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民俗丨张凤霞：身体感的性别化塑造及其实践逻辑——从豫东年节花馍备制说起

主持人语

性别认知如何被社会文化所塑造？个人主体又如何体认性别？张凤霞博士的《身体感的性别化塑造及其实践逻辑——从豫东年节花馍备制说起》一文，以豫东年节花馍制备为案例，以作者身体参与式田野作业的细微感受为基础，详细探讨了不同性别、年龄的个体如何通过投入这一具身性的生活实践过程，在实际感受中将相关知识经验内化、进而性别化。她特别聚焦力与巧这一组性别化的身体规训。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花馍制备文化中，力与巧被习惯性地分别赋予了男性和女性。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却并不能简单地区分男性与女性不同的性别感知。相反，性别主体往往有自身力与巧的身体知识结合的惯用系统。因此，性别主体实际上通过实践性的身体感知和介入，在他人、长辈评价、期待的自觉中，进入对力与巧的体认中，并在周而复始的长期过程中塑造了其性别角色的认同。通过分析男女两性如何分别将力与巧结合、如何介入对方的分工，以及晚辈与长辈之间的互动，探讨了日常实践如何潜移默化地将个人主体置于直接的性别化体验从而形塑性别认知。

——专栏主持人：彭牧

主持人介绍

彭牧，生于青海省西宁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学博士，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访问学者（2017-2018）。1997-2001年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俗学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审查机构专家组成员（2015-2017）。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信仰与实践、礼仪和节日、民间手工艺、中医与民间医疗、身体民俗、民俗学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出版英文专著Religion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 Rural China （Routledge 2020），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多篇，主要有《拜：礼俗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实践、文化政治学与美国民俗学的表演理论》、《Religion 与宗教：分析范畴与本土概念》、《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模仿、身体与感觉：民间手艺的传承与实践》、《从信仰到信：美国民俗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同异之间：礼与仪式》等。与其他学者合作，在《亚洲民族学》（Asian Ethnology）上主编“中国民俗研究”（Chinese Folklore Studies）特刊。

作者简介

张凤霞，河南周口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饮食民俗、性别民俗研究。

身体感的性别化塑造及其实践逻辑

——从豫东年节花馍备制说起

摘 要

身体的性别化（gendered）一直都被认为是自然而然和不言而喻的社会现象，以至于提到身体，性别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性别秩序。但这与身体性别化呈现的社会现实明显不同，实际上，身体的性别化并非是浑然天成，而是在文化集团中的成员与身体的密切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从身体感的视角切入豫东地区年节花馍的备制场域，下沉到身体实践当中，我们方能看到性别化身体背后身体逻辑建立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相关联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才能够看到身体感和性别规范之间的复杂张力。在此，性别和身体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关联，而非是各自独立的两个领域，亦可以解释身体性别化建构和性别秩序形成的逻辑，身体如何被性别化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作为主体性的凸显。

关键词

年节花馍备制；身体感；

地方性知识；性别化

民俗学关注的生活世界是由性别化的文化实践与传承构成的。民俗文化所承载和传递的知识与规范，也与特定群体的性别认同建构密不可分[1]。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节日期间与食物备制相关的民俗文化本质上都是一个社会性别塑造和传承性别角色的文化实践。以豫东年节花馍备制为例，豫东花馍是当地农耕文明的产物，指的是豫东地区的民众在年节期间（农历腊月中下旬和正月以及六月初一这个当地称之为“小年”的日子）采用特殊的烹制方法制成形式各样、功能不一的馍的节日民俗传统，如圆蒸馍、大馍、枣花子、枣山、小猫、面鱼等各种样式的馍，统称为花馍。这些花馍兼具食用性和观赏性，在过年期间作为献祭的物品或姻亲、干亲间相互馈赠的礼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并且技艺的传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家庭内部母女间的口传身授和不言之教。但区别于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备制，年节期间花馍备制的体量很大，这就将平时较少参与厨房事务的男性拉入了花馍备制的场域，形成了“男性拃面，女性折馍”[2]的两性协作和互动的情景。

