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婚礼请50人仅8人出席，数日后新郎父母举动令人震惊

那天的天，是那种洗得发白的蓝色，没有一丝云彩，干净得像一块假幕布。

酒店门口的迎宾牌，红底金字，是我亲自去广告店里盯了半天做出来的，儿子的名字和儿媳的名字并排挨着，喜庆得有些晃眼。

我搓了搓手，手心有点潮。

旁边的妻子，今天特意穿了件暗红色的旗袍，头发也去店里吹过，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她比我镇定，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她理了理我西装的领子，那是我压箱底的衣服，樟脑丸的味道还没散干净。

“别紧张，人差不多也该到了。”她说。

我点点头，喉咙里像塞了团干棉花。

时间一分一秒地爬过去，像蜗牛背着沉重的壳。

门口的签到台，红色的绸布铺着，毛笔和签名册孤零零地躺在那儿，没人动。

大厅里，十张大圆桌，雪白的桌布，精致的碗筷，每一桌中间都摆着一瓶红酒和一束鲜花。

冷气开得很足，吹得那些花瓣微微发抖。

我请了五十个人。

整整五十个。

都是我这半辈子，自认为还算得上朋友、亲戚、老伙计的人。

我把名单在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名字后面，都关联着一段过往，一杯酒，一句“有事您说话”的豪言壮语。

可现在，大厅里空得能听见回声。

只有我们一家四口，还有两个穿着酒店制服、手足无措的服务员。

儿子林凡和儿媳小雅，两个孩子穿着礼服，站在不远处，脸上的笑容已经快要挂不住了。

小雅是个好姑娘，懂事，她悄悄拉了拉林凡的袖子，冲我们这边投来一个安慰的眼神。

可这种时候，安慰就像往漏水的船里舀水，无济于事。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着，比外面三十几度的太阳还烫。

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搭了个华丽的台子，请了满城的看客，结果连个鼓掌的都没有。

妻子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也是凉的。

“再等等，可能路上堵车。”她还在找理由，为我，也为她自己。

十一点半，吉时快到了。

门口终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猛地回头，眼睛里迸发出一丝光亮。

是老李。

他是我以前在工厂当学徒时的师兄，后来我发达了，他还在原来的岗位上，我们联系得不多，但逢年过节，他总会发条祝福短信。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提着一个旧布袋，看起来有些拘谨。

“老林，恭喜啊！”他咧开嘴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走过去，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老李之后，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

我弟弟一家三口，他们是从乡下坐了三个小时的早班车赶来的。

还有我妻子的表妹，带着孩子。

再就是住在我们家对门的老邻居王阿姨，还有她老伴。

数来数去，连我们一家四口算上，也才十二个人。

来的宾客，只有八个。

五十个，只来了八个。

这个数字像一把锥子，在我心上狠狠地钻着。

我看着那九张空荡荡的桌子，每一张桌子都在无声地嘲笑我。

那些精心准备的凉菜，已经开始微微地出水，光泽变得黯淡。

服务员站在角落里，交头接耳，眼神时不时地瞟向我们，带着毫不掩饰的同情和好奇。

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的同情。

那比直接的耳光还难受。

林凡走了过来，他脱下了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

“爸，妈，要不……咱们就开始吧。”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越是平静，我心里越是翻江倒海。

这是他的婚礼啊。

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却被我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怕看到哪怕一丝一毫的埋怨。

小雅也走了过来，她挽着林凡的胳膊，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爸，妈，人来多来少不重要，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人都在这里。”

她指了指老李，指了指我弟弟，指了指王阿姨他们。

“这就够了。”

妻子眼圈红了，她点点头，“对，开始吧，别让菜凉了。”

司仪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拿着话筒，干巴巴地念着开场白。

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大厅显得更加空旷。

林凡和小雅走上台，交换戒指，拥抱。

台下，稀稀拉拉的掌声，听起来那么单薄。

我坐在主桌，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那瓶昂贵的红酒，尝不出一点醇香，只有满嘴的苦涩。

那顿饭，吃得如同嚼蜡。

八个客人，都很默契地没有提那些空着的座位。

他们努力地笑着，说着祝福的话，想让气氛热烈起来。

可气氛就像一堆受了潮的柴火，怎么也点不着，只冒着呛人的烟。

我弟弟端着酒杯过来敬我。

“哥，别想太多。那些人不来，是他们没福气。”

我扯了扯嘴角，算是笑了。

我知道他是安慰我。

饭局草草结束，剩下的菜，几乎没怎么动。

妻子坚持让酒店打包，她说：“不能浪费。”

