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牺牲66年后，陈乔年遗腹女终于被找到，跪在坟墓前哭泣

他是陈独秀的次子，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就是陈乔年。原本，这样一位有理想、有信仰的革命青年，怎么看也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可谁都没想到，他竟然在26岁的大好年华英勇牺牲，就这样为他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一切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别看陈乔年的爹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可他这辈子，都没怎么沾过“名人后代”的光。

1915年，13岁的陈乔年跟着哥哥陈延年到上海找父亲，不过他们并没有跟着父亲一起住，而是租了个小阁楼，后来陈独秀把他们安排到《新青年》发行所借住，没有床，兄弟俩只能睡在地板上。

每个月陈独秀只给他们10块钱的生活费，那会儿10块钱能买两袋米了，但兄弟俩还得交房租、学费和日常的其他开销，兄弟俩的生活自然也就十分拮据了，常常都只能煮些稀粥就着咸菜吃。

继母看着两个孩子过得苦，难免心疼，就劝陈独秀：“孩子还小，别让他们受这个罪了。”陈独秀却摇了摇头说：“就是要锻炼他们吃苦的能力，要不然将来还怎么扛得起事儿？”

陈乔年虽然看着文文弱弱的，年龄也小，骨子里却十分坚韧。哥哥陈延年性格稳重，凡事都想得细致，陈乔年却像个“乐天派”。不久之后，兄弟俩都考进了复旦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发起，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也深受影响，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一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的那几年，他们不光学习十分努力，也积极参与各种斗争活动，慢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20岁那年，陈乔年在中央的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陈乔年就被中央派到了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他成了最年轻的领导人之一。

知情的人都说，“陈独秀的儿子就是不一样”，可陈乔年从来不提父亲的名字。在北京做秘密工作的时候，他白天就装成普通员，晚上就召集同志开会，连房东都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他还在北大附近办了个秘密印刷厂，专门印《向导》和《政治生活》。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白天印老百姓的春联、账本，晚上才偷偷印革命刊物。有回机器坏了，陈乔年挽起袖子跟着修，油溅得满身都是，还跟工人师傅说：“咱们这机器印的不是纸，是救中国的火。”

1926年“三一八”惨案那天，陈乔年带着群众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突然就听见枪声。他大喊“别乱！跟着我撤”，转身就去扶摔倒的老人，没留神被敌人的刺刀划中了胸口。鲜血一下子渗出来，他捂着伤口还在喊“快撤”，直到最后一个群众离开，才被同志架着走。

后来在医院，医生说再深一点就伤到心脏了，陈乔年却笑着说：“这点伤算啥？比起革命的苦，差远了。”

陈乔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史静仪。他们都有同样的革命理想，史静仪也很支持他的工作，1926年，两人结婚。

婚后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却也很踏实。陈乔年为了革命理想工作的时候，史静仪就在一旁帮忙，整理整理文件、传递一下消息什么的。

1927年，他们的孩子出生，陈乔年给这个孩子取名叫“红五”，意思是纪念中共五大的召开。这个时候，幸福的一家人还不知道，这份温馨，竟然会在短短一段时间后就戛然而止。

1928年2月，陈乔年在上海主持会议，谁都没想到竟然会有叛徒告密，他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走了。这时候的史静仪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她顾不得自己的身子，挺着大肚子四处托人打听消息，跑遍了上海的监狱，可连丈夫的面都没见着。

有回她在监狱外等了整整一夜，冻得浑身发抖，却只等到一个老狱警偷偷递来的一件长衫，那是陈乔年的，上面还沾着血迹。

没过多久，噩耗传来：陈乔年被秘密处决了，年仅26岁。史静仪抱着刚满1岁的红五，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眼泪流干了都没敢哭出声，她怕惊动邻居，更怕吓着孩子。

可祸不单行，红五没多久就得了急病，史静仪所有的钱财都用来救丈夫了，这时候哪还有钱给红五治病？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没了气息。

后来，她生下了一个女儿，给她取名叫做“陈鸿”，希望孩子能够像鸿雁一样，飞得远远的，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可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史静仪自己都十分危险，更别说这个孩子了，走投无路之下，她只能把孩子托付给安徽安庆的一户苗姓人家。

