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文君,今年五十九岁。朋友们都喊我谢姐,说我活得通透,像个小太阳。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小太阳,不过是乌云见得多了,才知道哪一缕阳光最值得珍惜。尤其是在我这个年纪,经历了半生风雨,对于感情这东西,看得比年轻时更清楚,也更挑剔。所以当小区里那些热心肠的大姐给我介绍老伴儿,说那个退休的王教授如何儒雅,那个丧偶的张老板如何多金时,我总是笑着摆摆手:“谢谢啦,我现在过得挺好,有个人陪着呢。”
她们总会好奇地追问:“谁啊?藏着掖着干嘛?”
我便指指隔壁,半开玩笑地说:“我男闺蜜啊,老周。有他陪着,比找个老伴儿强多了。”
这话一出,总能收获一片意味深长的“哦”声,和几道带着揣测的目光。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一个快六十的寡妇,和一个六十出头的单身汉做邻居,还自称“男闺蜜”,这里面能没点什么事儿?可我跟老周,还真就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老周,全名周建国,是我二十多年的邻居,也是我丈夫生前最好的棋友。他和我丈夫同年,都是从一个厂里退休的。我丈夫还在世时,我们两家关系就极好。那时候,我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总会给他家送一碗过去;他家院子里的石榴熟了,第一个摘下来的也准是送到我家。老周的爱人走得早,是他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的。我丈夫心疼他不容易,总拉着他来家里吃饭,三个人,一壶酒,两盘小菜,能从天南聊到地北。
五年前,我丈夫突发心梗走了。那段时间,天都像是塌下来了。儿子远在国外,工作忙回不来,只有视频里几句苍白的安慰。偌大的房子里,空荡荡的,连呼吸都有回声。我整夜整夜地失眠,看着丈夫的遗像发呆,觉得这日子没什么盼头了。
就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是老周敲响了我家的门。他没说什么节哀顺变的大道理,只是提着一个保温桶,瓮声瓮气地说:“文君,我熬了点小米粥,你趁热喝点。人是铁饭是钢,总得吃饭。”
我看着他眼里的红血丝,知道他也是一夜没睡。我丈夫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心里也难受。可他却先想着来照顾我这个邻居。那一刻,我强忍的眼泪终于决堤。老周没劝,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门口,像一棵沉默的老树,等我哭够了,才把粥递过来,又默默地帮我收拾了客厅里乱七八tabular的东西。
从那天起,老周就成了我家的常客。他怕我一个人胡思乱想,每天早上都会在院子里喊我一声,约我一起去公园散步。他知道我丈夫生前最爱养花,就把我家阳台上那些快要枯死的花花草草都搬到他家去,一盆一盆地侍弄,等长好了再给我搬回来。他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帮我跟国外的儿子视频通话,调整角度,调试声音,比我还熟练。
我渐渐地从丧夫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生活也重新有了色彩。而我和老周之间,也形成了一种默契。我们是邻居,是朋友,更像是搭伴过日子的亲人。他家灯泡坏了,我过去帮他换;我家下水道堵了,他过来三两下就通好。我们一起去逛超市,他负责推车提重物,我负责挑选比价。周末的时候,我们会约着一起去爬山,或者去郊区钓鱼。他钓鱼,我就在旁边支个小马扎看书,岁月静好,莫过于此。
小区里的人都以为我们是一对,连我儿子视频时都开玩笑:“妈,你跟周叔要不就凑合过得了,他人挺好的,你们也能互相有个照应。”
我当时就笑了:“你懂什么,我跟你周叔现在这样,比做夫妻快活多了。”
儿子不解,其实很多人都不解。在他们看来,男女之间,到了这个年纪,不是夫妻,又能是什么纯洁的关系?
可他们不知道,恋爱和婚姻,对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负担。去年,在那些热心大姐的轮番轰炸下,我抹不开面子,去跟那位丧偶的张老板相了一次亲。
张老板六十多岁,自己开了个小公司,经济条件确实不错。见面地点约在一家高档茶楼,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腕上戴着一块明晃晃的金表。一坐下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的“丰功伟绩”,从年轻时如何白手起家,到现在公司有多少资产,儿子媳妇多么孝顺,孙子多么聪明。
我耐着性子听着,偶尔附和地点点头。他似乎对我的倾听很满意,话锋一转,开始“考察”我:“谢女士,你退休金多少啊?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家务活干得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家里得收拾得一尘不染,饭菜也得讲究个色香味俱全。我前妻就是这方面做得特别好。”
我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口气,淡淡地说:“张老板,我退休金不高,勉强够自己花。平时喜欢看看书,养养花,偶尔跟朋友出去旅游。至于家务活,我只做我愿意做的,饭菜也只做我喜欢吃的。我这辈子没给别人当过保姆,现在老了,更不想了。”
张老板的脸色瞬间就有点挂不住了,他可能没想到我说话这么直接。他尴尬地笑了笑:“谢女士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总得有个人多付出一点嘛。”
我放下茶杯,看着他:“那请问张老板,您能付出什么呢?除了您口中的那些资产,您能付出时间陪我散步吗?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我唠叨吗?能在我生病的时候,为我熬一碗粥吗?”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支吾了半天,才说:“我工作忙,哪有那么多时间搞这些小情小调的。但我可以给你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请保姆就请保姆。”
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他不是在找一个共度余生的伴侣,他是在用他的财富,招聘一个能照顾他饮食起居、还能装点门面的免费保姆。他所理解的“伴”,就是功能性的,是各取所需。而我想要的,却是情感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共鸣。
那次相亲不欢而散。回到家,我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老周听。老周正在帮我修剪君子兰,听完后,他放下剪刀,很认真地对我说:“文君,你做得对。咱们这个年纪了,图的不是钱,不是名,图的就是个舒心。要是找个人回来,还得伺候他,看他脸色,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一个人过,或者像咱们这样当个邻居,多自在。”
我看着他朴实的面庞,心里一阵温暖。是啊,自在,舒心,这才是晚年生活最宝贵的财富。
跟老周在一起,我从来不用伪装,也不用迁就。我们之间,没有经济的纠缠,没有家庭的琐碎,更没有“你应该如何如何”的道德绑架。我们只是单纯地互相陪伴,分享快乐,分担烦恼。
有一次我半夜突发急性肠胃炎,疼得在床上打滚。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远在国外的儿子,而是拿起手机给隔壁的老周打电话。电话刚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睡意:“文君,怎么了?”