彭牧指出“田野作业对民族志工作者来说本身即是一种具身性实践”[3]，本文对于花馍备制中身体感的性别化塑造的关注正是源于自己参与豫东花馍备制的身体经验。花馍的备制涉及花馍材料的准备以及蒸制的全过程，在参与经验[4]中，笔者发现花馍的备制过程需要多重感官的叠加使用，只是这些身体感项目关涉着地方社会不同的性别认知和文化实践。对笔者而言，作为浸润于地方社会传统中的女性，我本能地在任何一次花馍备制的场域之中，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去闻馍味判断馍的生熟、坐在案板前帮着折馍和学着做枣花子。而家中男性所想象和实践的身体经验与笔者是明显相异的，这种不同涉及性别和感应，他们在谈到花馍备制的时候会不约而同地提到自己如何拃面、如何根据面的颜色判断力度的大小合适与否等，可见花馍备制中性别与身体感的对应和限定性关系是当地较为普遍的认知，但这实则是文化塑造的结果。

有关食物备制和性别规范与性别角色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一定的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传统饮食方式的实践作为塑造和传承性别角色与认同的语境，并且关注到有些传统手工艺有赖于互补和性别化角色为基础的特定分工。[5]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安妮·艾利森（Anne Alison）在对幼儿园孩子的午餐盒或便当的调查中发现，便当的制作将儿童和母亲社会化，使他们在国家所期望和指导的政治秩序中承担性别角色和主体性。[6]美国学者谢莉·英尼斯（Sherrie A． Inness）试图分析厨房文化将女性限制在传统性别角色中的方式，以及它如何帮助妇女质疑和破坏这些角色。[7]王均霞在讨论鲁东南一次春节面食制作过程时，提出这个过程是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再生产的过程。[8]石访访认为食物以及食物备制都体现着性别的差异性分工。[9]前贤的成果拓展了我们在食物备制和性别实践研究之间的思路，不过在目前的研究中，较少研究以实践者的身体经验为考察中心去看身体是如何呼应和实践性别化的召唤的，有关身体感在性别认知和认同中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对花馍备制过程中性别主体的考察，对他们的身体感知进行深人观察和剖析，以期能够阐释出身体感与食物备制中性别实践有什么样的关联以及身体感与性别认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简言之，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身体感在以花馍备制作为案例的性别实践活动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一、从花馍的隐喻到花馍的实践过程：

从身体感出发的性别关照

当下民俗学界的基本认知是将民俗置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一视角之下，我们看到的民俗不再是洪荒年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留物”，而是处于不断被创新和重建的动态过程之中；不再是由集体塑造的传统和文化的反映，也不是超机体的、能够自行到处巡游的文化事象，而是植根于特定的情境中，其形式、意义和功能都植根于由文化所限定的场景和事件中；不再是作为事象而静止、定格的既定产品，而是为一次次生动的互动交流以及各种因素的交织协商所形塑的动态过程[10]。当我们以这样的动态视角重新审视豫东年节花馍备制实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花馍就不仅仅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类别中的成品或者是带有鲜明性别技术指向的“母亲的艺术”的食物成品，我们还能看到这一文化实践中根据不同的性别和年龄层次，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位置。花馍备制相关的劳动不仅仅是分配给女性，实际上男性和孩童也参与其中，中年男性负责揉面，女性负责制作造型和把控流程，孩童在大人的指导下烧火等，形成其乐融融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之中，民众身体在场下全方位地体认和“做（doing）性别[11]”，在身体的积极能动性之下形成了具有性别特色的身体感项目，进而强化了对自己性别角色和身份的自觉和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性别是一种身体风格，具有意图，同时也是操演性。[12]但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在花馍备制中身体感的差异化理解直指他们背后的性别规则。

