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干革命几十年，职务却只是一个班长，王震：我心里不舒服啊

1935年暮春，湘西山雨刚停，湿雾还缠在松林间，红二、六军团就在石门县北面的小坪山扎下营盘。军号未歇，山下已有百姓涌来送柴送米。就在这股人流里，关向应扫了一眼那位肩扛石臼、满脸胡茬的壮汉，顺手招呼王震：“那位黑壮子，看着像块好料。”这名壮汉便是向多本，四十七岁，比大多数战士足足年长二十来岁。

王震拉着他聊天，调侃一句：“这么大把年纪，还不在家喝糍粑抱孙子？”向多本却只笑：“没打出个太平，我抱孙子也不香。”一句憨话，将自己半生苦楚尽数搁下。家乡旱荒、亲人夭折、乞讨度日，那些灰暗过往在他看来已成尘土，唯有翻身得解才算未来。

新兵分编，王震本想把老壮汉塞进警卫连，想想年龄还是让他去后勤。谁料长征号角一吹，向多本挑着四十公斤石磨，跟着队伍越岭翻山。战士们啃炒面时，他守在灶口磨谷煮粥，汗水顺着脖颈滴进锅里。粮秣紧张，他常常半饱便起身干活，饿得眼冒金星也不吭声。行到夹金山脚那日，他终于饿晕倒地。卫生员掰开他牙关灌下一碗热汤，他醒来后一口见底，还夸“真香”。后来才知道，那汤是贺龙杀掉坐骑熬出的马肉汤，他捏着缺口瓷碗愣了半晌没说话。

长征结束后不久，已五十出头的向多本正式入党。枪林弹雨也轮到他——一次遭伏，他跟随连队冲锋，子弹擦破左臂，血肉翻卷仍死守阵地。指导员陈春林扯着他吼：“要活人，不要烈士！”才把他拖回了缺口外的林子。那条伤口到解放后仍时常渗血，雨天尤甚，可他只当旧患，不肯多提一句苦。

1944年，王震在南泥湾推广自给自足，向多本抡起九斤多的锄头，昼夜不停开荒，被评为劳动模范。谁知刚摘下稻穗，又接到南下命令，五千余人一路向华南突进。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堵，南下部队被迫折返。三伏天赤脚跋涉，草鞋早烂，他双脚溃烂流脓，只能靠两名战友架着。那一程撤退，从江西到湘南，前后六百多公里，数百人倒在山谷，再未抬头。能活下来，他说是“命硬”。

新中国成立后，转眼1951年冬，王震已在新疆军区任职，再见向多本，老伙计六十三岁蓄了白胡茬，照旧一个人。王震心里不落忍，回到家对王季清说：“老向连个热炕头都没有，我这心里不舒服啊。”没多久，王季清就把子弟学校缝纫员陈玉华介绍给他。婚礼极简，连请柬都没有，战友们凑了几袋面、一坛子葡萄干酒，算是贺礼。两年后，一儿一女相继出生，这位老红军终于在古稀前听到了牙牙学语。

生活安定，军衔评定也在同步进行。许多同辈早已身挂将星，而向多本档案上仍写着“班长”。组织上几度酝酿为他补报职务，他却坚持签字：“班长合适，别给我乱提。”有人疑惑，他解释得直白：“我文化低，当官怕误事。班长带七八个人，我能看住。”言语粗糙，却透出骨子里的清白。王震为此仍犯嘀咕，可也只能尊重老伙计的倔强。

晚年回忆那段岁月，向多本常说一句：“当年挑石磨，要是丢下，后面人就没饭吃。”旁人劝他休息，他不肯。村口老杨树下，总能见他教娃娃们绑背包、缝衣扣，讲长征路上的故事。场面简单，却比任何勋章都庄重。

一生班长，几十年风霜刀口，向多本未立显赫战功，却在锅灶、稻田、行军路上守住了初心。王震那句“我心里不舒服”更多是一种惋惜，而向多本的回答——“我这心里没鬼”——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革命不挑岗位，能干就干；官职无大小，干净最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