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最后贵族，大资本家郭标全家福，子女衣着讲究，颜值比明星

1947年，上海滩最后的贵族，大资本家郭标全家福，子女们衣着讲究，颜值比过明星。2年后，郭氏一家移居美国，只有四女儿郭婉莹留在原地。57年丈夫去世后，她独自抚养两个儿女，因为资本家小姐的身份，工资从每个月148元降到23元。子女长大后去了美国，而郭婉莹却一直驻守在上海直到生命的最后。
那年的永安百货灯火通明，南京路上人潮如织，郭家子女穿着从巴黎订制的呢绒大衣，脚踩意大利皮鞋，站在镜头前的神情，却并不张扬。
两年后，1949年，全家移居美国，只留四女儿郭婉莹一人，她转身走回上海街头，望着那幢熟悉的老楼，什么都没说。
她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旧金山落了脚，寄来明信片和美元汇票，她却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留在将要变天的上海。
没有人劝她留下，也没有人阻止她离开，她说：“我不是不怕苦，我只是想看看自己能走到哪一步。”
郭婉莹出生在远东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她的父亲郭标，是永安百货的创始家族成员，孙中山口中的“远东资本家楷模”。
在她的童年记忆里，西餐是每日的晚餐，钢琴声、外籍保姆和楼下的欧式橱窗是生活的日常。
她和宋氏三姐妹一样，都是中西女塾的学生，受的是旧式贵族教育，也读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
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不是洋娃娃，是楼下橱窗里挂着的那件红色斗篷，她问父亲：“我穿这个好看吗？”父亲笑着说：“你穿什么都会好看，婉莹。”
可这样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失去对现实的判断。
十七岁那年，她退掉了一门已经订下的亲事——对方是个银行家的儿子，家境门当户对。
退婚的理由只有一句话：“他送我一双玻璃丝袜，说是美国带回来的。我看着那丝袜，只觉得冷。”
她想找的，是一个有思想、有趣味的人，而不是一个家族标配的“门婿”。
1948年，她只身北上，考入燕京大学，学外文，她没有告诉家人，自己是偷偷报的名。
在燕大，她遇见了吴毓骧，林则徐的后代，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他温文尔雅，谈吐不凡，两人相识三个月，就举行了一场轰动整个京沪的婚礼。
婚后，他们育有一子一女，在上海安家。
但幸福是短暂的，1957年，吴毓骧入狱，两年后含冤而亡，临终前留下的遗言是：“照顾好孩子。”
郭婉莹当时站在他病床前没有哭，只说了一句：“你走了，我带他们活下去。”
从那一年开始，她从一个贵族千金，变成了一个单身母亲，她的月薪从148元降到23元，家产被抄没，14万元的债务压在她身上。
她带着两个孩子，搬进了七平米的漏顶小屋，上班时，她挑泥修路，刷马桶、搬砖，一双手变得粗糙结节。
那年，阳春面涨到了八分钱一碗，她每周只吃一次，当女儿问她：“妈妈，我们是不是穷了？”
她说：“我们只是换了一种生活。”
她从不诉苦，也从不抱怨。
她的儿女后来都去了美国，成了医生和工程师，她却没有走。
儿子跪在她面前：“妈，跟我走吧，美国什么都有。”
她摇头：“我不缺吃穿，我缺的是这片土地。”
八十岁那年，她一个人住在老洋房顶楼的阁间，没有暖气，自己梳头，自己做饭。
有人问她：“你后悔吗？”
她笑着说：“不后悔，要不是留在上海，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能对付所有事。”
她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1998年，她安详离世，遗体捐给医学院，不留骨灰。
她留下了一只铝锅、一只旧行李箱和两本笔记本，上面写着：“人可以没有财富，但不能没有尊严。”
郭婉莹的一生，是一把慢慢燃尽的火，她没有在最风光的时候离开，而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坚守。
她不是为了谁，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她只是觉得，一个人要活得像个人。
她不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但很多老上海人都知道她，有人见过她在弄堂里推着小车买菜，有人听过她在楼道里唱英文歌。
她好像从来没变过——不管是坐在永安百货的沙发上，还是蹲在水泥地上修水管，她都像一朵不开口的花，安静，却不折不挠。
“贵族精神”，其实并不是穿什么、吃什么，也不是有多少仆人、住多大的房子。
真正的贵族精神，是在风暴来临时不乱，是在苦难面前不低头，是在别人都放弃的时候，你还能撑住自己。
郭婉莹用她的一生，告诉人们：尊严不是靠金钱换来的，是靠选择和坚持活出来的。
她的父亲曾经站在南京路的橱窗前，对她说：“婉莹，记住，不管以后你身在何处，要记得我们是谁。”
她记住了，她用八分钱的阳春面，用七平米的阁楼，用一生的沉默，记住了。
郭家其他子女都在美国过着舒适的生活，孩子们读名校，有车有房。
有人问他们：“你们母亲怎么不来？”他们总是低头沉默。
直到后来，有人写信回上海，说：“她在那里，比我们在这里活得更像一个人。”
郭婉莹，这个宁愿刷马桶也穿旗袍的女人，用实际行动把“破碎人生过成诗”的勇气，刻进了上海的骨子里。
她不是传奇，她只是活得足够清醒，足够真实。
信源：界面新闻——郭婉莹：民国白富美的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