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阿最新进展!双方协定继续停火,等待会谈,百年恩怨能结束吗?
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谈论一下巴阿冲突的最新进展。巴以冲突、印巴冲突早已为人熟知,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巴阿冲突”却鲜少被深入剖析。战火重燃中,再次将两国长达数年的矛盾推向台前。根据最新消息,两国已经商定好要停火,先违反协定的一方就要受到惩罚。
10月9日至15日,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爆发大规模边境冲突。这场冲突并非偶然突发,自2022年冬季起,两国边境的摩擦就从未停歇。
据巴基斯坦政府统计,2024年该国遭遇500余起恐怖袭击及边境袭扰事件,较2023年增幅高达70%,其中超半数事件的背后都能找到阿富汗境内势力的影子。
今年春季,巴阿两国的矛盾从零星摩擦升级为直接武装对抗,战火在边境地带持续燃烧3个月,直至5月才勉强出现缓和迹象。
10月的冲突属于战火复燃,且烈度远超春季:阿富汗方面不仅发射火箭弹,更出动坦克部队正面推进;
巴基斯坦则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实施精准打击,并以大口径火炮覆盖敌方阵地。尽管两国官方均未公布伤亡数据,但从双方投入的重型武器规模不难判断,这场冲突的人员伤亡必然惨重。
10月19日,两国代表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停火协议,边境炮火暂时平息。但熟悉巴阿关系的观察者都清楚,局势远未到真正平静之时。
冲突的核心诱因仍深埋未除,边境地区的紧张态势也未得到根本缓解,未来不仅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周期,局势甚至存在进一步升级的风险。要理解这种“停火易、和平难”的僵局,必须抓住两国矛盾的核心焦点。
巴阿矛盾的症结可浓缩为三个字:“塔例外”。这里的“塔”并非当前统治阿富汗的阿富汗塔利班(简称“阿塔”),而是活跃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巴基斯坦塔利班(简称“巴塔”)。
尽管名称仅有一字之差,且二者存在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但这两个组织的崛起轨迹与政治诉求截然不同。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催生了大规模难民潮。数百万阿富汗难民涌入难民营,教育资源的匮乏让他们陷入精神真空。
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宗教团体提供了关键的资金支持,在难民营及周边难民社区开设大量宗教学校。这些学校不仅传授宗教知识,更在动荡中为年轻人提供了身份认同,为后来塔利班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1994年前后,阿富汗中部城市坎大哈的一群年轻宗教学生及他们的导师,以“反对腐败、终结军阀混战”为口号,武力驱逐了控制当地的军阀势力,夺取政权。
“塔利班”就此诞生,这个词是阿富汗普什图语中“塔利布”的复数形式,而“塔利布”的本意就是“学生”,直白体现了这个组织的起源属性。
阿塔的壮大,离不开巴基斯坦的关键支持。20世纪90年代,阿富汗内战持续多年,大量难民涌入巴基斯坦境内,给巴方造成沉重负担。
巴基斯坦政府迫切希望阿富汗实现稳定,于是计划在阿富汗各派势力中扶持一位“靠谱”的代理人。巴方选定的是阿富汗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此人亦是本·拉登的早期合作者,但很快发现其声名狼藉、缺乏民意基础,扶持计划难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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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崭露头角的塔利班进入巴基斯坦视野。这个以“净化社会、终结战乱”为口号的组织,在坎大哈周边逐步站稳脚跟,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1995年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开始向塔利班提供直接援助,从武器装备到战略指导全方位支持。在巴方助力下,塔利班于1996年成功夺取阿富汗全国政权,建立起伊斯兰酋长国。
但塔利班掌权后的统治,完全偏离了巴基斯坦的预期。这个组织奉行极端保守的治理理念,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不仅摒弃现代工业技术,更禁止女性接受教育、限制文化娱乐发展,试图将阿富汗拉回原始社会形态。
塔利班推行严苛的宗教律法,在国内引发广泛不满,反塔利班势力持续壮大。更致命的是,塔利班公开庇护本·拉登及“基地”组织,这种“引火烧身”的做法最终激怒美国,为其政权覆灭埋下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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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联合阿富汗境内的反塔利班武装发动反恐战争,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
阿塔核心成员被迫逃离喀布尔,大部分人藏匿于巴基斯坦境内或巴阿边境的偏远山区。这些外来者要在陌生土地立足,必须依赖本地势力,而与他们同属普什图族的巴基斯坦普什图人,自然成为了首要依靠对象。
要理解这种族群纽带的力量,就必须追溯普什图人的历史困境。作为南亚及中亚地区的古老原住民,普什图人如今总人口约7000万,却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反而在所在国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这种尴尬处境,源于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直接影响。当时英国控制着英属印度,俄国则在中亚扩张势力,两大帝国为避免直接冲突,将阿富汗定为“缓冲国”,维持其形式上的独立。
1897年,英属印度与阿富汗划定边界“杜兰德线”,这条线成为如今巴阿国界的基础。但划界者完全以殖民利益为出发点,根本未考虑普什图人的传统聚居区分布。
数千万普什图人被强行分割在边境两侧,从此成为“跨界民族”,为两国埋下民族矛盾的隐患。先看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人:阿富汗总人口约4200万,普什图人占比40%以上,虽是第一大族群,但未形成压倒性优势。
排名第二、三、四位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总人口与普什图人基本持平,且彼此间联系紧密,经常联合对抗普什图人的主导地位。
这种“主体不主”的族群结构,让阿富汗长期陷入族群博弈的动荡之中。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人处境同样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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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国总人口2.4亿,普什图人约4000万,占比仅17%左右,长期被人口占优的旁遮普人压制,在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中始终处于劣势。
这种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在阿塔流亡巴基斯坦后找到了宣泄口,普什图人从阿塔的崛起中看到了希望:既然阿塔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他们为何不能效仿其模式,为自己争取权益?
在这种思路驱动下,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以流亡的阿塔成员为“导师”,模仿其组织模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这就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
尽管与阿塔同出一源,但巴塔在组织架构与政治目标上有明显差异:阿塔拥有高度集中的领导层,从奥马尔教长到现任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
始终保持着对组织的绝对掌控;而巴塔虽有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实则由四五个互不隶属的派系组成,组织松散且内耗不断。
更关键的是二者的政治诉求不同:阿塔以夺取阿富汗全国政权为终极目标,而巴塔的诉求相对“务实”,仅希望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普什图人聚居区获得高度自治权,例如单独设立“普什图省”,由巴塔主导地方治理。
即便如此,巴塔的诉求也触碰了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因此巴政府始终对其采取强硬镇压态度。巴基斯坦军方多次对巴塔营地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其中2014年的清剿行动最为猛烈。
在军事压力与内部矛盾双重作用下,巴塔发生严重分裂,实力大幅削弱,活动一度陷入沉寂。但2021年阿富汗局势的巨变,让巴塔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巴阿边境的平静再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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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阿塔重新夺取阿富汗政权后,巴塔获得了“精神支撑”与实际援助,势力迅速复苏。巴阿两国的矛盾也随之升级,巴基斯坦认为阿富汗政府暗中支持巴塔,多次跨境打击巴塔营地;
阿富汗则指责巴基斯坦侵犯其主权,双方摩擦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2024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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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拉登德比”的背后,是殖民遗留的边界问题、跨界民族的权益之争,以及塔利班衍生组织的复杂博弈,这些根深蒂固的矛盾,注定让巴阿和平之路充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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