我们提着大包小包的餐盒，走出酒店。

外面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一场婚礼，像一场闹剧，终于落幕了。

回到家，妻子把那些打包的饭菜放进冰箱，塞得满满当登。

然后，她开始默默地收拾屋子，擦桌子，扫地，好像要把心里所有的不快，都随着灰尘一起扫出去。

林凡和小雅没有马上走，他们坐在沙发上，陪着我们。

屋子里静得可怕。

我点了一根烟，猛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直咳嗽。

“爸。”林凡开口了，“您……别往心里去。”

我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

怎么可能不往心里去？

我的心，早就被掏空了，现在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

“那些人，我本来也没打算请。”林凡继续说，“我知道您是想给我把场面撑起来。”

“是我没用。”我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爸，您说什么呢！”林凡的调门高了一点，“您和妈把我养这么大，供我读书，给我买房，已经把能给的都给我了。一场酒席算什么？”

小雅也说：“是啊爸，我和林凡都不在乎这些。我们俩好好的，你们俩身体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孩子们越是懂事，我心里越是难受。

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眼睛睁得老大，天花板上，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闪过我的前半生。

我也曾风光过。

九十年代，我辞了铁饭碗，下海办了个家具厂。

那时候，胆子大就是路。

我的厂子，从一个小作坊，几年时间就变成了镇上数一数二的企业。

车子从桑塔纳换成了奥迪。

家里盖了三层的小楼。

那时候，我身边围着多少人啊。

叫我“林总”的，叫我“林哥”的，一个个笑脸相迎，热情得像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逢年过节，家里收的礼品能堆成一座小山。

我以为，那些就是朋友，是人脉。

我以为，我林某人，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也算个人物了。

直到那场大火。

一场莫名其妙的火，把我的厂房，我的设备，我所有的存货，烧得一干二净。

一夜之间，我从云端跌进了泥里。

银行催贷，供应商堵门，工人要工资。

我卖了车，卖了房，才勉强还清了大部分债务。

那些曾经围着我转的“朋友”，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打电话，不接。

上门找，避而不见。

有的人，甚至在我背后捅刀子，散播谣言。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那几年，我算是尝了个透。

我带着妻子和年幼的林凡，搬到了现在这个老旧的小区。

为了生计，我什么都干过。

摆过地摊，开过黑车，最后，在小区门口盘了个小门面，开了家面馆。

每天起早贪黑，跟油烟酱醋打交道。

一碗面，挣一块钱的辛苦钱。

日子虽然清苦，但总算安稳了下来。

我以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我以为，我已经把那些人和事，都埋在了心底。

直到这次林凡的婚礼。

我心里那点不甘和虚荣，又悄悄地冒了头。

我想证明，我林某人，虽然倒了，但还没趴下。

我想让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看看，我的儿子，有出息，娶了个好媳'妇。

我想借着这场婚礼，找回一点点当年失去的“面子”。

于是，我翻出那个尘封多年的通讯录，一个一个地打电话。

电话那头，每个人都答应得好好的。

“哎呀，林总，您太客气了！大喜的日子，一定到，一定到！”

“林哥，你儿子的事就是我的事，放心吧，份子钱少不了！”

那些虚伪的热情，隔着电话线，竟然让我产生了错觉。

我以为，他们还念着旧情。

我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结果，现实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们没来。

一个都没来。

他们用最残忍的方式，提醒我：你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林总”了。

你现在，只是个卖面的老林。

黑暗中，我摸到妻子的手，冰凉。

我知道，她也没睡着。

“睡吧。”我轻轻说。

她没回答，只是反手握紧了我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常年洗碗泡水，指关节都有些变形了。

可那份力道，却让我纷乱的心，安定了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笼罩在一片低气压中。

我把面馆的门关了，挂了个“暂停营业”的牌子。

我没脸见人。

我怕邻居问起婚礼的事。

我怕看到他们同情的眼神。

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抽烟，发呆。

妻子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照常买菜，做饭，把饭菜端到我面前。

“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

我没什么胃口，但还是会拿起筷子，勉强吃几口。

我不能倒下，这个家还需要我。

林凡和小雅每天都会打来电话，或者下班后直接过来。

他们陪我们看电视，聊天，绝口不提婚礼那天的事。

可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堵得慌。

那种无形的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胸口。

第四天，晚饭后，妻子收拾完碗筷，突然对我说：

“老林，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们沿着小区外的河边慢慢地走。

夏天的晚风，带着一丝水汽，吹在脸上，很舒服。

河边的广场上，大妈们正跳着广场舞，音乐开得震天响。

孩子们在追逐嬉闹，笑声清脆。

一切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可我却感觉自己与这一切格格不入。

我们走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

直到走到一座小桥上，妻子停下了脚步。

她扶着栏杆，看着桥下缓缓流淌的河水。

“老林，”她忽然开口，“你还在想那天的事？”

