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结束后，74名人民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之后结局如何？

话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战俘最终遣返环节，有7604名人民军战俘选择留在韩国，另有74人选择前往中立国定居，此外还有2名人民军手中的韩军战俘也选择前往中立国。那么这74名人民军战俘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他们又过得怎么样？笔者就来简单介绍下其中的人与事。

朝鲜代表在劝说一名战俘返回朝鲜

据悉，这74名人民军战俘大都是一个个在联合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代表面前做去留决定的时候，逃离战俘营并请求作为中立国监管方的印度部队予以“保护”的，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曾为人民军中校的池基哲（지기철），他也同时是关押部分右翼战俘的第40号战俘营的营长。据悉，在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池基哲就经常对另一名人民军中校战俘、他在40号战俘营的参谋兼小队长朱永福（주영복）说，战后他想去中立国，不回朝鲜了。

据美军的战俘审讯记录显示，池基哲的哥哥是旧日军关东军的一名翻译，他本人亦曾在关东军炮兵部队服役。1945年12月，池基哲在中国东北加入朝鲜义勇军，到1948年2月已是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166师的一名连长。1949年7月，池基哲随部队返回朝鲜，并升任人民军第6步兵师团炮兵联队的少校大队长。与池基哲一样，朱永福在二战期间曾在旧日军唐山宪兵队服役，两人都担心自己旧日军的背景再加上被俘的经历，返回朝鲜的话会遭到清洗。

在担任战俘营营长期间，池基哲加入了效忠于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的右翼青年团体——大韩青年团，据曾任大韩青年团第40号战俘营支部部长的韩银松回忆，1953年11月7日，受雇于联合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两名韩国工作人员朴东赫、韩昇泰，在向池基哲传递委员会的指示时，带来了李总统的一号秘密指令：“第40号战俘营应秘密处决一切想要返回朝鲜的战俘，并使用无线电台接受韩国宪兵司令部的领导，组织抗议活动反对遣返说服工作，并提交请愿书。”

然而，第二天，这份秘密指令及地下电台就被看管战俘营的印度部队没收，并于11月25日作为韩国方面破坏最终遣返工作的证据提交给中朝联军方面，随后《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称池基哲和韩银松是第40号战俘营里的“韩国特务和杀人犯”。该社论还引用了从第40号战俘营里坚决要求返回朝鲜的人民军战俘文长洙的证词，将池基哲描述为是一个“会讲中文，喜欢悠闲地散步，与联合国代表和中方代表侃侃而谈”的家伙。

得到印度军队“保护”的人民军战俘

所以，对于池基哲这样一个曾效力于韩国特务组织、残害左翼战俘的右翼战俘头目，居然选择跑去中立国，即使是很多选择去中立国的人民军战俘也感到非常惊讶，一想到在战俘营里被他严格管教的日子，大家的拳头就忍不住邦邦变硬了。受池基哲突然逃跑的影响，作为其亲信，朱永福很快被韩银松关入第40号战俘营岗楼的地下室里，后者威胁要把他“丢到海里去”，称其和池基哲“搞乱了整个营地”。显然，韩银松似乎不打算让朱永福去见联合国代表了。

被关押在地下室的朱永福知道自己再不下决心，可能就要被永远“人间蒸发”了，于是他趁看守不备（也有可能是偷偷说服了看守），跑出地下室，并不顾铁丝网上锋利的铁刺，徒手爬出战俘营并向在战俘营外值守的印度大兵予以“保护”，为此他被铁刺刮得浑身是血。与朱永福一样以逃跑的方式跑出战俘营并要求去中立国的，还有第40号战俘营的姜锡根（강석근），以及在第78号战俘营担任炊事班长的金宽玉（김관옥）及其手下的11名人民军战俘。

除了池基哲、朱永福、金宽玉等出于逃离战俘营特务组织的控制、但又害怕回到朝鲜会遭到清洗而选择去中立国的战俘外，其他以公开做决定的方式选择去中立国的人民军战俘的理由也各不相同。比如曾在苏联学习音乐的原人民军中尉金时峰（김시봉），他声称自己“害怕选择留在韩国的话，以后就不能再出国了”，而他之所以这么想出国，是因为自己“想出国留学学习先进技术”，到时候“等自己五年学成后再返回韩国，不是更能取得成就吗？”

