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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钟表修复师王津走入公众视野,他那句“择一事,终一生”的平淡自述,定义了真正的工匠精神。在故宫开放百年之际,我们来到故宫西北角的钟表修复室。见到王津师傅的时候,总觉得他亲切又熟悉,好像已经认识了很久。
岁月仿佛在这里凝滞,工作台依然摆满了沉睡数百年的座钟。然而时间终究留下了它的印记——王津师傅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眼睛比以前更花了”。“其实十年前也戴眼镜,度数没那么深,那会儿已经花了,现在觉得还有散光。好在零件比较大,不像小表那么费眼睛。”
这几年他已正式退休,又被返聘,工作重心“没太大变化”,带出来的徒弟也早已独当一面。他还是维持着几十年的习惯,清早出门,坐公交慢悠悠地来,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北京的公交不挤了,路上风景也变得悠闲。有时候赶上急活儿,还是跟大家一起赶到下午四五点才回家。
过去这两三年,钟表修复工作开启了新的篇章——走向雪域高原。经调研发现,西藏博物馆馆藏有大量钟表相关文物,品类丰富且形制多样。故宫博物院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签订了援藏工作框架协议。王津和同事们数次前往西藏,夜以继日地鉴定、修复,让几十座古钟表再度焕发新机。
在高原开展修复工作实非易事,王津与团队成员需克服缺氧引起的高原反应。“头天晚上住进宾馆,吸一晚氧气,第二天九点来钟去上班。每次待两三周,下次再轮换一批人。”当地收藏的古钟表零件缺损严重,“有的钟铃、音乐铃均已遗失,发条断裂,要补配齐全,进行精细修复和调试。
这项工作的核心收获,是团队在西藏惊喜地发现了与故宫院藏可能原属“一对”的钟表。王津举例道,西藏的馆藏钟表,有的机芯与故宫的藏品相似,零部件有缺损;而故宫的是内里完整,外壳缺损,通过比对,认为两件钟表很可能出自同一品牌,甚至本就是成对制造的,这为修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对照参考。紫禁城与遥远的雪域圣殿,因这些精密机械的彼此印证,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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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十年的另一个变化,是钟表修复室搬离了当年的小院。新的办公空间更大,格局舒展,灯光也亮了很多。“在平房的时候,屋里东西多,地方窄,中间一个大台子,四个角是工作台,也就六十平米的样子,屋里还有柱子。现在的办公空间,起码大了一倍,还添了新的设备。”
对很多观众来说,记忆还停留在小院。六十平方米的小天地,虽显拥挤,却盛满了春夏秋冬。王津的桌子紧挨着窗台,一抬头,四季尽收眼底。深秋,红透的柿子像小灯笼挂着,总有乌鸦来啄食;冬天,厚厚的积雪覆盖了院落,枝头挂着几个风干的柿子,天地间静得只听见落雪的声音。
最热闹是摘枣的时候。屋前那棵老枣树粗壮得很,大家伙爬到树上,用杆子一敲,枣儿便噼里啪啦地落下来,能装满好几个大麻袋。全部门的人都用大钢盆分着装走,办公室里摆上几盆,空气里都是甜味。吃不完的,由着风一刮扑扑地掉落,来得早的人捡起来放在窗台上,过来过去就拿走几颗。
现在游客都盼着北京下大雪,天空一有点零星雪花,立刻赶往故宫,去拍到最好的雪景。王津工作这几十年,扎扎实实遇见过几场大的。“那是八几年,雪深得快到小腿了,我们几个同事专门上景山照相。那会儿唯一的不方便就是相机太珍贵了,不像现在手机拍照这么方便。”
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兴起,“旅拍”成为新兴产业,故宫每天挤满“格格”“阿哥”们,每个展馆门前都有游客排队等待进入,百年大展更是每天排队到晚上。王津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文化自信,不再将传统视为束之高阁的标本,而是可以穿在身上、融入生活的美学。
不少学校邀请王津去讲座,“之前还害怕没人爱听,后来孩子们一报名,人还挺多,小报告厅不够用了,要换大厅。”王津话语中带着欣慰,真切地感受到,从稚龄孩童到银发长者,文化的种子正在各个年龄层生根发芽。他手中的镊子与齿轮未曾改变,但窗外世界已悄然完成了一场文化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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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津师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未来可能通过复刻文物,用复刻品动态展示,以保护珍贵原件,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传承思路。“目前 3D 扫描技术很成熟,比过去反复开模要精准,制作也便捷。复制的钟表可以展出,也可以让更多博物馆收藏展示。”
复刻品能实现原件难以呈现的观赏体验。比如只展示机芯,让观众看到“文物的心脏”——那些繁复的齿轮传动、巧妙的机械联动,是钟表最核心的机械之美。原件静默陈列,复刻品动态演绎,这对孩子们而言,是生动的机械原理课,也是最直观的文化传承。
王津师傅说,对待数百岁的精密机械,最好的保护是给予有节律的呼吸。“修好了以后要时不时动一动,机械需要适度运转来保持活力。”理想的情况下,修复好的钟表可以轮换展出,每件展品每月适度运行五到六次,这既是对文物的活化保护,也是对修复成果的最佳检验。
有些钟表完成修复后,经过短暂展出,又回到静默状态,王津也毫无遗憾。他倾注心血恢复的,不仅是走时功能,更是文物完整的生命状态。“原来是破损的,现在我们恢复了原貌。”每一次修复都是为文物“延迟生命”,哪怕暂时沉睡,但只要核心机能得以保存,未来任何时候被唤醒,都能运转如初。
王津的工作中存在三种“时间”:一是钟表本身的机械时间,二是文物经历的历史时间,三是他投入的以年月计算的生命时间。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他觉得自己只是陪伴了它们一小段时间。“我最深的感触是,有时修复一件钟表,发现它是师爷在几十年修过的,还有当时的老照片,就忽然产生了跟他、跟历史对话的感觉。”
假设钟表会说话,当它被唤醒,看到今天的时代,会说些什么呢?
王津师傅觉得:“对钟表来说,它看到的历史更长,经历了很多沧桑。它从前只被帝王观赏,有可能很受宠爱,也有可能被‘打入冷宫’,现在一睁眼,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它,不再只有皇帝和几个大臣能看到。”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想象,苏醒后的钟表,看到了成千上万游客热切的目光。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故宫的开放意义,和文物的修复意义,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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