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官员那桐：吃喝贪污，把汽车开进府邸，光享乐日记就百万字

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就对身边人说：京中来人所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大清已经出现百姓普遍生存环境恶劣的严峻情况，所以曾国藩很是担心“恐有异变”。后又说出“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的悲观话来。

别的先放下，单说曾国藩对于晚清官员的“朝无君子”便是很精准的评价，比如本文所说的那桐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出身内务府世家。其家族世代担任内务府官员，掌控宫廷收支，是清代最显赫的 “肥差世家”。那桐本人凭借满洲旗人身份与过人才学，仕途一路顺遂，历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要职，深得慈禧太后赏识，被赞 “颇能办事”，与端方、荣庆并称 “旗下三才子”。他以洋洋洒洒 90 万字的《那桐日记》，详尽记录了自己作为晚清权贵的日常生活，不小心间还透漏了特权阶层醉生梦死的丑态。

翻阅《那桐日记》，最触目惊心的便是其无休无止的吃喝应酬。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开始记日记起，那桐的生活几乎被宴请、赴席、听戏填满。不是接到宴请，就是赶往听戏的路上。

光绪十六年的大年初一，他日记中写道：“晨起，至宗祠行礼。归，接待贺年诸客，络绎不绝。巳刻，赴松筠庵团拜，同席者二十余人，畅饮至未正归。晚，至醇亲王府赴宴，戌正归。” 这只是其日常应酬的缩影。，这种日记很短，但是很真实，有点类似今天的碎片化的阅读产物。

此后几年，那桐的应酬达到顶峰。从正月初一至十五，他不仅要接待前来拜年的官员，还要主动登门拜访同僚或者更高大上的圈子。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每日行程：“正月初一，贺客盈门，至午后方息。晚，赴庆亲王邸宴。”“正月初三，晨起谒醇亲王，旋赴那彦图贝子邸、荣禄尚书宅拜年，午间在荣宅便饭。”“正月初十，赴户部尚书翁同龢宅宴，同席者皆部中同僚，畅饮至夜方归。

整个元宵佳节，他共计拜访官员 330 余家，参与宴请 40 余次，平均每日两场应酬。，这排面和接触的档次和频率都是当时一流权贵，因此那桐的日记确实有些历史的价值。

除了节日应酬，日常的官场往来更是密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那桐任户部银库郎中，这一肥差让他成为官场宴请的焦点。日记中频繁出现 “午间在某官员宅便饭”“晚间赴某邸观剧” 的记载。六月初三日：“晨起赴署，处理银库事务。午间，汇丰银行买办李某设宴于广和居，邀余及部中同事五人，菜品丰盛，有鱼翅、燕窝等物，畅饮至未正归署。” 七月十五日：“晚，赴庆亲王邸观剧，名角谭鑫培、杨小楼登台，演至子正方散，归宅已丑时矣。” 这种奢靡的应酬生活贯穿其仕途始终，在 35 年的日记中，几乎无一日空缺。他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宴饮，虽略感疲惫，然与同僚周旋，亦是乐事。”吃喝玩乐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当然写日记可能算是唯一让他感到劳累的事情。

那桐对西方事物的追捧到了狂热地步。

作为晚清较早接触西方的权贵，那桐对西方事物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因为有钱任性再加上狂热，在他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初次体验西餐、火车、汽车等新事物的过程，成为研究晚清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

光绪十八年，那桐奉命赴天津办理户部事务，这是他首次最为近距离的接触到了西方气息。当天他乘坐火车前往天津，日记中写道：“晨起赴马家堡车站，登火车赴津。车开后，星驰电掣，爽快轻稳，较马车迅捷百倍。沿途风景变幻，目不暇接，三时辰即抵天津，殊为便捷。” 抵达天津后，他对租界的西式建筑惊叹不已：“午后，赴英租界游览，洋楼林立，皆高四五层，窗明几净，装饰华丽。街上车马络绎，皆西式马车，灯火辉煌，与星斗争光，俨然一副洋画，恍如身在太西。”那桐在火车抵达天津后让他感觉到了眼花缭乱，甚至也有点贾姥姥进大观园，仿佛去了西洋一样。

在天津期间，那桐首次品尝西餐，新奇体验让他赞不绝口。在当晚他这样记录：“晚，英商李提摩太邀余赴利顺德饭店吃西餐。菜品迥异中餐，有牛排、面包、洋酒等物，刀叉使用虽略生疏，然味道甚佳。洋酒醇厚，饮后甚酣。” 这次天津之行，彻底点燃了那桐对西方事物的热情。由于感到新奇和格外的喜欢，回到北京后，他迅速将西方生活方式引入日常，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晚清官僚。

五年后，那桐在家中安装了电话，在当天日记中不无得意地记载：“今日电话安装完毕，试与外务部通话，声音清晰，相隔数里如在咫尺，甚为奇妙。” 感觉很好，很奇妙，而且接听电话的对方身份更是显赫。

不久他又购买了一辆西式汽车，成为京城较早拥有汽车的官员：“购得德国汽车一辆，价银三千两。今日试车于东交民巷，行驶平稳，速度甚快，观者云集，皆称奇事。”这在当时比私人飞机还要昂贵和稀缺，可见那桐手里握着的资源是当时最顶级的。