对身体感的理论脉络爬梳和溯源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本文是从身体感的视角切入食物备制和性别认知之间的关联，因此有必要对身体感的来龙去脉进行简要交代。身体感一词最早是由日本学者栗山茂久作为医学术语提出的，他认为对于身体的看法不但仰赖思考方式，同时，也仰赖各种感官作用[13]。在栗山茂久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界20世纪80年代身体的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感官的转向[14]启发下，余舜德将身体感定义为“身体作为经验的主体以感知体内与体外世界的知觉项目（Categories），是人们于进行感知行动（Enact Perception）中关注的焦点。经由这些焦点，我们展开探索这个世界的行动，做出判断，并启动反应”[15]，如肮脏感、神圣感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其概念中强调身体感是于学习／养成过程或以身体作为学习文化的方式内化成为感知行为的标的[16]，也就是身体感是在人们于生长过程中、于身体长期与文化环境的互动中养成的。以年节花馍备制中性别主体的身体感知为考察对象，从个体身体经验的视角切入，本文拟探讨地方社会不同性别主体在花馍备制这一周而复始的情境性场域之中是如何形成具有性别特色的身体感，又是如何在身体的感知和经验中形成对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和认同。简言之，性别化了的社会秩序是如何在身体作为主体中得以形成并被当地民众周而复始地不断实践和内化的，当男性进入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化实践之中。他们的身体感和女性有何不同？本文力求在身体被“技术化”的过程中找回人主体的感觉，从而可以改变过去把身体作为客体看待的状态以及把性别化的教化看作是一个自然法则的认知，进而探讨性别化的知识是如何反映在身体的实践上，而这些身体感知和行动又是如何转化为性别化的记忆，实现将身体的性别化塑造和实践逻辑与身体感知、地方性知识以及性别实践结合起来，探究性别化的身体生成的路径，并使之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二、性别化的身体感体认与情感链接

人通常从孩童时期起就开始了性别角色的涵化与习得[17]，笔者以为这种习得中身体感构建了民众建立性别认知和认同的出发点与起点，通过身体感我们能够发现性别认知是如何在民众的身体实践中习得和记忆的。不过这样的“身体感”是内化于身体、由多种复杂体验交织而成、无法从具体的感官方向去讨论，并且可能是非语言的[18]，它需要探究在行动过程中，作为有经验／感官能力的身体所呈现的身体感项目、由此所形成的感知方式以及嵌人感知方式中的主体性[19]。

（一）力与巧的复杂性：

不同性别主体身体感知的表述

在花馍备制相关的身体感知上，在地方社会其实有着无形的性别化的共识。传统上，在花馍食材准备的阶段，是由女性来主导的，她们会在腊月初就选择淘洗陈麦进行晾晒，同时在晾晒完成后借助簸箕，通过手和手臂的力量晃动簸箕清除小麦中混有的杂质。然后她们将拉着小麦去打面房打面的工作委派给家中的壮年男性，并叮嘱他们打面要少打几遍，一定要把头遍面和其他的面分开。之后她们会安排男性进行劈柴、清洗蒸笼、准备床板等活动。在这样的准备阶段，人们的身体带着性别的痕迹，传递出强烈的性别认同的信息。当地女性天然地觉得类似于蒸馍这样需要“细摸”[20]的事情本就是女人的事情，与女性的身份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在进人农历腊月初，妇女们就着手准备相关的食材，讲求蒸出来的花馍能够白亮，因此她们会精心选用陈麦和头遍面去制作花馍；而男性作为“男劳力”，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一些体力活。在食材准备的阶段，我们能够看到男女性在食材的准备上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但这样一种角色是基于传统的性别角色二元论叙事逻辑中，男性意味着阳刚、孔武有力，就要去干一些体力活，女性就要做一些轻便的、需要巧力的活。不过力与巧都是社会规范加给他们的性别责任，这种责任的施行正是朱迪斯·巴特勒所言的“性别规范引用自己从而表演出主体”“性别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风格化而稳固下来的”[21]。

