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医学人文理念走出“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医学人文领域深耕二十余年的王一方，虽身居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这个学术庙堂，但始终致力于破圈除魅，消弭雅俗隔阂，让医学人文理念走出“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化为普通人的生命智慧。

在他新出版的《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一书中，他结合临床案例与跨学科思考，剖析医学与人文的共生、共荣关系，为每个人如何面对生命困境提供了温暖的指引。

“穿内衣”的医学人文

上观新闻：作为知名医学人文学者，此次出版的新书和您之前撰写的《医学人文十五讲》《医学是什么》等著作有何不同？

王一方：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这个世界上有3种医学人文。这3种医学人文是基于医学人文在不同场景下的功能与受众来区分的，核心差异体现在“距离感”和“实用性”上。

第一种是“穿西装”的医学人文，它位于“庙堂之上”，有完整的学术范式，包括医学哲学、医学史、医学伦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穿西装”的医学人文，核心是探讨医疗领域里的深层悖论。比如为什么现代医学技术越来越先进、医生诊疗操作越来越规范，老百姓的抱怨却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忧伤反而更强烈？为什么临床上能有效缓解疼痛的药物越来越多，可大众对疼痛的敏感度和耐受阈值却越来越低？等等。这些悖论背后，其实是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的失衡，而“穿西装”的医学人文就是要从理论根源上剖析这些问题，为整个医疗体系的人文转向提供学术支撑。

第二种是“穿工装”的医学人文，它偏向政策导向下的实用实践，就像劳动时穿的工装，讲究“能用、管用”。比如近年来政策倡导的“人文医疗”，要求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关注患者的感受，而不只是盯着病灶；“人文医改”强调在医保政策、医疗资源分配中融入人文考量，让经济困难的患者也能获得有尊严的医疗服务；还有“人文教育”，要求医学院校在课程中加入医患沟通、生命伦理等内容。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医院管理中的人文渗透，比如在病房、诊室设计上考虑患者的隐私需求，在护理流程中增加心理疏导环节；也包括让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与西医的“精准医疗”相互协调，避免非此即彼的对立。这种形态的医学人文，目标很明确，就是解决医疗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改善医患关系，让人文关怀落地到政策和制度层面。

而我在这本新书里重点阐述的，则是第三种医学人文——“穿内衣”的医学人文。内衣的特点是“贴身、舒适、不可或缺”，对应的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的生命命题。

我们每个人都会思考自己的生命状态，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皱纹和白发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发出“我是不是老了”的感叹。而衰老又会导向残障，导向失能、失忆、失智、失意、失落、失尊等困境，会带来身、心、灵的震荡。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必然会体验各种各样的痛苦，最后面对死亡这个无法回避的人生话题。因此，这本书就按照衰老、失能、病痛、死亡这四个话题逐步展开。

过去我写的书，主要读者是医学院的学生和医生，但这本书面向的是普通大众。“穿内衣”的医学人文，就是要把宏大的生命话题，转化为普通人能理解、能感知、能运用的生活智慧，让医学人文从学术殿堂、政策文件里走出来，贴近每个人的生命体验。

上观新闻：这本书取名为“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有哪些东西是医生不会告诉我们的？

王一方：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现在医生太忙了。在诊室里，他们只关注形而下的问题，没法在有限的时间里与患者进行充分交流。而且，当前的医学教育重“知”轻“识”，许多医生掌握了大量疾病知识，却缺乏对生命的洞察力。这导致大部分医生都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他们关注“哪里疼、怎么治”，可以跟你交流病患中的困苦、普及健康知识，却无法和你探讨当下困苦背后的原因，更无法向你提供“怎么过好接下来的人生”的建议。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一些“医生不曾告诉你”的东西：一方面讲到了生命体验，包括看病的体验、陪伴病患的体验，一方面也带领大家了解一些苦难文学、疾病文学，带领读者超越生理、病理的视域，更多地思考当下和未来的生命刻度问题。

警惕“处方瀑布”

上观新闻：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们也在逐渐改变着对“老”的认知。您怎么看待衰老这个生命现象？

王一方：衰老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复杂的生命状态和个体体验，甚至可被视作一种“艺术”。它不局限于生理机能的衰退，更包含心理层面的认知变化与精神层面的状态呈现，是每个人生命历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核心课题。