此后，西方元素全面融入那桐的生活。他在日记中频繁记录吃西餐、买洋货、看西洋影戏的经历。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三月初五日：“午间，携家眷赴六国饭店吃西餐，子女皆喜食面包、牛奶，谓比中餐可口。” 四月十二日：“购得西洋钟表一座，价银五百两，置于书房，计时精准，造型美观。” 那桐此时应该堪称当时除了太后外最会享受西方生活的等级的人，那么他这么能享受，懂时尚，这一切的支撑首先是要靠巨额的白银作为支撑，我们不妨看看他是怎么搞钱的。

那桐能维持如此奢华的生活，除了出身内务府世家的家底，他凭借官场贪污与精明的商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其日记中对敛财过程的记载，让后人目瞪口呆，不得不表示晚清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人的想象。

那桐的仕途起步便与 “肥差” 紧密相连。光绪十五年他 “充户部恭办皇帝大婚典礼处派办司员”，负责皇帝大婚的财务事宜。这一差事让他初次尝到权力寻租的甜头，日记中虽未直接记录贪污细节，但从其后续的财富积累可窥一斑。两年后他升任户部主事，随即 “充恭办皇帝万寿庆典总办”，负责筹备光绪帝的生日庆典。这类庆典事务款项庞大，漏洞百出，那桐从中获得了大肆敛财的机会，而且他为人极其精明，擅长做假账，疯狂报销，把银子都进了自己的腰包。

他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的日记中记载：“万寿庆典筹备事宜已毕，余分得赏银二千两，另各商号馈赠礼金合计五千余两。”这笔收入应该还算是阳光收入，不属于黑产，加起来就可以想到那桐当时可以撸到多少额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户部在当时掌管全国财物，是清代最 “肥” 的衙门之一，而那桐担任的银库郎中、户部侍郎等职，更是直接掌控资金大权。载涛在回忆录中直言：“那桐平日贪得无厌，在户部任职期间，凡经其手的款项，无不雁过拔毛，是著名的大贪污者。” 那桐在日记中也间接给自己来了个“佐证”敛财行为。他升任二品大员后，为感谢荣禄的提拔，“送荣禄尚书银子一千两，绸缎四匹，玉器两件”。这笔巨额礼金，显然远超其俸禄所能承担的范围。

除了贪污，那桐还善于经商，通过经营当铺、商铺、田产等积累财富。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他担任银库郎中不久，便开始涉足当铺行业。日记记载：“余托孟丽堂买被新桥北大街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 仅一年后，这家当铺便盈利颇丰，他随即扩大经营：“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

此后，那桐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此外他在京城繁华地段购置多处房产，出租获利；在城郊购买田产，收取地租；还投资开设商铺，经营绸缎、茶叶等生意。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他在日记中记录：“本年田产收租银五千两，房产租金八千两，当铺盈利一万二千两，商铺获利六千两，合计三万一千两。” 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模式，让他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为其奢华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经营产业，获利颇丰，家道日益兴隆，甚感欣慰。”这不就是“西红柿首富”的清朝版的二大爷原型吗？

即便在清王朝陷入严重危机、国难当头之际，那桐依旧沉迷于享乐与官场应酬，其日记中对国家危局的漠视，该吃吃，该玩玩。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西逃。此时的那桐正奉命留京办理交涉事务，途中被迫绕道前往岳父家避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经历恐慌，日记中记载：“是夜火光四起，枪炮不断，动魂惊心，夜不成寐。” 然而这种恐慌并未让他反思，局势稍定后，他便迅速恢复了往日的奢靡生活，而且还有点报复性消费的感觉。

《辛丑条约》签订后，那桐回京任职。此时的京城满目疮痍，百姓流离失所，但他的应酬与享乐却丝毫未减。九月初十日：“赴庆亲王邸宴，同席者皆留京办事大臣，席间谈笑风生，恍如无事。” 、“晚，邀同僚于家中观剧，名角云集，演至深夜方散。” 这种麻木的享乐在日记中随处可见，即便在大清财政空虚、百姓困苦不堪的情况下，他依旧越来越疯狂的奢靡享乐，日记本是越写越厚。

到了溥仪继位时，大清基本要完的时候，那桐的生活依旧奢华，甚至变本加厉。正月十五元宵节，他在家中举办盛大宴会，日记记载：“今日设宴款待同僚，备酒席二十桌，邀请官员五十余人，戏曲演唱至夜分，花费银二千两。” 三月二十日：“为小女举办婚礼，大裁江绸二套，九件荷包二匣，宴席二十桌，绍酒十坛，茶叶五百斤，羊烛五百斤，喜分白金五千两。” 即便在辛亥爆发前夕，他仍在日记中记录应酬琐事，对王朝的覆灭毫无察觉。宣统三年（1911 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至北京，那桐在日记中仅简单记载：“闻武昌兵变，人心惶惶。” 次日，他依旧赴王爷宴会，仿佛对大清的死与活并无太多关系似的，不是我埋汰他，你看他照片就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精明又贪婪，除了日记是唯一自证“贪官”外，确实让人作呕。

在晚清的官场生态中，清廉者难以立足，腐败者平步青云。刘光第的悲剧，是正直官员在腐朽体制下的必然命运；那桐的奢华，則是特权阶层巧取豪夺的直接结果。那桐的日记，看似是个人生活的记录，实则暴露了晚清官场的全面腐败：从宫廷到地方，从各大衙门到基层衙门，贪污受贿、铺张浪费已成常态。官员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应酬享乐、敛财升官，对大清危局漠不关心，最终导致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覆灭。

回望那段历史，刘光第的清贫与坚守令人动容，那桐的奢华与麻木引人深思。这也让人想起了老电影《茶馆》的画面，想来应该都是真实的底层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