但在花馍的实际制作阶段，笔者发现明显的力与巧的二元对立并不能区分男性与女性，性别主体都各有自己的力与巧，值得注意的是男女性力与巧的结合方式是不一样的，正是这种结合的方式和知识造就了他们对于食物备制感知的性别化差异。具体体现在：男性通过“弓腰按”来使用巧力，女性通过“油着劲儿”的力量呈现来实践和体认她们对巧力的感知。

美国学者康奈尔（R．W．Connell）提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感觉是性别的文化解释的中心，这一认识也许可以作为一条新思路的开始”[22]，“所谓男性化的性别是对皮肤、某些肌肉的形状和力度、某些姿势以及行动方式和某些可能的性行为的感觉”[23]。笔者在田野中发现男性对身体的感觉中也包含在对于巧力的摸索上，花馍备制的情境中，男性的身体感有一定的共性，体现在他们揉面过程中的力量输出。因为花馍的备制依赖于发面的技术，面粉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需要在面开的时候加入一些碱[24]去中和面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这就需要把发酵完成的面和适量的碱放在一块拃，边拃边撒干面粉，从而将碱均匀地揉进面团中，因此拃面被公认为体力活，在性别期待之中人们将其认为是男性的工作，在传统的花馍备制中，这项活动也基本是由男性承担的。有趣的是，在提到男性拃面的时候，大多数女性在年节花馍备制的高峰期都会说“男的嘛，拃个面就上一边子去了，他会弄啥，他不会折馍，也不会弄一啥，就拃面出个笨劲”[25]。而笔者在对男性访谈时发现，他们对于力的述中有着一定的技巧感存在，才会使得拃面相对省力一些。每年年前都会参与到拃面之中的张小岭在2023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时回忆说自己在拃面的时候主要用胳膊和手腕发力，一边拃面一边加碱水，而且要用到十分力，直到把面从有气泡拃到没有气泡、光滑为止，总之用力越大拃的面越好吃[26]，笔者的同龄人赫振伟则分享了自己离家在外不会拃面，专门给母亲打电话请教如何拃面，在自己的实践中较多强调了身体经验的技巧性，在他看来拃面都得弯腰弓步，他以为可能富有经验的人用肩膀和腰更多，而他自己一开始是用两手抓，后来慢慢学会了用胳膊，身体离案板有点距离，不紧挨，但也不太远，大概半个胳膊远，有点距离更容易使上劲，而且揉大面团时注意力要集中，要有自己的节奏[27]。可见当身体浸淫其中之时，男性对于力的理解并不是单一的笨劲或者蛮力去揉面，如何省力也是他们在一次次的实践中尝试去探索的“巧”，但即便是这样，花馍备制完成之后对腰酸胳膊痛的痛感强调以及出通身汗也是他们经常会提到的身体经验。而这种体感的深刻性以及身体在场的周而复始性之下，性别主体既将性别的观念内化于身体并形成具有性别特色的身体能力，又将这种能力本能地当作下一次行动的指南。

