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母亲的住院通知单对折,再对折,塞进包里最里层的拉链袋。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拉链,像一道微弱的电流,从指尖窜到后颈,激起一阵细密的战栗。
我“嗯”了一声,没回头。
后视镜里,我看到自己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陈建国以为我没听见,又重复了一遍:“岚岚,晚上我妈跟建英过来吃饭,我让她炖了你爱喝的乌鸡汤。”
车窗外的风景,像一部被按了快进键的默片,高楼与树影交错着向后飞驰。我捏了捏手腕上那只莹润翠绿的镯子,冰凉的触感顺着皮肤一路传到心底。这只镯子,是我妈给我的,她说,女人得有点压箱底的东西,是傍身的念想,也是最后的底气。
十五年前,我差点就卖了它。
“知道了。”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秋的湖水,听不出半点波澜。
陈建国似乎松了口气,方向盘打得都轻快了些。“哎,这就对了。都是一家人,妈也是关心你,看你最近为了阿姨的事,都瘦了。”
我没接话,只是把头转向窗外。
关心?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像个不好笑的冷笑话。
车开进小区,停在我们那栋楼下。这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是我们结婚第十年才买下的。为了它,我们错过了房价起飞前最好的时机,多花了近一倍的钱。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始于十五年前,陈建国他妈,我婆婆张桂芬的那场病。
回到家,陈建国殷勤地接过我的包,给我拿出拖鞋。我换好鞋,径直走向厨房。锅里果然温着一锅汤,乌黑的鸡块在黄澄澄的油花里翻滚,伴着红枣和枸杞的甜香。
很香,但我闻着,胃里却一阵翻江倒海。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把脸。镜子里,我的脸色有些苍白,眼底是掩不住的疲惫。母亲的诊断书上,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着我的心。肺癌,中期。医生说,手术加后续的化疗,至少需要三十万。
三十万。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不是个小数目。但也不是拿不出来。
这些年,我像一只勤勤恳恳的工蚁,一笔一笔地,为自己,也为我妈,筑起了一个安全的巢。这笔钱,陈建国不知道。
我走出卫生间,陈建国正把汤盛出来,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老婆,快来,趁热喝。妈的手艺,几十年了,还是这个味。”
我走到餐桌边坐下,看着他把一碗青瓷碗盛的汤推到我面前。这套青瓷碗筷,是婆婆张桂芬的“专属”,家里只有她来,才会从柜子顶上拿下来。今天,它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心里冷笑一声。这就算是“恩典”了?
门铃响了。陈建国像只快乐的陀螺,飞快地跑去开门。
“妈!建英!你们来啦!”
婆婆张桂芬中气十足的声音传了进来:“哎呀,慢点慢点,我这汤洒了,你媳妇还喝什么?”
小姑子陈建英的声音则带着一丝娇嗔:“哥,你看你,还是这么毛毛躁躁的。”
我坐在餐桌旁,没动。听着玄关处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寒暄,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像个闯入别人家宴的局外人。
婆婆和小姑子换好鞋走进来。婆婆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我,脸上堆起菊花似的笑:“哎呀,岚岚回来了。快,喝汤,妈给你炖了一下午呢。看你在外面都瘦了,妈心疼。”
她说着,就要伸手来摸我的脸。
我下意识地微微一侧头,躲开了。
她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一瞬。陈建国赶紧打圆场:“妈,岚岚刚从医院回来,累了。您快坐,建英也坐。”
小姑子陈建英瞥了我一眼,嘴角撇了撇,没说话,拉着婆婆在餐桌对面坐下。她今天穿了件香奈儿风格的粗花呢小外套,手腕上戴着一只明晃晃的金手镯,衬得整个人珠光宝气。
婆婆很快恢复了常态,她把带来的保温桶打开,又是一锅汤。“建国,这锅是给你的。你最近也辛苦,得补补。”
她给陈建国盛了一大碗,然后看向我面前的那碗青瓷汤,满意地点点头:“岚岚,你快喝呀,凉了就腥了。”
我拿起勺子,在汤里搅了搅,却没有喝的意思。
“妈,建英,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我开门见山地问。
婆婆脸上的笑容一滞,看了看陈建国。陈建国冲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先吃饭,别说这个。
我假装没看见。
小姑子陈建英先忍不住了,她放下筷子,阴阳怪气地开了口:“嫂子,你这是什么话?我跟妈来看看我哥,看看你,不应该吗?怎么,不欢迎我们啊?”
