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饮河诗社与华岩寺的甚深因缘》——道坚法师

试论饮河诗社与华岩寺的甚深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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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坚法师

烽火连三月，文脉系千钧。抗战烽火中，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成为全国政治与文化的临时枢纽，大批文人学者辗转至此，在国破山河碎的危急时刻，亟需以文化为纽带凝聚精神力量。饮河社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文人们以“鼹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淡泊坚守与文化自觉，以笔为刀、以诗为枪，在字里行间鼓吹恢宏大义、激荡同仇敌忾之心，成为唤醒民族大义的文化旗帜。而远离市区、藏于山林的华岩寺，不仅是躲避日军轰炸的天然庇护所，更因接纳政府机构、金融单位迁驻成为抗战文化的精神堡垒，为饮河社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土壤。二者的深厚渊源，在战乱与文脉的交织中愈发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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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河社的成立与阵容

饮河社的诞生，是抗战时期文人文化坚守的必然选择，其组织脉络与人员构成尽显一时之盛，成为抗战文化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成立始末

1940年，由章士钊、沈尹默、江庸、潘伯鹰等文化名流共同发起，取《庄子·逍遥游》“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之意定名“饮河社”，彰显文人在乱世中专注文脉、淡泊名利的情怀。社团发起的核心筹备工作，正是在华岩寺完成——1939年，西迁重庆的潘伯鹰、吴稚鹤、曾履川三人专程赴华岩寺联络已在此居留的陈匪石，此次会晤为结社埋下关键伏笔，华岩寺由此成为饮河社的策源地。社团成立后，江庸出任理事长，统筹社务，章士钊、沈尹默等核心成员则牵头雅集与创作，使社团迅速成为南社之后规模最大的旧体诗词社团。

▶（二）社员阵容与活动概况

饮河社的社员阵容堪称“群贤毕至”，汇聚了当时学界、文坛、政界的三百余位精英耆宿。其中既有陈寅恪、马一浮、吴宓等学界泰斗，谢无量、朱自清、俞平伯等文坛大家，也有乔大壮、陈匪石、许伯建等诗词名家，更涵盖了江庸这样兼具法学家与文人身份的跨界学者，几乎囊括了战时南迁文人的核心力量。

饮河诗社

华岩寺

社团活动以雅集为核心载体，频次密集且形式多样。除常规的诗词唱和外，社员们常围绕时局民生、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研讨，作品多刊登于《中央日报》《益世报》《世界日报》副刊，并结集出版《饮河诗叶》达一百多期，成为战时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而华岩寺因其安宁环境与文化氛围，始终是雅集的核心举办地之一，尤其在日军轰炸最剧烈的时期，这里的雅集从未中断——一次潘伯鹰、乔大壮、曾履川等在华岩洞山谷村肆置酒雅集，空袭警报骤起，众人却酒酣诗兴不减，以文人风骨诠释着“烽火安能废读书”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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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岩寺的避难价值与文化担当

华岩寺能成为饮河社的精神据点，与其在抗战中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其“避难所”与“堡垒”的双重属性尤为关键。

▶（一）天然庇护与机构迁驻

华岩寺坐落于重庆西郊山林间，远离主城区的喧嚣与轰炸威胁，独特的山谷地貌形成天然防护屏障，成为大轰炸时期最理想的避难场所。为支援抗战，寺院主动腾出大量房屋，接纳国民政府部分机构如经济部、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与天津银行等金融单位迁驻，在保障战时行政与金融运转的同时，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与社会环境。这种“政、金、文”汇聚的格局，使华岩寺超越了单纯的宗教场所，成为抗战时期重庆西郊的文化与社会枢纽。

▶（二）僧众的爱国情怀与文化热忱

华岩寺的僧众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爱国情怀，不仅组建僧伽救护队投身战地救援，更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文人学者，为文化传承提供支持。退居僧宗镜和尚便是典型代表，他热衷刻经印典，主动向来访文人出示珍藏文献，更牵头续修寺志、镌刻碑石，为文人提供了交流与创作的文化平台。这种“佛心映国心”的担当，让华岩寺成为文人眼中兼具安全性与文化温度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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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栖居与精神联结

华岩寺远离喧嚣，那份安宁与热忱，让饮河社核心成员纷纷在此定居或常驻，形成“以寺为家”的文化景观，《华岩寺志》对这些事迹的记载尤为详实。

张宗祥于1939年元旦携家抵渝，半月后因日机轰炸迁至华岩寺避难，与僧宗镜“一见相契”。当宗镜出示旧版《华岩备志》时，张宗祥直言其史料局限，力劝续修新志，二人遂共同投身续志、刻碑、题匾等工作。如今华岩寺志封面，便是他当年所题，钤印“张宗祥印”清晰可辨，其撰写的《华岩八景》《圣可和尚传》等更成为《华岩寺志》的核心内容。

乔大壮、许伯建则长期寄居寺中：乔大壮不仅在此潜心创作，更以精湛书法抄写《华严经》，手迹被宗镜珍藏为寺院瑰宝；许伯建因久居于此获“华岩才子”之誉，在寺中协助潘伯鹰处理社务，频繁参与与僧众的唱和活动。即便未长期寓居的社员，也与寺院结下深厚缘分——丰子恺多次赴藏经楼借阅《法华》等佛经，佛教智慧深刻滋养其艺术创作；时任第四区司令长官的陈匪石虽职司军政，却常赴寺中雅集，其咏寺诗词被《华岩寺志》收录，成为军政与文僧交融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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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岩禅意的创作滋养

华岩寺的山水景致与佛教文化，为饮河社的创作注入了独特灵魂，《华岩寺志》收录的诗作与碑记，正是这种滋养的直接物证。

寺院的自然景观为文人提供了鲜活素材。潘伯鹰在《庚辰九月十三日华岩寺纪游》中写道：“寺有退居僧宗镜，好刻经，以新刊寺志为赠”“古桂树二株，传圣可以前已有之，尤卓伟可观”，将天池夜月、古桂苍劲的景致与寺中文化活动融入诗行。张宗祥的《华岩八景》碑记则以文赋笔法勾勒寺院风光，与潘伯鹰的诗作形成文诗呼应。

佛教文化的浸润更让作品独具深意。乔大壮抄写佛经时习得的空灵意境，许伯建在《满江红·卢沟寇祸二周年》中“眼底国殇纷涕泪”的忧国情怀与佛法坚韧的交融，皆展现出文人以佛理纾解国忧的独特表达。文人们与僧众的唱和，更让“铸戈矛而御外侮，驱仇寇而振宗邦”的爱国主旨，与佛教慈悲济世的精神深度契合，形成饮河社诗作的鲜明特质。

从烽火结社的策源地到文人栖居的家园，从山水创作的素材库到佛理浸润的精神场，华岩寺与饮河社的渊源，是抗战时期“文化未死，国便不亡”的生动注脚。寺院以庇护所与堡垒之姿守护文脉，文人以诗词与笔墨之力传承精神，二者共生共荣，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朽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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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华岩寺

责编| 照 瑛

审核| 德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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