对于花馍这项“母亲的艺术”而言，女性的心灵手巧自然是备受推崇的，女性也在身体的感知中不断获得她们对于性别的认同感并且潜移默化地将这种认同感传递给后代。但在以往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受到原有事象本位学术范式的影响，更为关注作为产品或者艺术品的花馍，并将花馍与其制作主体——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的手巧指向的是能制作出各式各样造型的花馍。笔者在田野中发现，对于花馍造型的关注则以成婚后的女性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女性群体对于巧的体认关涉到五感层面上以及对于巧中所存在的“油着劲儿＂的力道感知。相较于男性的“看碱”和面的光滑度来判断自己的力度是否到位，女性的巧关涉到五感的整体层面上的流程，例如视觉（观察面团的松软和有无气泡来看面有没有开、观察锅周围烟雾的方向来判断馍有没有熟）、触觉（摸面的光滑度）、嗅觉（闻入锅之后馍味的变化来判断馍的生熟）等。而且她们身体感的动态轮廓不仅仅是接收外来刺激时的身体感知，也是向外传递主体感知的方式[28]，她们在自己做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向晚辈传递一些对于力与巧的体系性的知识。相较于男性，她们的身体感是集中在手上而不是在身体上。她们明确地知道做花馍造型和拃面用的力道是不一样的。在她们看来，拃面是全身的劲都得用上，将身体上的力量集中到胳膊和手腕上，而制作花馍造型讲究的是巧劲，需要手慢慢地“油着劲儿”折馍[29]、搓长条的时候“油着劲儿”搓才能粗细均匀从而制作出造型好看的花馍。在笔者的参与经验中，用筷子夹出花馍造型的环节总是出现花型不正或者力度把握不准的问题，这时候帮工阿姨们就会以身示范如何用左手的手指按住以堵着两边，帮衬着身体寻找平衡感，之后再怎么用筷子慢慢试着去夹，同时也会指导个别出现力度不足或者力度过大的问题时，怎么去二次操作以弥补不足[30]。同时，和巧一并呈现的还有恰到好处的力道。也即当地民众经常提到的“巧劲儿”。对“巧劲儿”的体认其实伴随着她们的性别认知，以及她们对于母职的切身实践。这样的一种性别化的知识在家庭中得以传承是通过母亲基于身体感知的策略，这种策略之下，不同的性别主体通过自己不断地卷入和浸润其中，找到专属于自己的身体实践方式，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她们对于性别的认知。从这个层面而言，性别主体的身体感实际上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孕育成形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性别是身体感的体系。正如吉登斯所言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31]，男女性在他们对于身体的感觉中确立了性别主体的认同感。

但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虽然性别是身体感的体系，力与巧在性别主体那里有着不同的结合方式。在结合方式之外，两性角色之间还存在着协作关系。虽然说“男性拃面，女性折馍”，看似在分工上泾渭分明，实则在花馍备制的过程中需要两性协力，根据花馍备制的形势来调整自己的性别角色。虽然女性主要是以“巧劲儿＂来确立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她们对于揉面技术的熟稔以及对于面成色的判断、对于火候和气味的认知都是在花馍备制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同样地，当女性来不及折馍或者制作枣花子造型的时候，男性也会适当加人其中去帮着搓制长条备用，正是通过性别化的身体感所建立起来的知识和性别角色之间的协作保障了花馍的质量，进而维护了女性在外的面子以及整个家庭的面子，不至于被评价为“谁谁家的媳妇真不上叉”“这两口子真不粘弦儿”[32]。而这样的一种认知反映了男女平等合作的重要性，同时也会强化费孝通所说的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33]。

（二）从技术到情感：

互动中身体感的性别化

在食物的备制中，身体传承是重要的传承方式。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较早关注到身体和传承之间的关联，在以传承形式划分的身体技术中，他依据教育和训练的性质给技术分类。作为重要的概念，身体技术是莫斯对于身体研究的重要贡献，他认为“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身体技术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没有传统就没有技术和技术的传承”[34]，并在以性别区分的身体技术中指出不同性别之间的身体技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值得注意的是，身体技术的概念是将身体作为技术手段的客体，且忽略了身体本身的情感性。身体感理论的提出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年节花馍备制作为个案的食物备制中，在行动中，尤其是互动中，讨论身体感的性别化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性别化身体建立的情感逻辑。加拿大学者戴安·泰（Diane Tye）虽然不曾参与到烘焙的场域中，但身体的在场依旧使得她对母亲的烘焙有着清晰的记忆[35]；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一直逃避对于女孩做饭的教育，但还是存在这样的经历：“我孩提时还是看到并记住了一些动作，我的意识中有以前厨房的味道、气味和颜色的记忆。我能够识别各种厨房中的声音：水沸腾前发出的嘘嘘声脂肪熔化时的噼啪声，揉面团时手上几不可闻的摩擦声……有某种东西来到了我身上，将我纳入了家里面的妇女大团体，使我融入了某个不知名的部队”[36]；王均霞关注到在馒头的蒸制过程中母亲会有意指点女儿注意蒸馒头的一些细节，例如面要喘到什么程度才算好，揉到什么程度才算好，等等[37]。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体感知和情感记忆与性别认知联系起来就成为了当地民众性别操演的关键。