“当然欢迎。”我淡淡地说,“只是觉得,无事不登三宝殿。尤其是在我妈刚查出重病的时候。”
我的话像一根针,瞬间刺破了餐桌上虚伪的和平。
空气仿佛凝固了。
陈建国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急切地看着我,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婆婆的脸色也沉了下来,她把碗重重地往桌上一放,发出“当”的一声脆响。“林岚,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妈生病了,我们全家都跟着着急。我让你哥叫你回来,给你炖汤补身子,你倒好,在这给我甩脸子?”
“我没有甩脸子。”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是想知道,你们今天来的真实目的。”
“真实目的?”陈建英冷笑一声,抱起了胳膊,“嫂子,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我哥心疼你,我妈心疼你,我们好心好意上门,倒成了我们别有用心了?”
她顿了顿,话锋一转,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再说了,亲家母生了这么大的病,我们做亲家的,能不闻不问吗?我哥都跟我们说了,手术费还差一大截。我跟妈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这钱,该怎么凑。”
来了。
我心里那块悬了半天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看着对面的三个人。婆婆一脸“我为你着想”的凝重,小姑子一副“我帮你出谋划策”的精明,而我的丈夫陈建国,则像个等待宣判的囚犯,满脸都是乞求和紧张。
这场景,何其熟悉。
十五年前的那个晚上,也是这样一张餐桌,也是这样三张脸。只是,那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是我的婆婆张桂芬。
那一刻,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然后,迅速被一层厚厚的冰壳包裹起来。
我笑了笑,拿起勺子,舀了一勺汤,慢慢地送进嘴里。
很烫,但我感觉不到。
“哦?是吗?”我放下勺子,用餐巾纸擦了擦嘴,看着他们,“那你们商量出什么结果了?”
我的平静,显然出乎他们的意料。
陈建英和婆婆对视一眼,然后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我哥说,你们账上现在大概有十万块的活期。我跟妈的意思是,先把这十万拿出来。剩下的二十万缺口,我们再想办法。”
“怎么想办法?”我追问。
“我跟我妈,我们俩凑五万。”陈建英伸出五个手指,“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我这刚生了孩子,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我妈那点养老金,你们也知道。所以,剩下那十五万,还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我们自己?”我重复了一遍,目光转向陈建国,“建国,这也是你的意思?”
陈建国不敢看我,他低着头,声音像蚊子哼:“岚岚,建英说的……也是个办法。我们可以……可以把房子抵押了,贷十五万出来。等妈病好了,我们再慢慢还。”
抵押房子。
又是抵押房子。
十五年前,他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那时候要抵押的,是我们准备用来付首付的二十万存款。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上来了。但我没有发作。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得他头埋得更低,几乎要钻到桌子底下去。
“说完了?”我问。
三个人都愣住了,看着我。
“如果说完了,那就该听听我的想法了。”我从包里拿出那个被我折成小方块的住院通知单,慢慢展开,铺在桌上。然后,我又拿出另一张纸,是我今天下午刚去银行打的流水单。
我把它推到桌子中央。
“第一,我妈的手术费,不是三十万,是三十二万八,这是费用清单。”
“第二,这笔钱,我一个人出。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更不需要抵押房子。”
“第三……”我顿了顿,目光从婆婆,扫到小姑子,最后落在我丈夫惨白的脸上,“从今天起,这个家里的钱,我来管。每一分钱的进出,都要经过我的手。你,陈建国,”我指着他,“你的工资卡,从下个月起,交给我。”
整个客厅,瞬间死寂。
针落可闻。
婆婆的嘴巴张成了“O”型,小姑子眼里的精明变成了震惊,而陈建国,他猛地抬起头,满眼都是不可置信。
“林岚,你……你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哪来那么多钱?你……”
“我没疯。”我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至于钱是哪来的,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这钱,是我一个人的。就像十五年前,你妈看病,你背着我借的那笔高利贷一样,是我们家的债,却是我一个人还的。”
“你!”陈建国气得满脸通红,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你提那件事干什么!那都过去多久了!那是我妈!我能眼睁睁看着她去死吗?”
“你当然不能。”我冷冷地看着他,“所以,今天,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去死。道理,是一样的。”
“那不一样!”婆婆也反应过来了,她尖着嗓子喊道,“那是我儿子孝顺!你妈生病,他掏钱是应该的!可你呢?你把钱攥在自己手里,防我们跟防贼一样,你安的什么心?”
“我安的什么心?”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妈,这个问题,你该问问你自己。十五年前,你安的又是什么心?”