印度军队检查前往中立国的人民军战俘行李

在平壤综合大学读书时被人民军征召入伍的人民军战俘林益干（임익간），选择去中立国的理由也是想“出国留学”，不过据了解他的其他战俘后来介绍，林益干之所以不愿意返回朝鲜，似乎还有复杂的家庭因素在其中，他经常感叹自己是“妾室之子”，这或许导致他不愿再直面在朝鲜的家人。与林益干一样，选择离开祖国和故乡的人民军战俘孙天基也是出于个人原因，他介绍说：“我来自汉城钟路区第三街道（汉城的一个红灯区），如果我再回到汉城的话，恐怕没法像以前那样正常的生活了。”

而另一名人民军战俘玄东华的理由则显得更为“正当”，在战争中他的脸被炮弹破片划伤并有可能导致毁容，如果选择留在韩国，医疗资源紧缺的韩国方面肯定不会为他支付这样一笔治疗费用。所以玄东华希望能先去墨西哥把脸上的伤治好，再做一下面部整形手术，然后再“学习去做更多的事情”。

与金宽玉一起跑出第78号战俘营的李应勇（이응용）后来选择去了巴西，他的理由则显得更为真诚：“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朝韩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完全消除，如果朝鲜重新整顿军队，新的战争将会爆发，因为停火协议只是暂时的。届时我将被韩国征召入伍，而我在北方的朋友们也同样将走上战场，我不想和我的朋友们作战。何况我在韩国只有远房亲戚，没有近亲，而回到朝鲜又无法想象将遭遇什么，所以干脆去中立国吧。”

此外，宗教因素在前往中立国的人民军战俘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据统计，在决定前往中立国的76名朝韩战俘中，有至少26人是基督徒，其中包括毕业于平壤神学院的孟义淳，他在战俘营里还把三名难友姜熙东、姜锡根和文明哲发展为教友，这三人在定居巴西后都成为基督教牧师。曾打算成为一名牙医的人民军战俘李俊熙，后来自称“得到了神的启示”，也成为一名巴西牧师。

前往中立国的人民军战俘

1954年1月，包括12名志愿军战俘在内，一共88名朝鲜战争战俘随印度军队抵达印度，但朝韩双方仍未放弃对这些离境战俘的争夺。在中朝方面与印度的秘密接触下，1955年5月20日，姜学浩、李京烨、赵光林、金泰京及一名志愿军战俘被遣返回中国，印度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为了确保其他战俘能抵达他们想要前往的国家”，朝鲜方面则将此事宣布为一项重大外交胜利，并对外宣称，还有43名人民军战俘也想被遣返回国。

姜学浩，原名韩学浩，是人民军第7步兵师团2联队的一名少尉，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朝鲜义勇军，战前定居在新义州，已婚，有一个女儿。在抵达印度后，由于长时间生活在举目无亲的难民营，加上思念家人，才促使他最终决定返回朝鲜。1954年7月20日，在平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姜学浩声称一开始他就准备返回朝鲜，但由于不断遭到周围韩国特务的袭击和恐吓，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他才跑出战俘营并寻求印度军队的保护。

其他三名人民军战俘的情况是：金泰京，出生于1931年10月11日，曾在人民军第13步兵师团服役，战前居住在沙院里，他声称在最终遣返前夕，池基哲派出很多打手在大家身边巡逻，禁止战俘们私下交流，逼着大家参加抗议活动；赵光林，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平安北道宁边郡，曾在人民军第1步兵师团服役，他声称在被关押在战俘营时，如果胆敢公开谈论遣返回朝鲜，就会被俘管人员乱棍打死；李京烨，1918年出生于平安北道铁山郡，父母均已去世。