当把相关的思考用于豫东年节花馍的备制实践时，笔者发现性别的塑造是在身体的自觉实践层面。笔者在访谈中问及当地民众如何学会蒸馍技艺的时候，最常听到的就是“人家咋弄你咋弄，也不投老师，不弄一啥，那不老嘞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就看会了”[38]。除此之外，在关于身体感知识的传递上，本身也有着性别化的差异。家中的女性长辈往往在总揽全局之时，对男性强调拃面要根据面的颜色和光滑度来判断是否将面拃“到劲”，对女性则强调花馍造型的整体美感，而美感关涉到做造型的力度和巧劲等具体的身体感。因此将性别放在展演的身体层面上，我们才能够理解基于身体感所形成的性别角色的认知，这种认知在周期性地花馍备制以及其他食物备制的实践中被不断激活，这也正是当地民众做性别的主要方式。

三、从自觉到自为：基于身体感的性别角色

前述笔者从食物备制的各阶段阐述了性别化的身体感体认以及身体感在互动中所呈现的情感链接。花馍的备制都是基于母女、婆媳的口传身授得以实现的，因此被誉为“母亲的艺术”，确如米歇尔·德·塞托所言，一般认为妇女担负着日常生活中准备饮食的任务，该事实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状况，属于道德历史范畴；不过他也指出，该事实并不是女性本质的表现[39]。在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传统之下，民众习惯性将花馍备制中的“巧”赋予女性，“力”赋予男性，在这样一种刻板的二元认知中，仿佛性别之间是隔膜和孤立的存在。但通过对性别主体身体经验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力与巧并不能二元对立地简单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感知，相反性别主体有自己力与巧的身体知识结合的惯用系统。在这样一种系统之中，性别主体通过浸淫其中的方式感知情感，自觉地体认性别，而不是禁锢于性别的二元框架之中。也即是说，虽然在当地，不会有专门的人告知男女两性分别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但在年复一年的花馍备制实践中，性别主体通过实践性的身体感知和介入，其所体认到的力与巧知识的系统可以满足社区对其性别角色的期待，久而久之，他们将这种行为和感知的期待内化为与社区自治的性别认同。这种认同并非仅限在个人主观、难以被研究者进入的私人领域，而是被文化中的成员讨论与定义的部分，因而有其显著的集体性、共享性及公共性层面[40]。而对于性别角色／认知的自觉正是费孝通提到的文化自觉[41]，在力与巧的知识体系中，民众建立起了对于性别角色／认知的自觉，进而形成性别的自为性[42]，将自己对于性别的感知和理解外化为花馍备制中的具体身体感的实践。