后来时局稍微稳定了些，史静仪就一直在寻找女儿，可战乱年代，消息又闭塞，一直到她去世之前，她还紧紧拉着妹妹的手，说：“帮我找找鸿鸿……”

陈鸿被送到苗家之后，就被改了个名字，叫“苗玉”。可这样的日子并没好过多久，苗家的男主人就去世了，苗母一个女子实在是无力抚养孩子，无奈之下只能将她送到当地的福利院。

福利院人多，苗玉又小，常常被欺负，后来又被一户陈姓人家收养，可那家人也穷，9岁的苗玉就得去地主家放牛。

冬天天寒地冻，苗玉没鞋穿，就把稻草裹在脚上，走在雪地里，脚冻得裂开口子，渗出血来，她也不敢哭，地主家的婆子要是看见她哭，还得打她。有回她放牛时摔了一跤，牛跑了，她怕被骂，在山里找了整整一夜，天亮时抱着牛腿，冻得都快没知觉了。

小时候，苗玉得了过疹，高烧不退。养母没钱请医生，就用土方子熬草药，一勺一勺喂她，嘴里念叨：“孩子你挺住，你爹娘还等着你呢。”苗玉不知道爹娘是谁，可她记住了“爹娘”这两个字，夜里做梦，总梦见有人抱着她。

1944年，新四军路过村子招兵，16岁的苗玉听说当兵能“打坏人、找亲人”，立马就报了名。她被分到洗衣班，每天要洗几十件衣服，冬天用冷水搓衣服，手冻得又红又肿，连筷子都拿不住，可她从来没喊过苦。

战友们问她为啥这么拼，苗玉说：“我想早点把坏人打跑，说不定就能找到我爹娘了。”

后来苗玉跟着部队参加解放战争，打到福建时留了下来，在当地的公安局工作，再后来又调到轻工局。她成了家，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平淡，可找“爹娘”的念头，从来没断过。

1973年，苗家养母去世前，拉着她的手说：“孩子，你不是我们亲生的，你爹娘是革命烈士……”

那天晚上，苗玉将养母给自己的包裹翻了个遍。看到里面的那些衣物，她抱着这个小包袱哭了一夜，心里就更确定了：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

1989年春天，苗玉的老战友给她带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则寻亲启事：“寻陈乔年烈士遗腹女，其母史静仪曾将其寄养在上海，有贴身衣物为信，知情者请联系……”

苗玉看着启事，手都抖了，“陈乔年”，贴身衣物，寄养在上海……这不就是自己找了一辈子的线索吗？可她又不敢信，怕这是一场空欢喜，战友劝她：“就算是假的，咱们也得试试，不然这辈子都不安心。”

苗玉给报社写了信，详细说了自己的经历，还提到了那个包裹。没过多久，她收到一封回信，寄信人叫李文，是史静仪后来再婚生的儿子。李文在信里说：“我妈临终前说过，我有个姐姐叫陈鸿，有个小红袄。”

两人约在福州见面，李文带来了史静仪的照片，苗玉拿出了那个包裹。李文看着包裹里的小红袄，又看看苗玉的脸，突然就红了眼眶：“姐，你跟咱妈长得真像。”苗玉摸着照片里史静仪的脸，眼泪掉在照片上：“妈……我找了你这么多年。”

1994年4月，苗玉跟着李文去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站在陈乔年的墓碑前，她把那块手帕轻轻放在石碑上，跪下来，声音哽咽：“爸，我是鸿鸿，现在叫苗玉。我跟妈找了你几十年了，今天终于来看你了。你放心，我们过得很好，没辜负你说的‘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

风轻轻吹过，墓碑前的青草晃了晃，像是在回应她的话。苗玉坐在墓碑旁，絮絮叨叨地说自己这些年的日子：“我后来当了兵，还参加了解放战争，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个个都听话……”

她说了很久，直到太阳快落山，才慢慢站起来，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爸，我下次再来看你。”

苗玉的寻亲之路，不光是自己寻找“根”的经历，更是革命后代对先烈精神的，跨越时代的呼应。陈乔年等烈士的大名，将永远铭刻在民族的丰碑上，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将永远铭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