我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捅开了记忆的锁。
(十五年前·回溯)
十五年前的夏天,空气里满是燥热的蝉鸣。我和陈建国结婚第三年,正攒着钱,准备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小房子。我们住在单位分的筒子楼里,三十平米的一居室,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有一个带独立卫生间和阳台的家。
我们俩工资都不高,省吃俭用,像两只小松鼠过冬一样,一点一点地积攒着我们的“松果”。到那年夏天,我们终于攒够了二十万。我看好了一套两居室,就在我单位附近,虽然是顶楼,但南北通透,价格也合适。
就在我准备去交定金的前一天,婆婆张桂芬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厨房里满头大汗地给陈建国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电话是小姑子陈建英打来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跟陈建国赶到医院,婆婆已经被送进了抢救室。医生说情况很危险,需要立刻手术,让我们准备二十万手术费。
二十万。
我和陈建国都懵了。这个数字,不多不少,正好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陈建国当时就白了脸,他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冷汗。“岚岚,怎么办?怎么办?”
我心里也慌,但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乱。我拍了拍他的手,说:“别怕,救人要紧。我们先把钱交了,房子的事,以后再说。”
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犹豫。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陈建国看着我,眼里全是感激,他用力抱住我,一遍遍地说:“老婆,谢谢你,谢谢你。”
我以为,我们是共患难的夫妻,在危难面前,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然而,我太天真了。
婆婆的手术很成功,转入了普通病房。我和陈建国轮流在医院照顾。小姑子陈建英倒是来得勤,但每次都是提着个水果篮,待不了十分钟就走了,嘴上说着“公司忙,走不开”。
出事后的第三天晚上,轮到我守夜。婆婆已经清醒了,但还不能说话。我给她擦洗完,自己累得在陪护床上趴了一会儿。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婆婆的病房里有动静。我睁开眼,看到陈建英正坐在婆婆床边,压低了声音在说话。
“妈,你可吓死我了。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再住半个月就能出院了。”
婆婆眨了眨眼,嘴唇动了动。
陈建英凑过去,听了半天,然后直起身子,脸上露出不赞同的表情:“妈,你说什么呢?那钱怎么能动!那是我跟小军结婚的钱!你都答应我了,那十五万,是给我置办嫁妆的,谁都不能动!”
十五万?嫁妆?
我心头一震,瞬间清醒了。
只听陈建英继续说:“哥那边你不用担心。林岚不是把他们买房的钱拿出来了吗?正好二十万,够了。等哥以后再赚呗。反正他们还年轻。我这可是结婚,一辈子就一次,嫁妆少了,在婆家抬不起头的。”
婆婆似乎又说了什么。
陈建英的语气变得不耐烦起来:“哎呀妈,你就别管了。我哥那个人你还不知道?老好人一个。林岚虽然精明,但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她敢不拿钱吗?她要是不拿,我哥就能跟她离!放心吧,这事就这么定了。你那张存折,好好放着,谁也别告诉。”
我躺在陪护床上,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手脚冰凉,心脏却像被放在火上烤,一阵阵地抽痛。
原来是这样。
原来,我以为的“救命钱”,在她们眼里,只是一个可以被轻易牺牲的“备胎”。
原来,我掏心掏肺,倾尽所有,换来的,只是她们母女俩的算计和理所当然。
而我的丈夫,那个抱着我说“谢谢你”的男人,他对此,是一无所知,还是……心知肚明?
那天晚上,我一夜无眠。第二天陈建国来换班,看到我通红的眼睛,还关心地问我怎么了。
我看着他,想从他脸上找出一丝破绽。但他没有。他一脸的疲惫和担忧,看起来,就是一个为了母亲的病而心力交瘁的孝子。
我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我决定再等等,再看看。
出院那天,我去办手续。缴费窗口的护士告诉我,手术费加上后续的治疗,一共花了十八万三。我们的二十万,还剩下了一万七。
我拿着那张余额单,心里五味杂陈。
回到病房,陈建国和小姑子正在帮婆婆收拾东西。婆婆已经能下地走路了,气色也好了很多。看到我进来,她难得地对我露出了一个笑脸。
“岚岚来了。辛苦你了。”
我没说话,把手里的单子递给了陈建国。
陈建国看了一眼,脸上露出喜色:“太好了,还剩下一万多。老婆,这次真的多亏了你。等回家,我好好给你补补。”
小姑子陈建英也凑过来看了一眼,眼睛亮了亮:“哟,还剩这么多呢。哥,这钱正好,拿来给妈买点好吃的,好好补补身子。”
我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样子,只觉得无比讽刺。
我终于开了口,声音平静,却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
“这钱,不能动。”
三个人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向我。
“林岚,你什么意思?”陈建国皱起了眉。
“我的意思是,”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这二十万,是我拿出来的。现在病看完了,剩下的钱,理应由我收回。至于妈出院后需要买什么补品,那是你们做儿女的本分,不应该再从这笔钱里出。”
“你!”陈建国气结,“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一家人?”我冷笑,“在你心里,我们真是一家人吗?陈建国,我问你,你妈生病,除了我们这二十万,你们自己,就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吗?”