不过这种性别的自觉和自为其实是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形成的，进入到花馍备制的情境之中，民众就能够从身体感的层面去自觉感知地方社会的性别实践，提升自己的花馍备制技能，从而在身体感和性别认同之间建立关联。但不可忽视的是，在这种自觉和自为背后，其实是整个地方社会性别秩序的呈现。不过这种呈现表现在身体感上则是弥散性的，身体体验作为知识、观念、权力过程的内化······既非纯粹的身体感受，亦非单纯的认知[43]，所以当地民众进入到花馍备制的场域之中，以内化身体感的方式展现他们对于性别认知的自发、自觉，进而达到自为，同时也会根据力与巧的不同结合方式来进行自我规训，并且在规训的过程中认同自己的某种性别身份，并将这种性别身份所对应的知识体系内化到身体的实践之中，竭尽全力地去满足地方社会对于性别期待感的具体要求。比如，对于男性来说，面一定要揉得光滑无气泡；对于女性来说，圆蒸馍一定要折得圆，枣花子之类的一定要揉得均匀等。这种自觉中毫无例外地包含着长辈对于他们性别责任的期待，更是主体在民俗生活中经由浸润其中形塑了具有性别特色的身体感。

四、结 语

正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所言，只有从身体的感知出发，才能谈论政治世界，而“社会躯体”的形成有着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44]如前所述，从性别化身体的塑造逻辑出发，我们能够打破既有的力和巧这两种观念对于人的身体的被动的文化规训，转向从身体浸润其中所内化的知识经验、感觉认知，来呈现性别文化是如何体现于人们的身体之上以及人们借由身体如何实现与客观社会现实的互动的。由此花馍备制中的性别实践，实际上是对于“母亲的艺术”的重新阐述，在其中我们不仅看到母亲和晚辈之间的互动，还能通过一个民俗实践看到当地所共享着的基于感官经验和技艺特色的性别化的知识是如何的，以及这些知识和经验是如何通过身体浸淫其中来达成性别化的身体。而力与巧的身体感体系的差异也说明了整个社会体系对于不同性别主体的潜移默化的要求，也反映出身体感背后的地方性知识和传统与身体主体之间交织的张力。

身体作为手工技艺传承中重要的叙事媒介，在家庭的花馍备制这一情景化的场域之中耳濡目染，从而习得地方性知识和相关的经验，建立起性别化的身体感。而这种身体感本质上是性别主体在周而复始的花馍实践中得以内化和逐渐养成的身体习惯，并且这种身体习惯和社区内部的文化规范以及性别秩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因此花馍备制是身体通过内化相关的知识经验进而性别化的场域，也是身体社会化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场域。并且在花馍备制中性别主体通过力与巧的知识结合方式来知道自己是属于某个特定的性别群体，表达自己对于性别主体的认同感，从而建构性别的意义，实现浸润式的性别文化的传承而非教育式的传承。以上，我们可以发现，身体感的研究之下，身体不仅仅是技术的承载，透过身体的感官经验，我们能发现性别角色和认知的自觉和自为，进而在“感”同身受的性别感知中找到身体的性别化塑造逻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的性别化并非是浑然天成，而是在文化集团中的成员与身体的密切互动过程中形成的。

本文从地方社会的一个微小个案入手，尝试探索了身体感的性别化形塑逻辑。但在生活革命之下，两性如何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展开协作和沟通，身体感的性别化如何在一个流动社会的打工潮中、在市场化之中妥协、坚持，抑或是再调整，也是值得关注的新现象。

注释

〔1〕康丽《从性别麻烦到范式变革：中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的建设》，《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第68页。

〔2〕在当地的方言中“男性拃面，女性折馍”指的是在花馍制作的分工中，男性负责揉面团的工作，女性负责制作花馍的造型以及折制半球型的大馍和圆蒸馍的工作。

〔3〕彭牧《田野中的身体：作为身体实践的田野作业》，《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第14页。

〔4〕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1页，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康丽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性别》，《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第121—122页。

〔6〕Counihan，Carole M．，Penny Van Esterik and Alice P．Julier（eds．）．Food and Culture：A Reader（Fourth Edition）．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18，pp．48－66．

〔7〕Sherrie A．Inness指出饮食文化包含了关于女性和男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如何行动以及他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信息，而要理解男人和女人是如何被划分为性别的，我们必须认识到饮食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参见Inness，S．A．Kitchen Culture in America：Popular Representations of　Food，Gender and Ra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p．1－12．

