每个月四千块的退休金,除了生活开支,剩下的都给你。我这房子,将来也是我儿子的,我不要你的。咱俩就是做个伴,你给我个家,我给你个依靠。你半夜渴了,我能给你倒杯水;我出门忘了带钥匙,你能给我开个门。就这么简单。”
王秀英听完,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她对老赵说:“行,但咱俩得约法三章。第一,搭伙可以,不领证。第二,各管各的钱,生活费我跟你AA制。第三,你不能干涉我儿子的事,我也不会把你当成我儿子的负担。”
老赵一拍大腿:“成!”
这就是王秀英的那笔账。她跟我们这些老姐妹解释的时候,眼神清明得很:“你们都说我傻,可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精明的一件事。爱情?那玩意儿是你们年轻人的。到了我们这个岁数,什么情啊爱的,都不如一碗热汤,一个能搭把手的人来得实在。我摔倒那次就想明白了,儿子再孝顺,他也有自己的家,我不能拖累他一辈子。我找老赵,不是找个丈夫,是给自己找个‘室友’,一个能互相照应的‘战友’。他需要人照顾,我需要家里有个人气儿。他的儿子是个拖累,可对我来说,那孩子老实巴交,起码不会给我添乱。我用我的勤快,换他给我的一份心安。这买卖,划算。”
大家听完都沉默了。是啊,对于一个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孤单老人来说,一个能随时在身边搭把手的人,比什么山盟海誓都重要。她不是来者不拒,她只是拒绝了虚无缥缈的浪漫,选择了最接地气的生存。
我本以为王秀英的故事就是所有中年女人的答案,直到我遇到了柳芳。
柳芳今年刚满五十,是我们市里老年大学舞蹈队的台柱子。她跟王秀英完全是两种人。王秀英朴素得像一杯白开水,柳芳则精致得像一杯红酒。她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合身的连衣裙,跳起舞来,身段比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还婀娜。
柳芳身边从不缺男人。今天跟着跳交谊舞的张老师一起吃饭,明天又跟一起玩户外徒步的李大哥去看电影。小区里的人都说她“不守本分”,一把年纪了还招蜂引蝶,简直是“来者不拒”。
有一次舞蹈队聚餐,我跟她坐一桌,借着酒劲儿,一个大姐半开玩笑地问她:“芳姐,你这条件这么好,怎么不找个正经人嫁了?老这么飘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柳芳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着说:“谁说我不正经了?我现在活得比谁都正经。至于结婚,那本儿对我来说,就是个紧箍咒,我好不容易才摘下来,疯了才会再戴回去。”
她给我们讲了她的前半生。她年轻时嫁给了初恋,一个在外人看来哪儿都好的男人,大学教授,儒雅斯文。可关起门来,日子过得有多窒息只有她自己知道。丈夫大男子主义,家里所有事都得他说了算。她穿什么衣服,交什么朋友,甚至做什么菜,都得按照他的喜好来。她这辈子,就活成了丈夫想要的样子,一个温顺的、没有自我的贤妻良母。
女儿上大学后,她终于鼓起勇气提了离婚。净身出户,她什么都没要,只要了自由。刚离婚那几年,她学开车,学瑜伽,学跳舞,把年轻时想做却没能做的事,全都补了回来。
“你们说我来者不拒,”柳芳环视了一圈,眼神里带着一丝骄傲,“其实你们都看错了。我不是来者不拒,我是千挑万选。我选的,不是一个男人,是一种体验。”
她告诉我们,她交往的每一个男人,都有她欣赏的地方。张老师懂音乐,能跟她聊肖邦和莫扎特;李大哥爱运动,能带她去爬以前从不敢想的野山;还有个搞摄影的,教她怎么构图,怎么发现生活中的美。
“我跟他们在一起,不谈未来,不谈责任,只谈当下。我们一起吃饭,看电影,旅行,分享彼此的快乐。我觉得开心,就在一起多待一阵子。哪天要是觉得累了,或者不合适了,就大大方方地说再见,谁也不纠缠谁。我这把年纪了,图的不是一张长期饭票,也不是一个养老的伴儿,我图的是开心,是把我前半辈子亏欠自己的快乐,一点一点找回来。”
她顿了顿,喝光了杯里的酒,最后说:“年轻时,我们女人是为父母活,为丈夫活,为孩子活。现在,孩子大了,责任尽到了,我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次?男人对我来说,不再是依靠,而是锦上添花。有,我的人生更精彩;没有,我一个人也过得很好。不是我来者不拒,而是我终于活明白了,除了我自己的感受,什么都不重要了。”
那晚,柳芳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了千层浪。
王秀英和柳芳,两个50岁的女人,她们给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却又指向了同一个核心:活得明白。
一个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在孤单和恐惧面前,选择了一个能抱团取暖的伙伴,她要的是“心安”。一个是为了更高阶的“生活”,在压抑了半辈子后,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的方式去体验人生,她要的是“心宽”。
她们哪里是“来者不拒”?她们分明是拒绝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拒绝了所有外人的指指点点,只选择对自己最有利、最想要的东西。她们的目标明确得令人敬佩。一个要的是能搭伙过日子的安稳,一个要的是能潇洒人生的自由。她们不是什么都要,而是除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都不要了。
这才是中年女人“来者不拒”背后,最真实的答案。她们不是糊涂了,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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