我的话,让陈建国和陈建英的脸色同时变了。婆婆的眼神也开始闪躲。
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看来,是真的拿不出来。”我继续说,“那我就奇怪了。建英马上要结婚了,我听说,男方家条件不错。我们这边,总得准备点像样的嫁妆吧?不然,像建英说的,在婆家可抬不起头。”
我故意把陈建英那天晚上的原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
陈建英的脸,“刷”地一下全白了。她惊恐地看向我,又看向她妈,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婆婆也慌了,她指着我,气急败坏地骂道:“你……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偷听我们说话!”
“我没有偷听。”我平静地看着她,“我只是恰好没睡着而已。妈,我只想问一句,为了建英的嫁妆,牺牲我和建国的小家,牺牲我们未来的孩子可能没地方住的风险,值得吗?”
“我……”婆婆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陈建国终于明白了什么,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妈和他妹妹。“妈?建英?岚岚说的是真的?你们……你们有钱?”
真相的盖子一旦揭开,就再也捂不住了。
在我的逼问和陈建国的震惊下,婆婆和小姑子终于承认了。婆婆手里,确实有一张十五万的定期存单。那是她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准备给女儿做嫁妆的。
她说,儿子是自己人,儿媳妇是外人。儿子的钱,花了就花了。女儿的钱,是脸面,动不得。
我听着她那些颠倒黑白的混账逻辑,气得浑身发抖。
我看向陈建国,我等着他,给我一个公道。
然而,我等来的,却是他最让我心寒的一句话。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岚岚,算了。妈也是一时糊涂。钱……钱就当是我借你的,行吗?等以后,我加倍还你。我妹妹一辈子就结一次婚,我们不能让她在婆家受委屈。”
“算了?”我甩开他的手,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陌生得可怕,“陈建国,你让我算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承认,我就是那个可以被随意牺牲的外人?让我承认,我攒了三年的血汗钱,就活该为她的嫁妆铺路?”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急切地辩解,“我只是……我只是不想让妈为难。她刚动完手术,不能再受刺激了。”
“所以,就该让我受刺激?就该让我为难?”我看着他,心一点一点地沉下去,“陈建国,在你心里,我,我们这个家,到底算什么?”
那天的争吵,是我们结婚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最后,陈建国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站在了他妈和他妹妹那一边。
他指着我的鼻子,说我冷血,说我无情,说钱比他妈的命还重要。
我气疯了,我说:“好,既然你说钱重要,那剩下的这一万七,我拿走了。你妈后续的费用,你们自己想办法!”
我拿着那张卡,摔门而出。
我以为,他会追出来。
但他没有。
后来我才知道,我走后,他为了凑齐他妈后续的疗养费,也为了不让他妈“为难”,去动用那笔嫁妆钱,他出去借了三万块的高利贷。
等我知道的时候,利滚利,已经变成了五万。
为了还这笔债,我们不仅没买成房,还过了五年节衣缩食、被人上门催债的日子。那五年,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用过一瓶像样的护肤品。我下了班还要去做兼职,每天累得像条狗。
而陈建国,他只是沉默。他会把工资全部交给我,会默默地多干一份活。但他从不说一句“对不起”。
在他心里,他或许觉得,他没有错。他只是做了一个儿子和哥哥,应该做的事。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一个人。
我必须为自己,为我的孩子,为我的父母,留好后路。
于是,我开始偷偷存钱。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做理财,做投资。每一分钱,都像我盔甲上的一片鳞,它们冰冷,坚硬,却能给我最可靠的安全感。
十五年,像一个漫长的轮回。
(回到现在)
我的声音在死寂的客厅里回响,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扎进陈建国的心里。
“……那笔债,五万块,是我们一起还的。不,是我一个人还的。你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付利息。我白天上班,晚上去给人做账,周末去商场发传单。那五年,我是怎么过来的,你忘了吗?陈建国?”
他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没忘。”我替他回答,“你只是选择了不去想。因为在你心里,这一切,都是我活该。谁让我当初那么‘冷血’,为了区区一万七,让你那么‘为难’。”
“不是的……岚岚,我不是那么想的……”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苍白无力。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不重要了。”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胸口那股郁结了十五年的气,终于顺畅了一些,“重要的是,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我把那张银行流水单,又往前推了推。
“这里面,有五十万。足够支付我妈所有的医疗费用。这笔钱,是我自己的。与你,与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
“我妈的病,我会治。用我自己的钱。”
“至于你们,”我看向婆婆和小姑子,她们已经完全呆住了,“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们可以回去了。这锅汤,我也不想喝。”
我说完,站起身,拿起我的包,准备回房。
“站住!”婆婆突然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尖叫起来,“林岚!你这个毒妇!你存私房钱!你防着我们!你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是不是?你想看我们家的笑话!”