我沉默。

“我知道你难受。”她说，“我也难受。”

“那些人，太不是东西了。”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是啊。”妻子叹了口气，“可是，你跟他们置气，气坏的是自己的身子，不值当。”

“我就是不甘心！”我一拳砸在栏杆上，冰冷的触感从手背传来。

“有什么不甘心的？”妻子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神在路灯下，显得异常明亮。

“咱们这辈子，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人散了，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咱们现在，有吃有喝，儿子孝顺，儿媳懂事，身体也还硬朗。比起那些人，咱们不差什么。”

她的话，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我心头的一些燥热。

是啊，我还在计较什么呢？

那些所谓的“面子”，真的那么重要吗？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里有个疙瘩解不开，“我总觉得，这事没完。”

“是没完。”妻子说，“咱们得给它画个句号。”

我疑惑地看着她。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冰箱里，还冻着好多婚礼上的喜糖和喜饼？”

我点点头。

“明天，咱们把它们都拿出来。”

“干嘛？”

妻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我看不懂的笑容。

“咱们一家一家地，给那些没来的人，送过去。”

我以为我听错了。

“你说什么？给他们送过去？他们那样对我们，我们还要上赶着去？”

我的声音都变了调。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不是把脸凑上去让人打吗？

“对，送过去。”妻子一字一句地说，语气异常坚定。

“为什么？”我无法理解。

“不为什么。”她说，“就当是，去跟过去告个别。”

“咱们亲自把喜糖送到他们手上，客客气气地跟他们说一声，‘感谢您百忙之中还记挂着，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然后，转身就走。”

“从此以后，这个人，这件事，就跟咱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咱们的心里，也就把这个疙瘩，彻底解开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个只读过小学的妻子，竟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这是一种我从未想过的处理方式。

不卑不亢，不怨不恨。

带着一种近乎慈悲的平静。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天来的愤怒、羞耻、不甘，都显得那么渺小和可笑。

我一个大男人，格局竟然还不如她。

河风吹过，我浑身打了个激灵。

心里的那块巨石，好像松动了。

“好。”我听见自己说。

第二天，我们真的这么做了。

我们把冰箱里的喜糖和喜饼，拿出来，分装成四十多份。

每一份，都用红色的礼品袋装好。

妻子还特意去打印店，印了些小卡片，上面写着：“新婚之喜，敬请品尝。林凡、小雅敬上。”

林凡和小雅知道我们的决定后，都惊呆了。

“爸，妈，你们这是何必呢？”林凡说，“别去了，再受气怎么办？”

“不受气。”我看着儿子，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你妈说得对，咱们是去告别的，不是去吵架的。”

小雅也劝我们：“爸妈，要不我们陪你们一起去吧。”

妻子摇了摇头，“这是我和你爸的旧账，我们自己去了结。”

于是，我和妻子，两个人，提着几十个红色的袋子，踏上了这场奇异的“送糖之旅”。

我们的第一站，是去找王总。

他是我以前最大的生意伙伴，我出事后，他第一个跟我撇清了关系，还趁机低价收购了我一批原材料。

这些年，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我们这个市里有名的企业家。

他的公司在一栋气派的写字楼里。

我和妻子，在楼下被保安拦住了。

“找谁？有预约吗？”保安一脸警惕地看着我们，还有我们手里提着的红色袋子。

“我们找王德海，王总。”我说。

保安打了个内线电话，说了几句，然后放下电话，对我们摆摆手。

“王总在开会，没时间。”

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笑了笑，把一个袋子递给保安。

“师傅，麻烦您了。这是我们家孩子结婚的喜糖，麻烦您有空的时候，转交给王总。就说，老朋友林建国来过。”

保安愣了一下，接过了袋子。

我和妻子转身就走，没有丝毫留恋。

走出写字楼，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

我感觉心里卸下了一块石头。

“走，下一家。”妻子说。

第二家，是我一个远房表哥。

当年我风光的时候，他三天两头往我家跑，一口一个“好弟弟”，从我这里借走了五万块钱，说是做生意周转。

后来我倒了，这钱，他提都没提过。

我们找到他家的时候，他正穿着背心，在楼下跟人下棋。

看到我们，他脸上的表情很精彩。

先是惊讶，然后是尴尬，最后是躲闪。

“建国？弟妹？你们……怎么来了？”他站起身，搓着手。

“表哥。”我笑着走过去，把袋子递给他，“我儿子结婚，这是喜糖，给你送点来尝尝。”