上观新闻：在您看来，衰老是陡然发生的，还是缓慢发生的？

王一方：衰老是个体生命在某个阶段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累积性的、跟时间延宕相关的递进与转换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蜗牛蜷行的过程，但也可以给人一种过山车式的体验，时好时坏，忽高忽低。我很赞同两个隐喻，一是“天黑得很慢”，说的是退休后，要经历初老（65-75岁）、中老（75-85岁）、深老（85岁以上），前后超过20年；二是“天冷得很快”，就像深秋季节，一场雨、一次霜冻之后就进入寒冬，老人也会有这样的拐点体验，一次跌倒、一场感冒之后，身体机能就陡然下滑，前后判若两人，由健康、自理变成卧床、失能。

上观新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如何应对衰老？

王一方：现代医学应对衰老有两种策略和路径，一种叫治疗衰老，一种叫延缓衰老。治疗衰老是把它看成病；延缓衰老虽然没把它看成病，但是看到一种功能的退化，就尽量想办法延缓。

无论是哪种策略，现代医学对衰老的干预都存在“局部思维”局限，过度关注生理症状的治疗，比如针对衰老相关疾病的药物干预，却忽视衰老背后的生命体验与精神需求。

通常来说，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等在内的6种以上疾病，而每一个专科医生都会按照专科的治疗规范来给他开药。所以很多老人感叹自己是“药罐子”，医院里也经常看到一个老人拿着大袋子在药房窗口取很多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处方瀑布”。

因为基础病吃很多药，却忽视了过度医疗的风险，这是我们面对衰老时的一个很大误区。事实上，应对衰老需超越“技术层面”，结合生命哲学思维，引导人们从“对抗衰老”转向“与衰老共处”，同时强调医学应更多关注老人的精神状态与尊严，而非仅仅聚焦生理机能的修复。

上观新闻：具体而言，该如何保持积极的心态？

王一方：首先要主动接纳与适应，向自己强调衰老不必过度忧伤，而是将其视为生命的自然进程。调整心态，比如接纳身体变化、寻找新的生活乐趣、保持生活仪式感，在“每天变老一点点”的过程中，依然维持生命的质量与尊严。

衰老的应对关键在于精神状态，千万不要因衰老而自暴自弃，而是要像上海的“老克勒”那样。“老克勒”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腔调”。这群七八十岁的老人，即便退休多年，仍然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去街角咖啡馆品尝一杯咖啡，细读一份报纸。他们通过自律、自爱维持生活自理水准，维护自信与自尊，展现出“优雅面对衰老”的状态，是值得提倡的。

“咀嚼”病痛

上观新闻：很多人长期受困于衰老带来的病痛，但您却认为要“咀嚼”病痛，这是为什么？

王一方：因为疼痛是非常复杂的生命之道。疼痛是一个符号，对于我们，它不是侵略性的敌人，而是一种忠诚的警示信息。有了疼痛，我们相当于有了身体的预警系统。同时，疼痛也是一种智慧，借由疼痛，人们会反思生命：人生为什么要穿越痛苦？痛苦的彼岸是什么？

总之，疼痛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体验与基本困境，对于个人，对于亲密关系，对于家庭，对于社会，都是有意义的。痛苦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痛苦体验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唯有穿越痛苦，才能理解生命的厚重。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化用特鲁多箴言，认为对待病痛应该“有时去止痛，常常去抚痛，总是去关爱”。如何理解？

王一方：现在许多大医院都开设了疼痛门诊，事实上，自从发明了止痛剂，现代医学就接管了疼痛，使它有了可量化、可分级的指标，同时使疼痛成为可以管理的对象。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格外警惕陷入疼痛“管理”的误区，那就是过度依赖药物缓解疼痛，比如服用阿片类止痛药，容易成瘾。我就曾遇到过年轻女性因痛经而用吗啡止痛、逐渐成瘾的惨痛案例。因此，对于疼痛，不能只想着吃了药就能解决问题。尤其是对于原因不明的慢性疼痛（如老年人腰腿疼），单纯使用强效止痛药并非良策。而中医针灸虽不送药，却能通过刺激经络有效止痛，是值得借鉴的纾解方式。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点，从医生角度来说，倾听患者的“痛苦感受”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疼痛不只是神经末梢的反应，还是带意象的个人体验，理解患者的疼痛，才能真正帮助患者疏解病痛。

我在临床上碰到过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案例。当时有位肿瘤患者告诉我们，他痛得“把脑浆都吐了出来”。当时在场的所有医生都无法相信他的这一形容。脑浆与胃部并不相通，怎么可能通过呕吐排出？我们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胡说八道”。

