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艺国际】郝继明（陕西）|| 青春期的萌动——读贺钰的小说《中学那七年》

▼青春期的萌动

——读贺钰的小说《中学那七年》

作者/郝继明

【作家/诗人风采】

★郝继明，笔名晓月、星空豪博。出生于1957年1月，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人。大学文化，退休中学高级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榆阳区诗词学会会员，榆林市作家协会会员。有散文、诗歌、小说、随笔和专业论文散见于《榆林日报》、《红石峡》、《陕北之窗》《横山文苑》等报刊杂志和《腾飞文苑》、《文海情雅》、《陕北诗刊》、《乡土文学》、《山水文苑》、《都市头条》、《三江文学》、《首都文学》、《诗艺国际》、《诗归客》等网络平台。大部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作品收录百度作者文库。部分诗歌收入《榆阳诗文》《诗典藏》、《诗潮流》等诗集。部分散文、小说被收入《胶东散文年选》、《黄海散文百家作品选》、《往日时光》、《粮安》、《九边花开》、《如梦令》等作品集。

【作家/诗人作品】

青春期的萌动

——读贺钰的小说《中学那七年》

文/郝继明

贺钰是榆林有一定影响的本土作家。最近读了贺钰反映学生时代的中篇小说《中学那七年》，对于我一个老教育工作者来说，触动心弦，让自己又一次回头看过去，思考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前景。就自己对这篇小说的认知谈一下感想。

一、环境的塑造力

窑洞、煤油灯与“1/2床铺”下的青春萌动 。小说开篇即以冷冽的陕北早春为底色，奠定了艰苦的生存基调。环境描写绝非闲笔，而是人物命运与心理活动的强大注脚。

1.空间挤压与生存哲学：窑洞宿舍的描绘令人窒息——“两张炕”、“十二个孩子”、“1/2床铺”（仅40厘米宽）。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极端压缩，更是个体尊严与隐私的剥夺。它塑造了孩子们“挤着活”的生存哲学：“谁还管得了宿舍条件好还是坏。何况，即使再不满意，也改变不了事实。”这种被迫的“适应”与“忽略”，是底层孩子在资源匮乏环境下的无奈智慧，也隐含了钟蕊桢后来对“苦”的认知——年纪小，所以能“忽略不计”。这种环境培养了忍耐力，但也可能压抑了正常的个体需求。

2.“大灶”与“煤油灯”：生活的仪式与精神的图腾：“大灶”的象征： 简陋的窑洞灶房，一顿正餐是“馒头+咸菜/辣椒油+热水”。这不仅指向物质的匮乏，更暗示了农村孩子离乡求学的艰辛。女生比男生更普遍选择这种凑合，微妙体现了文本观察到的“女孩比男孩更体贴父母”的早熟现象。“煤油灯”的隐喻：晚自习后的“晚自习”，弥漫着刺鼻煤油味。煤油灯是知识的微光，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微弱希望，也是他们对抗昏暗现实的武器。它象征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勤奋（学到凌晨一两点，清晨再早起）。这盏灯，照亮书本，也映照着孩子们被熏染的青春和沉重的未来。它与“1/2床铺”共同构成了这群住宿生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的具象化符号。

3.“教学楼”与“平房”：阶序与时代的投影：初中生在新教学楼，高中生还在灰扑扑的平房。这微小的差异，在钟蕊桢眼中已是“幸运”和“好时代”的象征。通过祖母讲述的战争苦难（涂炭灰躲山水洞）与父辈的艰辛对比，她构建了自己的“珍惜”逻辑链。这种纵向的历史比较，是支撑她在当下艰苦中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也反映了时代缓慢进步中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与满足感。

二、人物形象塑造

钟蕊桢豆蔻年华的理性堡垒与情感“惊蛰”。钟蕊桢是小说绝对的核心人物，她的心理轨迹是解读青春期的关键钥匙。

1. 早熟的“模范生”与坚硬的外壳。

目标明确：她深谙“知识改变命运”（培根名言的信奉者），目标清晰——考名牌大学，跳出山沟。父亲的教诲（“好好读书才有出息”）内化为她的核心驱动力。理性至上： 她对学习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系统方法（预习、温习、复习）。她鄙视“小学知识都学不会”的同学，认为天资和心性“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她崇拜文化人，看透体力劳动的局限（父亲劳作的微薄收入）。这份清醒甚至带点冷酷的理性，是她抵御外界干扰（包括潜在情感）的堡垒。