“妈!”陈建国厉声喝止了她。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看着她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
“妈,你说对了。”我平静地说,“我的确防着你们。因为十五年前,你们给我上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课。我不是盼着这一天,我只是在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准备。事实证明,我的准备,没有白费。”
“你……”婆婆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小姑子陈建英扶住她,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淬了毒一样。
“嫂子,你真行。算得真精。我们一家人,算计不过你一个。”她冷笑着说,“行,你有钱,你了不起。那你妈的病,你就自己管吧。以后,你也别指望我哥,别指望我们陈家!”
“我从来就没指望过。”我说,“十五年前就没有,现在,更不会有。”
我不再理会她们,转身进了卧室,反锁了房门。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靠在门上,身体顺着门板滑落,坐在冰冷的地板上。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
我不是在哭我的委屈,我是在哭我那死去的,十五年的青春和爱情。
那天晚上,陈建国在门外敲了很久的门。
他说了很多话。他说他错了,说他混蛋,说他对不起我。
我一句话也没回。
哀莫大于心死。当一个男人,需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和另一场至亲的灾难,才能明白他当初错得有多离谱时,任何的道歉,都显得廉价而可笑。
后半夜,外面没了动静。
第二天我开门出去,客厅里空无一人。那锅乌鸡汤,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已经凝起了一层厚厚的白油。
我把它倒进了垃圾桶。
我请了长假,在医院专心照顾母亲。我用我自己的钱,给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母亲的精神一天天好起来,她拉着我的手,说:“岚岚,让你受累了。”
我摇摇头,给她掖好被子:“妈,不累。只要你好好的。”
这期间,陈建国每天都会来医院。他不再多话,只是默默地送饭,打水,给我妈按摩,陪她聊天。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头发也白了些。
我对他,始终不冷不热。
他也不敢再提钱的事。他大概以为,我真的不打算让他插手了。
母亲手术的前一天,他把我拉到走廊尽头。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信封很厚,很重。
“岚岚,这里是二十万。你先拿着。”
我愣住了。“你哪来的钱?”
他躲开我的目光,低声说:“你别管了。总之,钱是干净的。”
我看着他手背上的一块淤青,心里忽然明白了什么。我打开信封,里面除了厚厚一沓现金,还有一张车辆变卖合同,和一张……当票。
他把他那辆开了不到三年的帕萨特卖了。那是他的心头肉,每天擦得锃亮。
当票上,是他爸留给他的一块旧手表,还有他自己收藏的几枚邮票。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
“这是我该做的。”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却异常清亮,“岚岚,我知道,这些钱,弥补不了我过去对你的伤害。我也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一次,我想当个男人,当个丈夫。”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沙哑:“那天晚上,我想了一夜。我想起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筒子楼里,冬天没有暖气,你把我的手揣在你怀里取暖。我想起我们为了攒钱,一碗面条两个人吃。我想起你怀着孕,还挺着大肚子去上夜班……岚岚,那些年,我对不起你。”
“我去找过我妈,找过建英了。”他苦笑一声,“我跟她们说,让她们把当年那十五万还回来。我妈说,钱早就给建英买房了,一分都没有了。建英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也有自己的家要养。她们说我疯了,为了一个外人,逼自己的亲妈亲妹妹。”
“外人……”他重复着这个词,眼圈红了,“在她们眼里,你,甚至我妈(指我的母亲),永远都是外人。而我,我这个混蛋,竟然也跟着她们,混蛋了十五年。”
“岚岚,你那天说得对。是我错了,错得离谱。”
他说完,把信封硬塞进我手里,转身就走,背影萧瑟而决绝。
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
十五年的寒冰,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
我在医院照顾她的时候,小姑子陈建英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是她尖利的质问:“林岚!你把我哥怎么了?你是不是逼他了?他把车都卖了!那是我爸留给他的表,他也拿去当了!你这个女人心怎么这么狠!”
我听着她气急败ahi的控诉,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他做这些,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平静地回答。
“你放屁!”陈建英根本不信,“要不是你逼他,他会做到这个地步?林岚我告诉你,我妈已经气病了!你要是再敢对我哥做什么,我跟你没完!”
“哦?妈病了?”我淡淡地问,“严重吗?需要多少钱?那十五万的嫁妆,够不够?”
电话那头瞬间沉默了。
过了几秒钟,陈建英的声音才再次响起,只是这一次,底气明显不足了。“你……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当年的事,早就过去了!”