可后来我查阅文献才发现，这位患者当时正在使用的抗癌药（比如环磷酰胺、顺铂这类早年被称作“野蛮”的化疗药），其毒性之强堪比“化学武器”。这类药物不仅会让人抱着马桶剧烈呕吐，还能穿透血脑屏障，直接改变人的行为与意识，引发一种特殊的“大脑空痛感”。有大量文献记载，用过这些药的患者，呕吐时往往伴随大脑的空痛感，那种主观体验确实让他们觉得像是“把脑浆吐出去了”一般。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作为秉持科学主义的医生，我之前的判断错了，患者的感受才是真实的——他所谓的“吐脑浆”，正是抗癌药损伤中枢神经后，对剧烈呕吐与大脑空痛的直观描述。

受科学主义、唯物主义影响，绝大多数医生都是通过实验室检查寻找病人疼痛的生理病因，如果指标正常则易忽视患者痛苦，认为是“无病呻吟”。只认“生理指标”，否定“主观体验”，必然轻视患者对痛苦的个性化描述。只有静下心来倾听病人的感受，才能实现“总是去关爱”的医者箴言。

生命的“华丽转身”

上观新闻：长期以来，中国人往往对死亡采取回避的心态，讳莫如深，其中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王一方：中国人通常对死亡这个话题是避而不谈的。这令我想到中国的“梅花文化”。中国人强调，即便身处苦难也坚持“傲雪挺立”“凌霜绽放”，却刻意回避死亡的必然性。而不像日本的“樱花文化”中，死亡并不被视为恐惧的终结，而是与“无常”“绚烂”“自然循环”有关的生命环节。

我把国人的一些对死亡的典型认知与行为状态归纳形容为“三鸟”。

一种是“鸵鸟”心态：似乎死亡是不谈论就不存在的，很多人抱有“亲人不病、好人不死”的愿望，总觉得亲近的人会永远陪伴自己，同时也存在“好死不如赖活”的固有认知。

第二种是“菜鸟”心态：因为从不主动面对死亡，导致对死亡知识极度缺乏，无法正确认识死亡。有些家属面对绝症患者时，仍然不捅破那层窗户纸，而是用骗和瞒的方式剥夺患者的知情权，加剧患者与家属的双重痛苦，错失了许多情感交流与安排后事的时机，也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

第三种是“惊弓之鸟”心态：既缺乏死亡知识，又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当死亡真正来临时陷入慌乱，只能盲目将一切交给医生，完全听从他人的意见。这种心态易引发医患矛盾，比如家属在亲人离世后，因毫无心理准备，会产生“为什么花了钱却没留住人”的愤怒，甚至因此爆发医患冲突。

上观新闻：该如何打破这种僵局，让大家正视死亡，有所准备？

王一方：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深对有关死亡的印象和思考。比如，宠物死亡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震撼，为宠物办葬礼其实就是一种死亡训练。年轻人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观看纪录片、电影，倾听他人的生命故事等，引发对死亡、对生命的思考。对于年幼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绘本的方式，带着他们一点一滴地了解。当前也有机构开办“死亡体验馆”，参与者通过种种环节直观感受到生命的消失，也是一堂特殊的死亡教育课。

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与亲友告别，都是理解死亡的契机。正如马尔克斯所说，亲人离世是“拉开直面死亡的窗帘”，当所有窗帘都拉开时，你就不得不直面死亡、思考生命。

上观新闻：在抵达“有准备的死亡”前，我们还可以有哪些作为？

王一方：现在有一个新生事物叫生前预嘱，它实际上就是提前把死亡相关的事想清楚、说明白、安排妥当。我建议每个人都要做生前预嘱，哪怕是健康的时候。生前预嘱可以聚焦于死前的医疗安排：要不要插管、要不要上呼吸机、要不要用高昂药物等。因为今天的医疗是技术化医疗，使用了各种科技，死亡过程可以拉得很长，所以我们要正确辨别——如果生命已经没有力量支撑，就不要用技术去拉长这个过程，这对患者很痛苦，还会耗掉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家庭财富，所以要尊重死亡的自然过程。

生前预嘱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安排自己的葬礼。自己安排葬礼，其实就是告诉世界，自己希望以什么样的状态“华丽转身”——从哲学角度看，生死就像一个旋转门，从当前的空间旋转到另一个空间去。我们每个人都要想一想，在这个“华丽转身”中，你想给世界留下什么？

不能只关注“一束光”

上观新闻：在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中，迅速发展的AI被寄予了很高期待。未来AI能够在医疗、养老领域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一方：AI有非常炫目的工具价值，能帮助残障者恢复部分功能，辅助养老。比如，最新的脑机接口技术有望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系统疾病，恢复大脑与身体受影响区域之间的沟通；又比如，外骨骼机器人能辅助行走，让关节受损者告别轮椅。同时，AI还能瞬间读取大量医疗文献，整合知识，加快医学知识的普及，成为人们求医问药的好助手。

