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西方断言中国必亡，一个英国老头却说中国将取代美国

在一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战火纷飞。

全世界的“文明人”都在冷眼旁观，断言这个古老的国度气数已尽，即将被列强瓜分殆尽。这似乎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一个无法逆转的结局。

就在这片绝望的土地上，来了一位特立独行的英国哲学家。他刚因反战被自己的国家关进监狱，对西方的“文明”彻底失望。

他亲眼目睹了我们的贫穷与混乱，却得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结论：中国，将成为继美国之后最强大的国家。

在那个所有人都认定我们“必亡”的时刻，这位“老头”究竟看到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老头是谁？他来的时候，我国是啥样？

自1840年那场耻辱的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天朝上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彻底击碎了迷梦。

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以及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霸道。

日本在东北虎视眈眈，英国势力牢牢把控长江流域，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看似公允，实则是企图“利益均沾”，确保它在瓜分我国的盛宴中也能分得一杯羹。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对我国的看法，主流调子是轻蔑和悲观的。

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这个古老的国度已经病入膏肓，文化上停滞不前，政治上腐朽不堪，连带着整个民族的“精气神”都垮掉了。

他们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其“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几个“文明”的列强共管，彻底沦为殖民地。

国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目睹了国家的沉沦后，也陷入了极度的焦虑。

梁启超先生等先进人士，正是为了警醒国人，才痛心疾首地借用“病夫”之说，试图激发民族的“新民”意识。

可想而知，当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精英，都在为我国的未来哀叹甚至断言其“必亡”时，这片土地是何等的绝望。

就在这样一个至暗时刻，1920年的秋天，一个“英国老头”应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组织的“讲学社”之邀，远渡重洋，踏上了我国的土地。

他，就是伯特兰·罗素。这个罗素，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已是声名赫赫，但他的名声却颇具争议。

他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云人物。他的教父，更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可以说，罗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本可以安逸地享受贵族特权，在政界或学界谋得一份显赫的差事。但他偏偏成了一个“叛逆者”。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整个欧洲陷入了非理性的爱国主义狂热，英德法等国的青年们高唱着战歌冲向战场。

罗素，作为一个英国贵族，本应支持“自己的国家”，但他却逆流而上，成为了最坚定的反战分子之一。

他四处演讲，撰写文章，戳穿战争的虚伪和统治者的谎言，呼吁人们用理智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自相残杀。他因此被视为“国家叛徒”，被剑桥大学粗暴地解除了教职。

1918年，他因为一篇反战文章，被英国政府判处“妨碍征兵”的罪名，关进了布里克斯顿监狱，在牢里待了整整六个月。

这场大战，在他看来，就是西方“效率至上、物质扩张”文明模式的必然破产。

出狱后，他又怀着好奇去了一趟刚刚革命成功的苏俄。那里的景象同样让他失望，他看到了革命的激情，但也看到了教条的僵化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因此，当来自遥远东方的邀请函送达时，罗素的心情是复杂的。

他热切地想知道，这个传说中以“伦理”和“生活”为本位的古老文明——中国，是否能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可能，一种“第三条道路”。

他来了，他看了，他到底说了啥？

1920年10月，罗素和他的伴侣多拉·布莱克抵达上海。码头上，迎接他的是我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对这位反战的哲学大师寄予了厚望，甚至有人在欢迎宴会上将他誉为“第二个孔夫子”。

为了做好这位大师的翻译，讲学社特地从清华“借”来了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语言天才——赵元任。

在接下来的近一年时间里，罗素开始了他在我国的“巡回讲学”。

他的足迹遍布十余座城市，从上海的繁华租界，到杭州的西子湖畔，他乘船沿长江西行，经过南京、汉口，深入内陆抵达了湖南长沙，最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了长时间的系统讲学。

据统计，他总共发表了六十多场演讲，主题从他最擅长的数学逻辑、哲学分析，到社会改造、妇女解放等公共议题，几乎无所不包。

他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股“罗素旋风”，青年学子们挤满了演讲厅，渴望从这位西方智者口中听到“救国良方”。但罗素不是来布道的，他是来观察和学习的。

他没有待在为他准备的舒适洋房里，而是尽可能地深入我国社会的肌理。

他看到了上海租界的“欧式繁华”，也看到了黄包车夫在烈日下的挣扎；他赞叹西湖的绝美景致，也目睹了军阀混...和士兵的蛮横；他与北京最顶尖的学者（如梁启超、胡适）彻夜长谈，也观察过乡间农民在田埂上的片刻休憩。在这期间，他还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在深入内陆的旅途中，他感染了严重的肺炎，高烧不退，一度生命垂危。