他看着那个红色的袋子，像看着一个烫手的山芋，不敢接。

“哎呀，你看这事……那天我……我实在是有个重要的事，走不开啊……”他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没事，我们知道你忙。”妻子在一旁说，“一点心意，你收下吧。”

他这才哆哆嗦嗦地接过去。

“那……那份子钱，我过两天给你送过去……”

“不用了。”我摆摆手，“人没到，礼我们不能收。糖你吃着，我们先走了。”

说完，我们转身就走。

我能感觉到，他那复杂的目光，一直黏在我们的背影上。

我们没有回头。

就这样，我们一家一家地走，一家一家地送。

有的人，闭门不见，我们就把喜糖挂在门把手上。

有的人，见了我们，满脸愧色，不停地道歉、解释。

有的人，则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收下喜糖，连句谢谢都没有。

我们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有一个我以前的下属，现在自己当了老板，见到我们，热情地把我们往屋里请，又是倒茶又是递烟。

“林哥，嫂子，我对不住你们啊！那天我老婆突然急性阑尾炎，我送她去医院了，手机也忘了带，实在是没顾上……”

他说得声泪俱下。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家里的事要紧。我们就是送点喜糖过来。”

他非要塞给我们一个大红包，被我们拒绝了。

还有一个，是我曾经帮过大忙的朋友。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麻将。

他看到我们，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说：“放那儿吧。”

然后继续摸牌，好像我们是两个送外卖的。

妻子把袋子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我们默默地离开了。

整个过程，我和妻子都没有生气，也没有抱怨。

我们就像两个旁观者，平静地看着这一幕幕人间百态。

每送出一家，我心里的包袱就轻一分。

那些曾经让我耿耿于怀的人和事，在这一份份递出去的喜糖中，渐渐变得模糊，淡化。

我开始明白妻子说的“告别”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更是那个活在过去、被“面子”和“人情”所束缚的自己。

送糖的旅程，持续了整整三天。

我们坐着公交车，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们去了高档的别墅区，也去了破旧的老家属院。

我们见到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也见到了为生计奔波的普通人。

这三天，比我过去十年，看得更清楚，更明白。

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看到了自己的释然。

最后一份喜糖，是送给老赵的。

老赵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下海。

家具厂，就是我们俩合伙开的。

那场大火后，他拿着我们仅剩的一点流动资金，消失了。

有人说，他去了南方。

有人说，他赌博输光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他一点消息。

他是我心里最深的一根刺。

我恨他，恨他的背叛。

但我也想他，想我们曾经一起喝酒、一起畅想未来的日子。

这次发请柬，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按照他父母给的一个旧地址，给他寄了一张。

我没指望他能来。

我们找到那个地址，是一个很偏僻的城中村。

巷子很窄，两边的房子挤得密密麻麻，天空被切割成一条细线。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和饭菜混合的味道。

我们敲了半天门，一个面容憔憔悴的女人开了门。

她看到我们，愣了一下。

“你们找谁？”

“请问，赵卫国住这里吗？”我问。

女人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他……他不在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不在了？去哪了？”

“去年冬天，肝癌，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个曾经跟我勾肩搭背、说要一起干一番大事业的兄弟，就这么没了？

女人把我们请进了屋。

屋子很小，光线昏暗，家具简陋。

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

是老赵。

照片上的他，比我记忆中苍老了很多，两鬓斑白，眼神里带着疲惫。

女人是他的妻子。

她告诉我们，当年老赵拿着那笔钱，是去给儿子治病了。

孩子得了白血病，需要骨髓移植，费用是个天文数字。

老赵不敢告诉我，他怕拖垮我。

他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他带着孩子去了北京，钱花光了，孩子的病也没看好，最后还是走了。

这些年，他一直在外面打零工，没脸回来见我。

他得了病，也没钱治，就一直拖着。

临走前，他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说对不起我。

“这是他留下来的。”女人从一个破旧的木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厚厚一沓钱，都是些零票，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被整理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封信。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歪歪扭扭。

“建国，兄弟我对不住你……”

我看着那封信，眼泪再也忍不住，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我这个傻兄弟啊！

我一直以为他背叛了我，可他却一个人，在外面吃了这么多苦。

我把那份喜糖，郑重地放在老赵的遗像前。

“兄弟，我儿子结婚了。这是你的喜糖。”