但在我看来，AI是有“天花板”的——它永远是“认识”工具，而不是“生存”主体。它没有真实的体验：它知道疼痛，却没体验过牙疼；能模拟分娩，却没感受过母爱；能模拟死亡，却不懂“向死而生”的意义。它能在知识细节上丰富我们的认知，也能在操作层面提供干预方案，实现功能层面的替代。但所有这些都只停留在“功能层面”，而非“意义层面”——AI永远无法解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死亡的归途在哪里”。

即便给一个人装上最先进的外骨骼机器人，让他从步履维艰一下子健步如飞，但如果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念，就依然可能陷入虚无，甚至选择结束生命。因为衰老的本质是一个社会场域、生命意义不断“退缩”的过程：从活跃的、用工作创造自身价值的“社会人”，变成小范围社群中活动的人，变成只在家庭生活中具有存在感的人，再变成客厅里的“沙发土豆”，最终退化为卧床不起的人，如卡夫卡笔下“变形记”般的状态——从一个社会化的推销员，沦为动弹不得的“甲虫”，这是生命退行的必然结局，而AI无法理解这种“退缩”背后的精神荒芜。

上观新闻：这便又回到了医学人文的出发点——平衡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

王一方：人文是不可替代的。生命的真谛藏在文学的共情、艺术的表达、哲学的思考里，比如《剧院魅影》里的创伤记忆、画家弗里达的残障叙事、“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哲学追问。AI能帮我们“看得远”，但要“看得透”，只有依靠人文。

上观新闻：您曾经是一名临床大夫、当过医学编辑，后来在大学里讲授医学哲学。您投身医学人文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是什么？

王一方：在我看来，当前医学的最大问题是“光谱太窄”，只关注科学的“一束光”，却忽视了社会、心理、文化等其他维度。科学越发达，医生越容易陷入“管状思维”，只见局部，不见整体。

比如，现代医学过于依赖实证主义，凡事讲求“证据”——胃疼啊，做胃镜了吗？拉肚子啊，做肠镜了吗？有些患者的症状真实存在，但检查结果是正常的，医生往往就会忽略患者的体验，认为不成其为病。

当科学主义面临瓶颈，无法还原患者的真实体验时，有必要引入现象学与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倾听患者的故事，理解其主观体验，开展下一步的心理和病理的治疗与抚慰。

正如人类学强调“回到田野”，医学为什么不能回到病人的真实体验中？患者描述的“吐脑浆”“刀劈样痛”，就是最鲜活的“田野素材”。但当前的临床实践并非真正的“田野”，医生往往只问“头疼几天了”“今天加重了吗”，却不追问“怎么疼”“疼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将疼痛简化为一个抽象概念。

人类学的另一大特点是“不预设前提”。比如面对患者“吐脑浆”的描述，人类学不会先判定其荒谬，而是尝试理解背后的原因，尊重每个人的主观感受，推动医学发展，也推动人与疾病、苦难、死亡的对话。

上观新闻：要打破当前医学这种局限，就需要打破学科壁垒，拓宽视野。您在北大医学院开设医学人文课程多年，有何收获和改变吗？

王一方：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虽未直接命名为“生命哲学课”，但会在医学哲学、医学辩证法等课程中融入相关内容。生命哲学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或技能，而是培养“哲学站队”的能力。但由于未纳入考核，很多学生虽然觉得课程有意思，却因为学业繁重、学校重点考核“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技能”等原因而忽视这门课程。

但学生们的反应也常常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布置作业，让学生们就“为什么我们今天越来越长寿，对死亡的恐惧却越来越重”写600字的回答。作业交上来，许多同学洋洋洒洒写了6000多字。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有一次，我在大连做讲座，结束后，一个年轻人找到我，说：“王老师，我是北医毕业的。”他说：“实话实说，其实，当年您的那门课，我多次翘课。实验室里一有事情，我就不来上课了，只有一次我没有逃。现在毕业7年了，但就是这唯一一节课，主题好像是‘医学生如何拓展有品质的批评生活’，现在还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印象非常深。现在我在临床工作中比较重视实证以外的意象、意蕴、意义，注重正反合的哲学思辨，去追寻生命、健康、诊疗真相、真理至上的真谛，都是因为那堂课留给我的启发。”

这件事让我不禁感慨，对这些聪明的学生来说，不需要讲太多，就像盐一样，只要撒上一点点就能“开窍”。我相信那些课堂上关于生命哲学的探讨，会像一颗颗种子，早晚寻找到它们的生命意义所在。

《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

王一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标题：《让医学人文理念走出“庙堂”，飞入寻常百姓家》

栏目主编：王一 文字编辑：王一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