我虚弱地说:“老周,我肚子疼得厉害,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你别动,我马上过去!”他“啪”地挂了电话。
不到一分钟,我的门铃就响了。他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趿拉着一双拖鞋就冲了进来。看到我蜷缩在床上的样子,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楼下跑。他的背算不上宽厚,甚至有些硌人,但我趴在上面,却觉得无比安心。
到了医院,挂号,缴费,找医生,他跑前跑后,忙得满头大汗。医生诊断后,需要输液。我就躺在病床上,看着他一会儿给我倒水,一会儿给我掖被角,眼神里的担忧和关切,是装不出来的。
输完液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他把我送回家,又马不停蹄地去厨房给我熬了一锅清淡的米粥。等我喝完粥,感觉舒服多了,他才打着哈欠说:“那我回去了,你有事再叫我。”
我看着他疲惫的背影,眼眶湿润了。我问他:“老周,这么多年,你一直这么照顾我,图什么呀?”
他转过身,憨厚地笑了笑:“图什么?就图老张在天有灵,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没让他媳妇儿受委屈,能安心呗。再说了,咱们是朋友嘛,互相帮忙不是应该的吗?”
朋友。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厚重,那么的温暖。
是啊,我们是朋友,是最好的“男闺蜜”。他懂我的所有脆弱和坚强,我了解他的所有固执和善良。我们之间,有比爱情更纯粹的关心,有比亲情更自由的边界。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他儿子谈了个女朋友,他心里没底,拉着我一起去“把关”。我以“阿姨”的身份,跟那个女孩聊了半天,回来后告诉他:“这姑娘不错,眼睛干净,说话实在,你儿子有福气。”他听了我的话,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再我儿子在国外的工作遇到了瓶颈,心情很差。我隔着屏幕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安慰。老周知道了,就找来很多励志的电影,陪我一起看,然后跟我说:“你把这些电影的名字告诉小远,让他也看看。男人嘛,遇到坎儿,得自己爬起来。你别太担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朴实的话语,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这样的生活,快乐而充实。我们不用去考虑再婚后财产如何分配,不用去应付对方复杂的亲戚关系,更不用为了迎合对方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给对方一个肩膀;在孤独的时候,给对方一个微笑。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让我们的关系充满了弹性和舒适感。
我常常想,或许,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最好的归宿,未必是一纸婚书的捆绑,而是一个能随时说得上话、帮得上忙的知己。恋爱,充满了太多的激情和占有,而激情过后,往往是一地鸡毛。婚姻,则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我们已经为家庭付出了半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经营一段需要处处妥协的关系。
而和老周这样的男闺蜜做伴,我们得到的是最纯粹的陪伴和最真诚的关心。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晚年时光,却不侵占彼此的独立空间。我们是生活上的盟友,精神上的知己。这样的关系,比那些所谓“黄昏恋”里的算计和权衡,要轻松快乐一百倍。
现在,我和老周每天依然一起散步,一起买菜,一起侍弄花草。小区里的人看我们的眼神,也从最初的揣测,变成了现在的羡慕。前几天,那个曾经给我介绍张老板的王大姐碰到我,酸溜溜地说:“谢姐,还是你命好,有老周这么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比我们家那个只会看电视的老头子强多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知道,这不是命好,这是我的选择。我选择了不将就,不妥协,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我用半生的经历明白了一个道理:女人的幸福,从来不是依附于某一个男人,而是源于内心的丰盈和独立。
夕阳下,我和老周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手里提着刚买的菜,我的手里拎着一小袋水果。我们聊着家长里短,聊着新闻趣事,偶尔会因为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晚风吹拂着我们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宁静和满足。
和老男人恋爱?算了吧。我更愿意和我的男闺蜜这样,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里,互相温暖,彼此照应,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得快乐无比。这,或许就是晚年最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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