在那个医疗条件简陋的年代，他几乎被死神拖走。当时在华的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杜威，都曾前去探望，以为他不行了。甚至有日本报纸抢先刊发了他“病逝于中国”的假新闻。

但罗素最终顽强地挺了过来，这场大病让他对我国的苦难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正是基于这些亲身的、深入的观察，罗素在1922年回国后，迅速写出了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问题》。

这本书，可以说是他为当时被“病夫”之名所困的我国开出的一份“诊断书”。在这本书里，罗素的观点，与当时西方主流的“中国必亡论”形成了石破天惊般的对立。他非但没有断言我国会灭亡，反而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预言。

这个预言，在《中国问题》一书的某个版本（如劳特利奇经典版）的介绍中被明确引述，罗素写道：“凭借其资源和人口，中国有能力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在当时那些鼓吹“黄祸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西方观察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罗素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首先，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文明的“病态”。

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过度崇拜“效率”和“武力”，驱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物质追求和军事扩张，其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自相残杀。

与此相对，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我国文明的“优势”。

他发现，这个国家虽然在“器物”层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但在“生活”层面，保留着一种西方失落已久的智慧。

他尤为推崇我国文化中那种“以生活本身为目的”的价值观，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物质占有为目的”。

他认为，这种根植于儒家和道家文化的“伦、理本位”和“中庸之道”，是一种比西方“强权即公理”更高级、更可持续的文明内核。

其次，他指出了我国实现复兴的两个必要条件：教育和自主工业。

他批评了那些只为少数精英服务的旧式教育，也反对教会学校那种“文化殖民”式的教育。

他主张，我国必须大力普及面向大众的、科学的、实用的新式教育。

同时，他坚决反对我国全盘照搬西方的工业化老路，他警告说，如果我国只是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发展那种“为出口服务”的加工业，那只会让人民陷入更深的被剥削。

他主张我国必须发展“为民生服务”的、由国人自己掌控的“自主工业”。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基于逻辑的推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最悠久的文明底蕴和最广阔的资源。

一旦这个国家的人民通过“教育”被唤醒，一旦他们掌握了“自主工业”这个工具，并且能坚守其文明中“平和、勤劳、理性”的内核，那么，这个国家迸发出的能量将是无可估量的。

他认为，美国人那种“实用主义”和“好斗”的性格，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领先，但中国人性格中那种“坚韧的耐心”和“数学般的逻辑”，使得我国更适合进行长远的规划。

因此，他得出了那个惊人的判断：我国不仅不会灭亡，反而将在未来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并肩的超级力量。

他后来的日子，和咱们国家后来的故事

1921年7月，罗素康复后离开了我国。继续写作、演讲，用他犀利的笔触和清晰的逻辑，批判西方社会的弊病。

1950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赞他“捍卫了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他没有因为这个荣誉而停止战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世界拖入“核恐怖”的边缘时，罗素再次站了出来。

他与爱因斯坦共同发表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全世界科学家联合起来，遏制核武器的扩散。

他组织“世界和平大会”，亲自参与反核游行，甚至在89岁高龄时，还因为“妨碍和平”的罪名，再次被英国政府关进了监狱。

晚年，他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

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美军在越南的暴行，组织“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念：理智、和平、反抗强权。

直到1970年，这位97岁高龄的“英国老头”在威尔士家中辞世，他始终是那个特立独行的“世界良心”。

有趣的是，罗素晚年在剑桥与学者们谈论起世界未来时，再次提到了我国。

他说，中国人正在用一种“近乎数学的逻辑”来规划他们的国家，这种基于长远理性和集体主义的规划方式，是“吵吵嚷嚷”的西方议会民主制所无法比拟的。

他再次流露出那种一百年前就有的判断：这种“活法”，很可能就是人类下一个世纪的生存方式。

回头再看今天这个世界，西方因为其内在的贪婪和好斗，依然在世界各地制造冲突，其内部也因为“效率至上”的资本逻辑而导致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而美国，更是将我国视为“头号威胁”，试图用各种手段遏制我们的发展。这恰恰反证了罗素的远见。

他当年预言我国将成为“美国之后的最强国”，不是因为他偏爱我们，而是因为他用数学家般的冷静逻辑，看穿了两种文明模式的“可持续性”。他算的不是“国运”，而是“数学”。

当一个拥有亿万勤劳人民、深厚文明底蕴、并且掌握了自主工业和全民教育的国家，走上了一条符合自身逻辑的发展道路时，它的崛起，就是一道1+1=2的数学题，是必然会到来的结果。

参考资料：荐书丨《实在主义知识论的转化——罗素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