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温柔”刑罚，用动物的器官行刑，让人在欢声笑语中死去

说起古代的刑罚，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大概就是那种惨叫连连的场景，那些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的酷刑，似乎早已在教科书或影视剧中烙下了“残忍”的标签。

但如果我告诉你，历史上还有一种刑罚，看起来没有刀枪、没有流血，甚至可以让人笑出声来，你会不会觉得，这简直是“人性化执法”的古代版本？

可惜啊，真相往往比传说更离谱，这些“温柔”的刑罚，不但不温柔，反而是一种披着文明外衣的精神凌迟，它们用动物的器官，比如山羊的舌头，作为工具，把一个人从笑声中，一点点送去死亡。

刑罚并非天生就残忍

在说“笑刑”之前，我们得先回头看看，刑罚这东西，到底是怎么诞生的，最早的惩罚，其实是为了活下去。

比如上古部落时期，谁要是抢了别人打猎回来的食物，不用受任何刑罚，直接被族群赶出部落，别看惩罚方式简单粗暴，但在那个“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代，被驱逐就等于判了死刑。

后来，社会开始分工，私有制出现了，有人种田，有人养牛，还有人专门打仗，掌握了资源的人，也就掌握了权力。

于是，刑罚从“为了生存”变成了“为了统治”，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刑法，到了西周，刑罚变得更系统了，出现了“五刑”。

这些刑罚是有“阶级门槛”的，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真正的权贵犯了事，未必用得上这些刑法，普通人才是主要“客户”。

这种从原始惩罚到阶层控制的演变，埋下了一个伏笔：当刀斧太过血腥，统治者开始追求一种更“体面”的处理方式，于是，表面文明、实则致命的“温柔”刑罚，就悄悄地登场了。

背后的权力震慑

当然，在“笑死人”的刑罚出现之前，传统的酷刑依然是主流，说是“主流”，其实就是把“让你死得痛苦”当成政策执行的重点。

比如最臭名昭著的凌迟，也叫“千刀万剐”，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而是真刀真枪地一刀刀割肉。

明朝有个大太监叫刘瑾，犯了事之后被剐了三千多刀，整整三天才断气，行刑者还得一边割，一边控制受刑人别昏过去，确保人是在清醒中慢慢死去。

再比如腰斩，顾名思义，就是从腰部一刀切断，古人刀法精妙，割完还能活几秒钟，清朝的俞鸿图被腰斩后，居然还能用手指在地上写下一个“惨”字。

这些刑罚的重点，不在于“杀人”，而在于“吓人”，杀一个人容易，关键是让看的人不敢犯，公开行刑就是要让老百姓看看：皇权不可挑衅，谁敢踩红线，下场就是这样。

但问题也来了，太过血腥的刑罚，有时候反而引起百姓的反感甚至同情，特别是当受刑人并非恶贯满盈，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或许可以用一种不那么“脏手”的方式，达到同样的效果。于是，“温柔”的刑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笑着死去

“笑刑”，是一个真实存在于多国历史中的刑罚方式，它的工具，不是刀，也不是火，而是一只山羊，一只舌头上长满倒刺的山羊。

行刑的第一步，是把犯人绑好，重点是脚不能动，然后在受刑者的脚底涂满蜂蜜、盐水或者其他甜腻的东西，接下来，把那只可怜又无辜的山羊牵过来。

山羊一闻到味，就开始舔，一开始，犯人会觉得痒，控制不住地笑，笑着笑着，开始惊恐，脚底的皮被舔破，舌头倒刺刮得更深，笑声变成了惨叫，但身体的本能还在驱使他继续发笑，直到呼吸紊乱、心率失调，最后窒息而死。

整个过程，没见血，没断肢，但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它的恐怖之处，不在于疼，而在于“无法控制”，你想停下笑声，却做不到，你知道自己在往死里走，却毫无反抗能力。

这种刑罚，通常不会用于大奸大恶之徒，而是那些“不适合公开处死”的人，比如身份特殊的犯人、需要“体面处理”的贵族，或者，统治者想“杀鸡儆猴”但又不想太过招摇的对象。“笑刑”就是他们的选择，看起来轻松，实则致命。

除了笑刑，还有一些“温柔”刑罚也相当阴狠，比如“站笼”，把人关在只能站立的小笼子里，不让坐、不让躺，连转身都难，几天之后，肌肉坏死、神经崩溃。没有一滴血，却是慢性杀人。

这些刑罚有一个共同点，不再依赖刀剑，而是靠时间、心理和生理折磨，慢慢消耗人的意志和生命，这种方式，比起一刀毙命，更让人绝望。

从表面看，这些“温柔”的刑罚似乎是一种文明进步的体现，好像古人也开始讲求“人道”了。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会发现它们其实是控制手段的升级版。

刀斧太粗暴，容易激起反弹；“笑刑”这种方式，不仅能达到惩罚效果，还能避免引来不必要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对于高阶层的犯人，既能保住“颜面”，又能让他们死得彻底。

历史上的刑罚变化，其实是统治者控制手段的一步步进化，刀杀的是肉体，笑杀的是精神，无论哪一种，本质上都是对个体生命的绝对掌控。

那些在笑声中死去的人，告诉我们的不是古人的幽默，而是权力的冷酷。在欢声笑语中结束生命，听起来像是一场荒诞剧，却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用动物的舌头行刑的背后，不是温柔，而是顶级的残忍。这才是最值得警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