优越感与危机感并存：小学时的绝对优势在重点班（“全县尖子生”）被打破，强敌环伺（成绩差距极小）。这激发了她强烈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丝毫不敢懈怠”），但也强化了她“保持状态就能考清北”的自信。她认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包括青春期可能的情感波动。

2.对情感的“无知惧怕”与防御策略：旁观者的清醒与恐惧： 她观察到班里女生对男生的示好，惊讶于她们的“直接”，内心却不以为然，甚至对受欢迎的男生“无感”。她理想中的对象是“坦诚、率真”且“绝非凡人”。她对感情充满警惕，源于 堂姐的负面个例的警示:感情纠葛导致“半死不活”，是“浪费生命”的活教材。成为钟蕊桢 的压力。电视剧（琼瑶剧、武侠剧）中爱情带来的痴迷、颠覆、伤害，让她视感情为“灾难”、“复杂的事”、“一辈子纠缠”。形成了主人公幼小的心灵对“情感失控”的恐惧。“前程未定”，投入感情是“浪费光阴”，可能“互误终身”。说明文学、影视作品对人们的外在影响。由警示上升的防范。

刻意的“绝缘”策略：上学期，她采用“物理隔绝法”——避免课外在教室逗留，不过分表现。她天真地认为“只有避免接触才可以不发生感情”。这种压抑，如同“弹簧的伸缩原理”，为后来的强烈反弹埋下伏笔。她内心也隐约觉得这种压抑“不正常”，但不知如何是好。

三，故事情节的升华

“惊蛰”时刻的特意选择，为人物的青春萌动提供自然法则的前提条件，防范堡垒的崩塌与情感的洪流的倾泻。

导火索：郝维吉的足球意外砸中她，以及他“笑盈盈”、“连连道歉”的反应。这笑容被形容为“昏暗天空突然迸射出的一束阳光”，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力。生理的疼痛（头生疼）瞬间被一种莫名的情绪覆盖（“不好意思发火”、“异样的笑容”）。认知失调与自我审视： 她试图理性分析（对方道歉及时、爱运动没错），却无法解释自己的异常反应（明明头疼却开心？因为对方的脸？）。她立刻联想到“抛绣球”的比喻，意识到事件的非比寻常。

情感的确认与失控：美术课上郝维吉被选为模特，成为她无法移开目光的焦点。“一看入眼，再看竟入心了。” 自习课的心神不定、反复思量，最终迫使她承认：“钟蕊桢承认自己喜欢上了郝维吉。”这是她理性世界的“惊蛰”——沉睡的情感被猛烈惊醒，势不可挡。 这种青春期的躁动符合心理学表述的几个时期:青春期异性反感期、青春期异性向往期、青春期异性狂热追求期、青春期异性婚姻成熟 期 。钟蕊桢恰恰处于青春期异性向往期。

巨大的恐慌与徒劳的抵抗：承认喜欢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害怕”，“钻到骨子里”。她深知这与她的人生规划（读书、出息）背道而驰，是“无法把控的事”、“危险重重”。她尝试排解、控制、遗忘（“别想他了，忘了他”），甚至自我惩罚（“多想一秒都是罪过”），但“弹簧”猛烈反弹，越压抑越强烈（“越想控制，思绪反而泛滥了”）。郝维吉的存在感被无限放大（“目之所及全都是他”），她的学习状态（无法专心朗读、听课）、生活状态（失眠、头疼、食不知味、不洗漱）全面崩溃。日记里刻意省略名字，正是内心风暴无法平息的反证。 象征的深度： “惊蛰”节气（万物复苏，蛰虫惊走）的设定绝非偶然。它精准地隐喻了钟蕊桢内心被强行唤醒、无法抑制的青春情愫，如同自然规律般不可抗拒，宣告了她精心构筑的理性堡垒的失守。

四、时代背景

应试重压、城乡差异与沉默的青春背景（1995年陕北县城中学）赋予了故事更深层的时代与社会内涵。

1. 应试教育的铁幕：“重点班”、“龙虎榜”、“全班前十名”、“考北大清华”、“中考不考美术”、“最后都得过考试关”、“学习成绩还是衡量出息的标准”……这些词汇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学习是唯一的正途，成绩是唯一的标尺。在这种高压下，任何与升学无关的事物（如美术课、情感萌动）都被视为干扰甚至威胁。钟蕊桢的恐慌，部分源于她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情感对“正事”的潜在危害。