朝鲜方面随后又向滞留在印度的人民军战俘发来一些希望他们回国的私人信件，但此时战俘们已经完成了去向意愿的选择，所以最终只有另外两名患病人民军战俘被遣返回朝鲜。其中一人是1930年出生于江原道的金哲均，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且患有精神疾病，另一人是1916年出生于咸镜南道的林师顺，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由于身体原因，朝鲜方面未公开报道此二人回国的信息，也没有让他们出席官方新闻活动。

印度军官与拒绝遣返的战俘合影

虽然韩国方面也曾想向在印度的人民军战俘发放宣传品，但遭到了印度方面和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拒绝，理由是这些战俘已经是平民，华盛顿已经发来指示，不得干涉他们的去留问题。最终，截至1957年4月1日，剩下70名朝韩战俘的去留是：1956年2月4日，50人前往巴西，6人前往阿根廷；1956年10月18日，7名原定前往墨西哥的战俘也前往阿根廷，3人定居印度；剩下的3人则决定日后择日返回韩国（但最终只有2人返回），还有1人因车祸不幸去世。

从印度返回韩国的两名战俘，是1960年11月23日回国的李泽柱，1930年出生于咸镜南道，是一名钟表修理工；以及1962年7月19日回国的金凤国，1919年出生于平安南道，曾和池基哲一起在印度养殖老母鸡，但不慎摔断了大腿，后半辈子只能待在印度红十字医院里。由于印度医院里医疗条件比较恶劣，金凤国曾多次申请尽快将其遣返回韩国，但最终还是在回国仅三个多月后就因肝硬化去世。

还有两名前往南美的人民军战俘于1958年返回韩国，他们是：1934年出生于平安北道的郑承浩，17岁时被人民军强征入伍，曾服役于人民军534部队，抵达阿根廷后因会说英语而被安排在一户英国人家里做帮佣，但很快因为偷看主人家私事而被关入精神病院长达四个月；以及1936年出生于黄海道的玄鹤善，他回国后对记者说，无论他在巴西多么努力的工作，但生活仍日益艰难，因此最终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家乡。

朱永福

池基哲和玄东华原本都计划申请前往阿根廷，但最终却被阿根廷方面以“体检不合格”为理由拒之门外，据悉这可能是另一名人民军战俘朴相信从中作梗导致的。朴相信精通英语，是首批进入阿根廷的人民军战俘之一，在为其他人的翻译时，他因翻译失误而遭到了池基哲等人的辱骂和威胁。对此愤愤不平的朴相信便向阿根廷方面告密说，池基哲和玄东华是带着“任务”过来的左翼间谍。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池基哲后来向印度天主教会租借了15英亩土地，又从印度政府贷款了1万卢比（约合2000美元），从此做起老母鸡养殖生意，且规模越做越大，到1973年12月又涉足劳动力出口外包生意，通过向中东地区派遣劳务工，赚了不少钱，并迎娶了韩国驻新德里领事馆的一名女员工李信子。玄东华则一直在韩国驻新德里领事馆工作，并最终于1969年返回韩国。

而池基哲的老朋友朱永福，则在巴西生活了24年后，随其妻子的家人移居美国，但一直到2007年去世时，都没能获得美国国籍。1963年，朱永福还在韩国《东亚日报》上连载了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望乡》，1976和1990年，他还曾两次访问韩国，并见到了战争时期从朝鲜跑到韩国的姐姐、哥哥和弟弟。

而曾阻止池基哲和玄东华前往阿根廷的朴相信，则是一个经历离奇的韩国人，他于1925年出生于全罗北道，曾任美国军事情报局仁川分局特工和陆战一师随军翻译，1951年6月却因“个人情感”的原因被关入战俘营。1952年4月，朴相信从战俘营获释后，再度成为一名美军特工，结果在五个月后又被关入战俘营……前往阿根廷后，朴相信曾任当地电视有限公司进口部主管秘书，1959年化名彼得·E·卡拉比（Peter E. Callaby），携其阿根廷籍家人移民英国，此后下落不明。