〔8〕王均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过程与社会性别角色再生产——对一次春节面食制作过程的微观分析》，《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第55页。

〔9〕石访访《饮食性别文化：一项符号人类学视角的分析》，《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第75页。

〔10〕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页。

〔11〕1987年，坎迪斯·韦斯特（Candace West）和唐·齐默尔曼（Don H．Zimmerman）发表《做性别》（“Doing Gender”）一文，指出性别不是“我们是什么”，而是“我们做什么”，原文参见West，Candace and Don H．Zimmerman．Doing Gender．Gender＆Society，1987，1（2），pp．125－151．

〔12〕［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第18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13〕［日］栗山茂久著，陈信宏、张轩辞译《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第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14〕余舜德编《身体感的转向》，第1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

〔15〕同上书，第12页。

〔16〕同上书，第11页。

〔1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康丽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性别》，《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3期，第122页。

〔18〕余舜德编《身体感的转向》，第12页。

〔19〕余舜德编《体物人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16页。

〔20〕意为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活计。

〔21〕［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凤译《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第5、9页。

〔22〕［美］R．W．康奈尔著，柳莉等译《男性气质》，第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3〕同上书，第71页。

〔24〕当地方言多称之为“碱面子”。

〔25〕被访谈人：姚春燕，女，40多岁，伞厂员工。访谈人：张凤霞。访谈时间：2023年1月15日。访谈地点：郸城县姚春燕家。

〔26〕被访谈人：张小岭，男，40多岁，郸城人，外地打工。访谈人：张凤霞。访谈时间：2023年5月4日。访谈方式：微信访谈。

〔27〕被访谈人：赫振伟，男，27岁，郸城人，江苏某高中历史老师。访谈人：张凤霞。访谈时间：2023年5月4日。访谈方式：微信访谈。

〔28〕颜学诚《酸的轮廓：变化中的身体感》，《考古人类学刊》2015年第82期，第157—184页。

〔29〕当地日常生活中食用的馍是长方形的卷子，制作起来较为简单；但在仪式的场合或者过节吃的都是椭圆状的蒸馍。

〔30〕资料源于笔者2023年1月初在郸城县馍店与花馍制作人员的交谈和经验。

〔3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第1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2〕在当地，女性的名字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一般民众会用“谁谁家”或者“谁谁的妈（或娘）”来称呼女性，不上叉、不沾、不粘弦儿指的是这个人干活不行，没有做好应该做的事情，上不了台面。

〔33〕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第67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

〔34〕［法］莫斯等著，蒙养山人译《论技术、技艺与文明》，第20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

〔35〕［加］戴安·泰著，方云译《食物与性别：食谱中的个人生命故事——食谱作为自传的案例

分析》，《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3期。

〔36〕［法］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著，冷碧莹译《日常生活实践：2．居

住与烹饪》，第20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7〕王均霞《礼物、关系与性别——礼物交换与纪村妇女生活》，第58页，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38〕被访谈人：杨秀云，女，70多岁，郸城县农民。访谈人：张凤霞。访谈时间：2022年10月5日。访谈方式：电话访谈。投老师，周口方言，拜师的意思。

〔39〕［法］米歇尔·德·塞托、吕斯·贾尔、皮埃尔·梅约尔著，冷碧莹译《日常生活实践：2．居

住与烹饪》，第213页。

〔40〕余舜德编《身体感的转向》，第113页。

〔41〕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参见费孝通《反思·对话　·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22页。

〔42〕此处借鉴文化自为性的概念，文化自为性是指达到一定的自觉性之后，人的思想境界和觉悟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这样，人的活动就有了明确的指南和目标，从而呈现出一种自觉性和能动性。参见苗伟《论人的文化主体性》，《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59—60页。

〔43〕余舜德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第7—8页。

〔44〕Lock，Margaret．Encounters with Aging：Mythologies of Menopause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86－97．

文章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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