2.城乡差异的烙印：资源匮乏： 住宿条件的极端恶劣（窑洞、拥挤、寒冷）是农村教育资源短缺的直接体现。“租窑洞当跑路生”或母亲进城做饭才能校外住，反映了农村家庭支持系统的脆弱。身份认同与出路焦虑：钟蕊桢的“出息观”（跳出农门）是无数农村学子的缩影。她对高中部平房学生的“幸运”感，对祖母苦难的对比，都源于对自身“农村生”身份的深刻认知和改变命运的迫切渴望。这种焦虑是她自律的动力，也是她恐惧情感扰乱“正途”的深层原因。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叔叔 成了她心目中榜样和偶像。她立志要走出陕北的大山。

早熟与担当：作品中多次强调农村女孩的早熟（体贴父母、吃苦耐劳），这是生存环境使然。钟蕊桢的理性、克制乃至对感情的惧怕，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早熟和担当在青春期问题上的投射——她不允许自己“任性”。

3.沉默的青春与缺失的引导： 面对情感的萌动，钟蕊桢孤立无援。她无法向家长、老师请教（怕被怀疑、担心），认为“没有教科书”，也不敢与同龄人探讨（怕流言蜚语）。这种普遍的“失语”状态，使得青春期的困惑与挣扎只能在个体内心默默发酵、激烈冲撞，加剧了痛苦和迷茫。班主任关于“早恋”的训导是苍白无力的，缺乏对情感本身的理解和疏导。说明教育中缺失了青春期心理辅导、疏导的课程和环节。

五，艺术手法

细腻写实与象征隐喻的交织。

1.细节的真实力量：文本充满了极具生活质感和地域特色的细节：防寒服、绿围巾、白旅游鞋的穿着；腌咸菜、辣椒油就馒头、烤红薯的饮食；煤油灯、火炉子、羊皮褥子的用具；“1/2床铺”的精确描述……这些细节共同构建了一个可信、可感的陕北县城中学世界，让读者身临其境。

2.象征与隐喻的运用：“豆蔻”： 既点明钟蕊桢的年龄（十三余），更象征其含苞待放、欲说还休的青春状态。“惊蛰”：核心隐喻，精准对应情感觉醒的不可抗拒性与对原有秩序的冲击。“煤油灯”：知识之光、希望之火，亦是沉重负担与熏染青春的象征。“1/2床铺”：生存空间的挤压与个体需求的压抑。“弹簧”：形象比喻情感压抑后的强烈反弹。“球砸头”事件： 既是情节转折点，也是情感“撞击”与“破防”的物理象征。

3.内心描写的深度： 文本大量运用内心独白、心理分析（如对郝维吉的反复思量、对自身恐慌的剖析）、意识流（如混乱的梦境、断续的思绪），将钟蕊桢情感觉醒后的剧烈心理动荡刻画得淋漓尽致，极具代入感和冲击力。

六，小说的社会价值

青春期是孩子们成长的必然阵痛，也是时代的沉重赠。

小说呈现了一个陕北农村少女在1995年那个特定时空下的“惊蛰”时刻。钟蕊桢的困境，是青春生命律动与严酷生存环境、沉重时代期望之间必然碰撞的缩影。她的理性堡垒在情感的洪流前崩塌，并非软弱，而是人性本真的苏醒。这种苏醒带来的痛苦、迷茫与自我交战，恰恰是成长最深刻的烙印。揭示了青春期成长的必然阵痛与时代的沉重馈赠。

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生动描绘了个人情感的萌动，更在于它通过一个少女的内心风暴，折射出中国九十年代县域教育生态的诸多面向：物质的匮乏、应试的重压、城乡的差异、青春引导的缺失。钟蕊桢的岁月是在煤油灯与“1/2床铺”的夹缝中，在惊蛰的雷声中，艰难绽放的青春之花。她的挣扎与觉醒，是那个时代无数沉默青春的回响，提醒我们关注在宏大叙事之下，个体心灵在成长路途上所承受的独特重量与迸发的顽强生命力。这段往事，因其真实而残酷，因其细腻而动人，成为一曲献给那个年代、那片土地、那种青春的深沉的思考。

这篇小说值得当下疲于奔命孩子上学、升学、高考、就业的家长一读。也值得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教师一读。要遵循自然法则，正确引导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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