“在你们那里,是过去了。在我这里,没有。”我说,“陈建英,你别忘了,你妈当年藏着的那笔钱,最后给你付了首付。你用着我儿子差点没房住的钱,心安理得地嫁了人,住了新房,现在还有脸来教训我?”
“我……”她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
“你哥今天做的,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我妈。他是在为他自己,为他过去十五年的不作为,赎罪。这个道理,你如果不懂,就去问问他。别再来烦我。”
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世界再次清静。
我妈出院那天,陈建国来接我们。他开的是一辆借来的破旧面包车。他默默地把我们的东西搬上车,又小心翼翼地把我妈扶上去。
回家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
车里弥漫着一种尴尬而微妙的气氛。
我妈看出了点什么,她拉着我的手,又看了看驾驶座上沉默的陈建国,叹了口气。
回到家,陈建国安顿好我妈,就一个人进了厨房,叮叮当当地忙活起来。不一会儿,饭菜的香气就飘了出来。
四菜一汤,都是我妈爱吃的清淡口味。
吃饭的时候,陈建国不停地给我妈夹菜,自己却没吃几口。
吃完饭,他收拾好碗筷,对我妈说:“妈,您好好休息。我……我先出去了。”
“建国,”我妈叫住他,“你跟岚岚,是不是吵架了?”
陈建国身子一僵,没回头。“没有。我们挺好的。”
“孩子,别骗我了。”我妈叹了口气,“你们的事,岚岚都跟我说了。当年的事,是妈对不住你们。要不是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也不会……”
“妈,您别这么说!”我赶紧打断她,“这跟您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我妈看着陈建国,眼神温和而坚定,“建国,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你也是个丈夫。一个家,是靠两个人撑起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你得拎得清,哪个是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陈建国站在那里,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岚岚这孩子,心硬,嘴也硬。但她心不坏。”我妈继续说,“她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你得给她时间,也得给你自己时间。用真心,慢慢去暖。”
陈建国猛地转过身,对着我妈,深深地鞠了一躬。
“妈,我知道了。谢谢您。”
他说完,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悔恨,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坚定。然后,他拉开门,走了出去。
从那天起,陈建国就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试图用言语来辩解或道歉。他用行动。
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做饭,煲汤。他上网查了各种适合癌症病人恢复的食谱,换着花样地做给我妈吃。
他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拖地,洗衣,买菜。周末,他会陪我妈去公园散步,耐心地听她讲那些我听了无数遍的陈年旧事。
他把他的工资卡,默默地放在了我的床头。连同那张当票。
我没有动。
我们之间的交流,依然很少。除了关于我妈病情的必要沟通,我们几乎没有私下的对话。
这个家,安静得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温馨的饭菜香,和我妈偶尔的笑声,都无法掩盖那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巨大的裂痕。
我知道,他在努力。
我也知道,我心里的冰,并没有那么容易融化。
有一天晚上,我起夜,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门虚掩着,我看到陈建国坐在电脑前,正在看一个招聘网站。
他在找兼职。一份晚上的代驾工作。
我的心,又被不轻不重地撞了一下。
他卖了车,却想去做代驾。这听起来,多么讽刺。
我没有进去,悄悄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把我那张存有五十万的卡,和他那张工资卡,一起放在了客厅的茶几上。旁边,还有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妈的后续治疗费,我们一起承担。这辆车,去赎回来吧。晚上开车,不安全。”
我不知道他看到纸条是什么反应。因为我一早就带着我妈,去一个朋友在郊区的农家乐小院暂住,说是换个环境,有利于康复。
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山里空气好,我妈的心情也好了很多。我们每天一起散步,种菜,喂鸡。仿佛回到了我小时候的时光。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岚岚,妈知道你心里苦。但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建国他,是真心悔改了。”
我看着远处连绵的青山,没有说话。
一个星期后,我们回了家。
开门的是陈建国。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很亮。
家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阳台上,多了几盆生机勃勃的绿植。
那辆帕萨特,静静地停在楼下。
他看到我们,咧开嘴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回来啦。”
简单的三个字,却让我鼻子一酸。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安安静"静的晚饭。
饭后,陈建国在厨房洗碗。我妈回房休息了。
我走进厨房,靠在门框上,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他从橱柜里拿出两个碗,是我最喜欢的那套骨瓷碗。他洗得很仔细,每一个边缘都用清水冲了又冲。
“陈建国。”我忽然开口。
他身子一顿,回过头看我。“嗯?”