我又把那个布包，推回到女人面前。

“嫂子，这钱，我们不能要。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身上所有的现金，塞到她手里。

“不多，你拿着，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女人哭着推辞，被我按住了。

从老赵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我和妻子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无言。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悲伤，有悔恨，也有解脱。

那根扎在我心里最深的刺，终于被拔了出来。

虽然过程很痛，但拔出来之后，整个人都轻松了。

回到家，所有的红色袋子都送完了。

家里显得有些空荡。

但我的心，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填满了。

我走进厨房，系上围裙。

“老婆，想吃什么？我给你下碗面。”

妻子笑了，眼角泛着泪光。

“好啊，多放点青菜。”

面馆重新开张了。

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每天，迎来送往，煮面，收钱。

日子平淡如水，却也踏实安稳。

婚礼那天的风波，好像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我和妻子，谁都没有再提起。

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件事，已经彻底翻篇了。

一天中午，面馆里正忙着。

门口突然开来一辆黑色的轿车。

车上下来一个人，西装革履。

我看着有点眼熟。

他走到我面前，恭敬地喊了一声：“林总。”

我愣住了。

这个称呼，我已经十几年没听过了。

我想起来了，他是我以前的那个下属，我们去送喜糖时，说老婆做手术的那个。

“小张？你怎么来了？”

“林哥，我是特地来感谢您的。”他说。

他告诉我，那天我们走后，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当年我刚招他进厂，手把手教他技术，在他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预支了三个月工资给他。

他说，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

这些年，他自己做了老板，也体会到了当年的我不容易。

“林哥，我听说您这个店面是租的？”他问。

我点点头。

“我跟您商量个事。”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把这个店面买下来了，送给您。就当是我，补给您侄子的新婚贺礼。”

我大吃一惊，“这怎么行！太贵重了！”

“林哥，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他态度很坚决，“当年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他把房产证和钥匙放在桌上，没等我再拒绝，就转身走了。

我拿着那本红色的房产证，手都在抖。

妻子走过来，看着我，也是一脸的不敢相信。

这件事，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但涟漪过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没有因为有了一间自己的铺子，就改变什么。

面，还是一碗一碗地煮。

日子，还是一天一天地过。

只是我的心里，对“人情”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

真正的人情，不是你风光时有多少人来捧场，而是你落魄时，还有人记得你的好。

那八个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我们把他们请到家里，认认真真地吃了一顿饭。

没有酒店的排场，就是妻子做的几样家常菜。

但那顿饭，我们吃得比婚宴那天，开心一百倍。

老李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老林，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

我笑了。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好人，但我知道，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底。

林凡和小雅回来看我们。

小雅的肚子，已经微微隆起了。

她说，预产期在明年夏天。

我跟妻子都乐开了花。

我要当爷爷了。

晚饭的时候，林凡突然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爸，这是什么，您看看。”

我打开一看，是一张银行卡的交易回单。

上面显示，有人往我的卡里，分三次，一共转了五万块

钱。

“这是谁打的钱？”我一头雾水。

“您那个表哥。”林凡说。

原来，我们去送完喜糖后没多久，那个远房表哥，就把当年借的五万块钱，一分不少地还了回来。

他还托林凡给我带话，说他对不起我。

我拿着那张回单，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也许，我们那一次次的“送糖”，不仅是解开了我们自己的心结，也在某些人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这颗种子，会不会发芽，能长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

除夕夜，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

电视里放着春晚，窗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小雅靠在林凡身上，幸福地笑着。

妻子在厨房里忙碌着，端出最后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

我看着眼前这幅景象，心里暖烘烘的。

这，就是我想要的“面子”。

这，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我举起酒杯。

“来，祝我们家，新的一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也祝我们即将到来的小孙子，健健康康！”

大家一起碰杯，杯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

人活着，争的不是一口气，也不是一张脸。

争的是，内心的那份坦然和安宁。

当你能笑着面对所有的难堪和不堪，当你能用善意去化解所有的怨恨和不甘，你才是真正地赢了。

赢了生活，也赢了自己。

后来，我的面馆生意越来越好，很多人慕名而来，不只是为了吃面，也想看看我这个“送糖”的老板。

他们说，我的面里，有故事的味道。

我只是笑笑。

哪有什么故事，不过是些寻常的柴米油盐，和一点点不愿随波逐流的固执罢了。

生活就像一锅汤，酸甜苦辣，都得自己尝。

你放进去什么料，它就熬出什么味。

我选择放进去的，是宽容，是释然。

于是，我尝到的，是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