晚年的成功人士池基哲

其他生活在印度的人民军战俘还有：曾任中队长的崔仁哲中尉，后来在韩国驻印领事馆工作，还娶了一名藏族女子为妻，病逝于2010年；曾服役于人民军第19师团的池信荣，后来搬去了西孟加拉邦，经营着一家汽修店；曾服役于人民军第5师团的李相洙，后来搬去了阿萨姆邦，同样是一名汽修工；曾服役于人民军第4师团的张基华，是一名天道教徒，后来娶了一名尼泊尔女子为妻，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

那么后来前往巴西和阿根廷定居电视人民军战俘生活得怎么样？据战俘们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南美地区普遍经济比较繁荣，当地居民对外来移民持宽容态度，如果能掌握一技之长的话，只要能认真工作，养活一家人还是不成问题的。否则，就会生活得比较艰难，比如之前提到的、曾在苏联留学学习音乐的金时峰，因为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过的十分贫穷和不如意，在同样是韩国移民的妻子返回韩国老家后，金时峰独自一人在巴西孤独地去世。

由于在巴西圣保罗已有许多日本移民在此先行定居，并因其良好的生活品行在当地享有较好声誉，使得和日本人外形相似的人民军战俘也能很顺利地融入当地社区，姜熙东、文明哲、李俊熙、李应勇、金宽玉、林益干等都娶了巴西和阿根廷本地女子为妻，孙天基等人则娶了日本二代移民为妻，朱永福、金时峰等娶了韩国移民为妻。

自1963年起，在韩国政府的安排下，一些退役军人及其家属陆续以农业移民的身份移民南美，金宽玉作为当时的阿根廷韩国移民协会会长，与阿根廷移民部门积极合作，为这些人的安置出了不少力，但这些人在取得定居权后，这些韩国移民开始排斥起金宽玉等战俘移民。上世纪70年代，朝鲜与阿根廷建交后，朝鲜外事部门曾数次秘密联系金宽玉请求合作，但都遭到其拒绝，金宽玉声称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右翼战俘，所以永远不可能再回朝鲜，但同时又表示他已经通过朝鲜方面和还生活在朝鲜的哥哥一家取得了联系。

2007年，阿根廷韩国人协会庆祝金宽玉移民50周年

与金宽玉一样，林益干也通过朝鲜外事部门收到了仍居住在朝鲜的父母和哥哥们的来信，但没有选择回复，所以直到他的父母去世，都不知道儿子已经定居在阿根廷。值得注意的是，林益干的二哥林承干在战前就生活在韩国，朝鲜战争中曾在韩军宪兵部队服役，不过林益干似乎对这段兄弟之情看得非常淡漠，2016年林承干访问了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林益干却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和二哥见面。

出身卑微的孙天基在移民巴西后，虽然娶了日本二代移民，但生活依旧拮据，此外他还经常为把父母、妻子和儿子丢弃在汉城而后悔不已。最终，在移民巴西35年后，懂事的日本妻子还是凑了一笔钱，购买了机票让孙天基的儿子一家和孙子飞来巴西，与失散多年的父亲短暂团聚。曾发展了三名教友的孟义淳，在晚年因思乡而变得精神不稳定，最终于1993年在韩国方面的帮助下，得以返回韩国定居，并与其家人团聚。

相比能返回韩国的孟义淳，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朝鲜义勇军的朴泰善则始终未能返回朝鲜，虽然他多次向朝鲜外事部门提出了申请，但都没有得到回复。为此朴泰善在每次和其他人民军战俘见面时都嚎啕大哭，声称死都想回到朝鲜，他甚至还给自己、妻子和儿子买了三口棺材，打算把一家三口的结局就这样安排好了。

2011年，林益干（左三）参加阿根廷韩国人协会成立45周年活动

2006年2月6日，在巴西王子塔酒店举行了纪念朝鲜战争右翼战俘定居巴西5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活动由巴西韩国人协会和韩国统一咨询委员会南美分会主办，协会相关干部、韩国驻圣保罗领事及人民军战俘家属约50人出席了活动，此后每年的2月24日都会举行类似活动。到2017年61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只有13个人民军战俘家庭及9名还能活动的战俘出席，第四次参加该活动的金宽玉表示，这也恐怕是其最后一次访问巴西，至此，这个历史遗留群体的消亡也终于进入了倒计时……