“我妈说,你是个好人。”
他愣了一下,随即苦笑:“我不是。我……是个混蛋。”
“你只是……太想当个好儿子了。”我说,“以至于,忘了怎么当一个好丈夫。”
他沉默了。手里的碗,被他攥得紧紧的。
“那块表,”我问,“赎回来了吗?”
他点点头。“赎回来了。”
“那就好。”我说,“那是爸留给你的念想。”
他又沉默了。厨房里,只剩下水流的声音。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岚岚,我们……还能回去吗?”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我爱过,也恨过的男人。看着他一夜之间生出的白发,和他眼底深藏的疲惫与卑微。
十五年的怨恨,像一座巨大的冰山,压在我的心上。如今,它被他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凿开了一个缺口。阳光,似乎能透进来一丝了。
我没有回答他能不能回去。
我只是说:“明天,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要放很多糖的那种。”
他猛地抬起头,眼里瞬间迸发出巨大的光亮,像濒死的人看到了一线生机。
“好!”他重重地点头,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好!”
那之后,我们的生活,似乎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却又无比艰难的轨道。
我们开始像两个初学走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重新学习如何相处。
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和稀泥”的丈夫,我也卸下了部分坚硬的铠甲。他会跟我商量家里的每一笔开销,小到买一斤白菜,大到给我妈买一份新的商业保险。
我也会在他下班晚归时,给他留一盏灯,温一碗汤。
婆婆和陈建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家里。听说,婆婆因为生气,搬去跟女儿同住。但没过多久,就因为生活习惯和育儿观念的差异,跟女婿闹得不可开交,又一个人搬回了老房子。
陈建国每个月会定期给她打生活费,偶尔会回去看她。但他从不要求我一起去。
有一次他回来,脸色很难看。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
后来我才知道,婆婆又在他面前数落我的不是,说我“克扣”了她的生活费,说我把她儿子“勾”得六亲不认。
陈建国第一次,跟他妈拍了桌子。
他说:“妈,您要是觉得我给的钱少,那我就不给了。您要是觉得林岚不好,那您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儿子。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我不能再让她受一点委屈了。”
从那以后,婆婆再也没提过我的名字。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又疏离的氛围里,一天天过去。
我妈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复查的指标一次比一次正常。她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而我和陈建国,我们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是战友,是亲人,却唯独,不再像爱人。
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亲昵。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外人看来,或许是一对模范夫妻。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座冰山,只是融化了表面的一层。深海之下,依旧是万年不化的寒冰。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直到我们老去,死去。
直到,陈建国也病了。
那是在我妈手术后的第三年。他被查出了胃癌,晚期。
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我看着他,那个曾经高大挺拔的男人,在短短几年间,已经被生活和病痛,折磨得形容枯槁。
他反而比我平静。他拿着诊断书,看了很久,然后对我笑了笑,说:“岚岚,报应来了。”
我没说话,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他伸手,想帮我擦掉,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他看着自己的手,苦涩地说:“你看,我现在,连抱抱你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冰山,轰然倒塌。
我冲上去,紧紧地抱住他。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单薄的身体,和那嶙-峋的骨骼。
“不会的,”我哭着说,“你会好起来的!我妈都好起来了,你也会的!”
他回抱住我,手臂轻轻地,没什么力气。他把头埋在我的颈窝,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皮肤上。
“岚岚,”他用近乎气声的声音说,“对不起。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别说了,”我捂住他的嘴,“我不许你说这些。我们去看医生,我们去治。多少钱,我们都治。”
“没用的。”他摇摇头,“晚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
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接下来的日子,仿佛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我带着他,跑遍了所有的大医院,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专家。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
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衰弱下去。
他不再能进食,只能靠营养液维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清醒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跟我说我们年轻时候的事。
说我们住在筒子楼,他半夜起来给我打热水洗脸。
说我们为了省钱,买一张电影票,他先进去看半场,再出来换我进去。
说我生孩子那天,他守在产房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说着说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
“岚岚,”他看着我,“如果……如果十五年前,我没有那么混蛋,我们现在,是不是会很好?”
我握紧他的手,把脸贴在他的手背上,泪水无声地滑落。
“是。”我说,“会很好。”
婆婆和陈建英来了。
她们看着病床上骨瘦如柴的陈建国,哭得惊天动地。
婆婆扑到床边,抓着陈建国的手,一声声地喊着“我的儿啊”。
陈建英则指着我,开始她惯常的指责:“林岚!都是你!都是你害了我哥!你把他逼成这样!你满意了?”
我看着她那张扭曲的脸,连跟她争辩的力气都没有。
病床上的陈建国,却突然睁开了眼睛。他像是回光返照一般,精神好了很多。
他看着陈建英,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不关她的事。”他声音微弱,却很清晰,“是我……是我自己……罪有应得。”
他转向婆婆,看着她,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清明。
“妈,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岚岚。我欠她的,下辈子……也还不清了。”
他费力地喘了口气,然后,从枕头下,摸出两样东西。
一张银行卡,和一个房产证。
“妈,建英,”他把那两样东西,推向她们,“这里面,是我这些年,除了家里的开销,偷偷攒下的……一点钱。不多,大概……十万。还有这套老房子的房产证,我已经……过户到了您的名下。”
婆婆和陈建英都愣住了。
“建国,你这是干什么?”婆婆颤抖着问。
“这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最后……能为您做的一点事。”他看着婆婆,眼神里有愧疚,也有解脱,“妈,以后……您就跟建英一起过吧。别再……为难岚岚了。她……苦了一辈子。”
然后,他转向我。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朝我伸出手。
我连忙握住。他的手,冰冷,没有一丝温度。
他看着我,笑了。那笑容,像我们初见时一样,干净,明朗。
“岚岚,”他轻声说,“我……我把欠你的,都还清了。欠我妈的,也还了。”
“以后,你就自由了。”
“找个……对你好的人。别……别再这么苦了。”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不……”我摇头,“陈建国,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岚岚,”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满是眷恋和不舍,“我爱你。”
说完这三个字,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握着我的那只手,无力地滑落。
世界,在那一刻,失去了所有的声音和色彩。
陈建国的葬礼,是我一手操办的。
很简单。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几个最亲近的亲戚朋友。
婆婆和陈建英,哭得死去活来。她们想把陈建国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
我拒绝了。
我平静地对她们说:“他生前,是我的丈夫。死后,他也要跟我在一起。”
婆婆指着我,想骂,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被陈建英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了。
我把陈建国的骨灰,安放在了我早就买好的墓地里。旁边,是我给我自己留的位置。
我妈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她搬过来,陪我一起住。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只是,那个每天为我们做饭,沉默地承担一切的男人,不在了。
有一天,我收拾陈建国的遗物,在他的书桌抽屉最深处,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
我找到了钥匙,打开它。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信件或者日记。
而是一沓厚厚的,泛黄的稿纸。
上面,是陈建国熟悉的字迹。写的是一个故事。
一个关于筒子楼,关于红烧肉,关于一张电影票,关于一个男人,如何辜负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故事的结尾,他这样写道:
“我用十五年的时间,才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我爱的人,已经不需要我的爱了。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多想回到那个蝉鸣的午后,在她决定拿出那二十万的时候,紧紧地抱住她,告诉她:老婆,别怕,钱我们再赚。这个家,我来扛。我妈的命,是命。你的心,也是。”
稿纸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
是我们刚结婚时拍的。照片上的我,笑靥如花。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
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钢笔写的一行小字:
“愿吾妻林岚,此生,平安喜乐,再无忧愁。”
落款日期,是他被确诊的那一天。
我抱着那个铁盒子,坐在地板上,哭得泣不成声。
原来,他什么都记得。
原来,他不是不爱,只是用错了方式。
原来,他最后的结局,不是为了解脱,而是为了成全。
他把他作为儿子的责任,用一套房子,十万块钱,彻底了断。把他作为丈夫的亏欠,用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他把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愧疚,都化作了最后那句“你就自由了”。
他以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安排。
这结局,真的很“解气”。
解了婆婆和陈建英对我所有的怨恨,因为她们得到了她们最想要的——钱和房子。
解了陈建国自己心中所有的枷锁,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清了所有的债。
也解了我心中那座冰封了十五年的山。
只是,山融化之后,我才发现,山下面,不是坚硬的土地,而是空无一物的深渊。
他把所有人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唯独,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恨的余地。
我看着窗外,阳光明媚。
我捏了捏手腕上那只莹润翠绿的镯子,冰凉的触感,依旧清晰。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陈建国也曾送过我一只镯子。是银的,很便宜。他说,等以后有钱了,就给我换个金的,换个玉的。
那只银镯子,早就在搬家的时候,不知所踪了。
就像我们之间,那些回不去的,岁月。
我站起身,走到阳台。那几盆陈建国买的绿植,被我妈养得很好,绿油油的,充满了生命力。
我拿起水壶,慢慢地,给它们浇水。
我知道,生活还要继续。
只是,我的心里,永远地,空了一块。
或许,这就是生活。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没有彻底的输与赢。只有一声叹息,和那些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看着他一夜白头的鬓角,十五年的寒冰,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但要融化,或许还需要另一个十五年。
而现在,他走了。连同那座冰山,一起,沉入了海底。
我自由了。
可是,陈建国,没有你的世界,我要这自由,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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